非正规就业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基于北京市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采用干预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加权模型,在控制了就业类别的选择偏差基础上,分析了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与非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合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中的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在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职业和工作获得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在控制选择偏差以后,非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显著低于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剥离户籍对就业机会、就业身份和就业保障的影响,是户籍改革的应有之义。     

城镇化过程中的成本与收益——基于流动人口的视角

利用2016、2017年流动人口数据,从流动人口个人"农转非"承包地成本和劳动力市场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农业户籍相较于非农户籍的成本及收益,并讨论了户籍农转非的预期净收益。研究表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相较于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更差,但农业户籍人口相较于非农户籍流动人口有着更多的承包地,地级市层面的承包地转租收入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如果将农业户籍与非农户籍之间的工资差异看作户籍转换的收益、将失去的承包地看作户籍转换的成本,户籍转换的流动人口个体预期将获得每年3200元的净收益。加快农业流动人口市民化,不仅有助于户籍转换个体预期收入的增加,还有助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加快经济的发展步伐。     

城市规模对劳动力工资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中国2017年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实证

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劳动力在不同城市规模下的个人特征、就业特征和流动特征分布现状,使用最近邻匹配法实证研究城市规模对劳动力工资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在一定范围内对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确实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当城市规模超过1000万人口规模,其对工资的影响效应将会下降.据此,为有效缩小劳动力收入差距,引导流动人口有序流动,提出破除城市间的生产要素壁垒、逐步放开户籍限制、促进城市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就业质量差异研究：现状、来源与成因

当前流动人口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已成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而在城镇化进程中,公平对待流动人口,缩小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就业质量的差距是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关键问题。文章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就业收益、环境、保障和感受四个维度构建了劳动者层面的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对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劳动者、乡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劳动者的就业质量进行对比分析和差异分解。研究发现：（1）流动人口的劳动者就业质量显著低于本地人口,乡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差距较大且逐年增大。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差距较小。（2）就业质量的组间差距主要来源于就业环境、保障和感受,就业收益的差异并不显著。（3）本地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差异主要是由中等就业质量人群的差异引起的。（4）人力资本是导致劳动者就业质量组间差异的最主要原因,但也有着明显的地区户籍分隔和城乡户籍分隔因素。文章的研究为流动人口政策制度提供了实证经验,也可为流动人口政策的评估提供参考。     

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化——基于城市特征与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在理论分析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市化影响的基础上，利用2015年240个城市特征数据与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户籍管制抑制了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是城市选择性吸纳高禀赋人口的重要制度工具。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促进流动人口自身稳定与家庭完整迁移，但基本公共服务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户籍管制的负向影响。研究结果还发现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与完整性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户籍管制制约了新生代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则有利于新生代流动人口与高禀赋人口的稳定与完整迁移。     

非正规就业流动人口住房问题及对策研究

现代城市发展的不断提速,给就业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就业者大量涌入城市给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造成了很多的问题。文章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流动人口展开论述,对于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进行重点分析,提出应对性的措施,促进城市非正规就业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解决,改善城市生活环境。     

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中国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逐步缩窄背景下,需要对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进行评估。通过构建一个劳动力多元化流动决策的分析框架,阐释户籍改革影响劳动力城乡再配置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一轮户籍改革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未放开户籍管制的城市相比,放开落户限制城市持有农业户口且在农村地区就业的劳动力减少了3.4%,该效应可进一步分解为持有非农户口劳动力比重增加1.9%,流动人口比重增加1.5%;户籍改革引致的落户门槛降低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在降低迁徙成本的同时提高了迁徙收益,促进了劳动力城乡间的再配置;城市财政压力、户籍所在地的农地价值、迁徙的心理与社会融入成本以及不稳定就业均会对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形成制约。拓展性分析表明,城市间落户政策差异引致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会进一步扩大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人力资本差距。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一线城市落户门槛,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释放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潜力。     

对城市政府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及社会治理的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指没有取得流入地城市户籍,又在流入地城市进行经济、社会等活动的少数民族人口.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大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持续流入城市;其推动城市发展的同时也给城市政府的治理带来了挑战.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相关权益保障是当前中国人口流动情况的现实要求.     

空间生产、管制与反管制——基于广州四社区“摩的”司机的实证分析

空间生产与空间冲突是国外社会地理学最重要的研究视角之一。本文以广州摩的行业为例,借鉴国外社会地理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的城市化解释体系、空间生产理论、城市增长联盟及城市政体等理论,对广州越秀区YT、BZ、HQ和SYN四社区开展研究。首先,本文对"禁摩"后摩的司机人口及时空特征进行考察,发现从业人口年轻化态势加剧,基于户籍的分异特征显著,兼业性明显,社会资本起重要作用。其次,剖析摩的司机空间生产的过程与逻辑,揭示出后金融危机时代流动人口正规就业向非正规就业转换的可能性,自上而下的经营性循环圈的形成及自下而上层面的空间适变性策略。最后,从空间冲突与管制视角对摩的行业权力政治结构进行分析,发现转型期中国城市灰色行业的管制联盟及反管制联盟正在形成。     

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基于流动人口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背景,选择农村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所提供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库,将城镇化水平指标和个体劳动者的户籍类型纳入分析框架,构造个体就业的计量模型,针对安徽、广东、河南等9个省份的调查数据,详细考察了农村流动人口个体层面的特征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子女数量等）以及劳动力市场条件（如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市场分割率、生活成本等）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影响,报告了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与流动,流动人口就业对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方面形成的压力与挑战,特别是农村流动就业人口的“非正规化”矛盾愈加突出,文章对改善农村流动人口就业环境也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希望对我国今后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工作不断完善能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转型期城市空间规模的决定因素——统一的单中心城市模型的理论研究与实证

文章根据城市土地经济学原理、结合我国城市特点构建了兼有"封闭"和"开放"特征的单中心城市模型,并发展了经典单中心城市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文章提出的本地性均衡概念弥补了现有理论的不足,有助于揭示城市户籍人口和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和居住模式以及城市用地特征.对中国630多个城市2003-2007年数据的计量分析显示,我国城市用地规模差异的88%可以被模型所解释.特别地,政府规划中较少考虑的城市收入、市内交通条件、流动人口对现阶段我国城市规模有显著影响.计量分析结果还表明,在控制了上述所有经济因素后,行政级别高的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城市使用了更多的土地.     

"城中村"非正规部门形成发展机制——以深圳市蔡屋围为例

非正规部门以其就业门槛低、方便灵活等特点成为城市边缘阶层就业和消费的主要部门,“城中村”既是城市低收入群体和流动人口的聚居区,也是非正规部门相对集中的区域。文章通过对位于深圳市中心区的“城中村”———蔡屋围的案例研究,探讨了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化、半正规化和正规化的三种发展过程及其形成原因和内在机制,指出由于现阶段“城中村”特殊的经济社会体系和管理体制以及非正规部门在城市发展中承担着为低收入人口提供就业和服务的特殊功能,城市政府应降低门槛,允许非正规部门以非正规化的形式存在,但应纳入管理;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非正规部门采取不同的政策,使之有序发展,最终步入正规化的轨道。     

厦门市流动人口分布研究

以福建省典型外销城市——厦门市为研究对象,分析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分布特征,结果显示,受历史因素影响,户籍人口呈现岛内老城区聚集度高,岛外均衡分布的态势;流动人口分布则表现了沿主要入岛交通干道或岛外工业园区聚集的特征。确保工业区与人口居住区的环境隔离,提升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教育环境将对各区协同发展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城乡劳动力就业差异研究——基于非正规就业视角

本文利用2002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和农村进入城市暂住户两份调查数据对非正规就业群体和正规就业群体间的就业差异进行了考查。结果显示：与正规就业群体相比,非正规就业群体获得白领的概率下降了15.67个百分点,这些差异中市场结构因素可以解释的部分达到了100.45%。与此同时,如果非正规就业群体与正规就业群体面临着相同的就业结构,非正规就业者从事白领工作的概率会上升8.85%。     

政府管制、就业质量与收入差距——基于流动人口数据的研究

通过将宏观层面数据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匹配，本文实证考察了政府管制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管制越严格，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越低，表现为就业稳定性下降、更难到正规就业部门就业和劳动收入减少，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进一步地，政府管制导致的就业扭曲不仅产生了流动人口内部的性别收入差距，还拉大了流动人口与城市户籍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代际差距的角度看，受政府管制影响，流动人口的低就业质量还降低了未成年子女随迁的概率，加剧了留守儿童问题。最后，地区劳动保护的加强与流动人口自身议价能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政府管制对就业质量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推进政府简政放权改革有利于继续释放“流动人力红利”,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和促进经济健康增长。     

深圳市非户籍人口服务管理问题探讨

深圳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非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与不断流动,一方面为深圳的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也对城市的可持续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非户籍和流动人口的管理是深圳市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面临的主要挑战,深圳市需要从城市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制定人口管理政策,创新人口服务管理模式。     

男孩偏好激励父代挣取更多收入了吗?——基于子女数量基本确定的情形

本文利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在子女数量基本确定的情形下男孩偏好对父代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拥有男孩能够激励父代更努力工作,并获取更多收入,但父代并不会随着男孩增多而形成更大的激励效应;男孩对年轻一代的父代的激励效应小于年老一代的父代;男孩对父亲的收入激励效应强于母亲;男孩偏好对三类人口家庭的父代激励效应由弱至强依次为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城镇本地户籍人口。尽管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步回归正常值范围,但男孩偏好对父代的经济行为仍能产生显著影响,这对我们认识男孩偏好的长期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尽快解决城市外来流动从业人员的养老保险模式及关系转续问题

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大批外来流动人口流人城市从业,与城市户籍从业人员一样为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情况比较复杂:有农村户籍并从农村前往城市从业的人员,也有具有城市户籍从其他城市前往某个城市从业的人员;有居住某个城市不足半年的非该城市户籍从业人员,也有在该城市已居住半年以上甚至几年、十几年的非该城市户籍从业人员;有在某个城市中被单位聘用并形成劳动合同关系的非该城市户籍从业人员,也有灵活就业的非该城市户籍从业人员;有在某个城市从事比较稳定工作的非该城市户籍人员,也有在该城市中从事不太稳定工作的非该城市户籍人员。     

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的变化:农民工的就业与工资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从就业进入、工资影响因素和工资歧视三个方面对2001年、2010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的变化进行研究。对农民工和城市本地劳动力教育回报率的比较发现,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大幅提高,与相同学历的城市本地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相似。农民工的工资决定机制与城市本地劳动力正在趋同。2010年农民工面临的就业隔离比2001年大幅下降,而且在各部门内部小时工资的歧视也大幅下降。然而,当农民工进入公有单位时依然受到较强歧视,就业隔离依然存在,因此,城市劳动力市场需要进一步健全,仍需规范公有单位的用工和招聘制度。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非正规就业及其在减贫中的作用

本文利用城市住户抽样调查数据(CULS),对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口的贫困进行了仔细的度量,结果显示,如果以家庭人均收入衡量,总体的城市贫困发生率达4.15%,而外来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为5.65%,较之本地居民高出1.8个百分点。尽管农民工在非正规岗位上就业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但他们仍然构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非正规就业的主要部分。对于处于收入分布底端的家庭而言,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收入,特别是非正规就业的收入对于减贫有着显著的作用。对政策制定者而言,这意味着在城市反贫困的进程中,应当充分利用非正规就业,而不是简单地将其正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