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区域生态补偿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对辽宁省各地级市和典型城市县(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补偿优先级(ECPS)进行了计算,从市和县两个空间尺度分析了辽宁省开展区域生态补偿的优先领域和补偿机制。结果表明:在辽宁省14个地级市中朝阳市应该率先获得生态补偿;对沈阳、大连、抚顺、朝阳4个典型城市中的各县区进行生态补偿优先级核算,4个城市中市区的补偿优先级均为最低,说明市区是生态系统服务的输入和受益地区,而周围县市的补偿优先级较高,是"生态输出"地区,其中新宾县的生态补偿优先级最高,应优先享受生态补偿。     

"一退两还"背景下黄土高原地区农户畜牧业行为与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以陕西省志丹县为例

“一退两还”即退耕还林还草,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的生态环境重建的重要内容。“一退两还”作为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不仅对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良好作用。本文以陕北黄土高原地区的志丹县为例,实证分析了“一退两还”背景下的农户畜牧业行为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得出了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是一项能够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的重要结论。这对黄土高原地区大力实施“一退两还”,不断加快结构调整,切实推进舍饲畜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扶贫长效机制研究

[目的]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内将生态补偿项目与扶贫战略相结合,是有效实现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双赢"目标的重要途径。基于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与扶贫的辩证关系分析,归纳目前在我国推进生态补偿扶贫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构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扶贫长效机制的对策建议,以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借鉴。[方法]运用文献分析法和综合分析法,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内贫困与生态环境、扶贫与生态补偿之间的关系进行辩证分析,并系统归纳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实施生态补偿扶贫所存在的机遇和挑战。[结果]贫困是生态环境退化的主要诱因之一,生态环境恶化又进一步加剧了贫困。生态补偿是扶贫的重要措施,但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补偿与扶贫的不断结合为生态补偿扶贫提供了新的机遇;法制监管和长效保障机制的缺失、各部门管理职责交叉,缺乏统一管理、市场化参与程度过低,公众补偿意愿不高、补偿标准难以确定,补偿方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对生态补偿扶贫的顺利实施造成了重大的挑战。[结论]应从不断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提供可持续的生计模式、兼顾公平与效率、大力进行生态修复和农村环境建设等方面构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扶贫的长效机制。     

从征地补偿和生态补偿的依据看征地生态补偿的内涵

征地补偿和生态补偿分别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要求,二者的依据表明,对被征土地必须进行生态补偿.     

国内外生态补偿实践对长山群岛生态区的启示

本文对国内外生态补偿实践进行分析和总结,并结合长山群岛地区的生态环境情况,运用文献研究法、经验总结法对其今后的生态补偿实践提出了:应完善生态补偿法律法规及配套设施,要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调控作用和市场"无形之手"的激励作用,将扶贫攻坚与生态补偿相结合,探索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模式以及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的监督和评估机制...     

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探讨

本研究在构建完整的生态补偿机制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我国现行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总结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的实践经验,探讨建立健全农业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的途径,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洪湖渔民禁捕生态补偿标准及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探讨

[目的]禁捕是保护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举措。渔民作为禁捕的受偿主体,如何给予合理补偿,激发其主动参与退捕的积极性,成为保证禁捕政策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方法]文章以效用理论为指导,依托实地调研数据,构建渔民受偿意愿的效用函数测定禁捕生态补偿标准,并通过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对渔民的受偿意愿进行分析,探讨洪湖禁捕生态补偿标准的合理性和影响渔民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结果]（1）禁捕补偿标准测算结果显示,参数估计结果为4.09万元/年,非参数估计结果为3.56万元/年;（2）两种方法测算的补偿标准每年相差0.53万元,非参数估计法能够直接反映出渔民的最低补偿金额,但测算出的补偿标准往往偏高。在长江流域禁捕的整个时期内,可将两个补偿额度作为洪湖禁捕补偿标准的动态调整区间;（3）在对禁捕有经济补偿的前提下,89.8%受访渔民表示愿意退捕,渔民的退捕行为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特征、生态认知以及禁捕政策的共同作用。[结论]渔民的生产特征和对禁捕政策的认知程度,是影响渔民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年龄较大、身体健康状况差、生存和生计方式多样化、生态认知程...     

关于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探讨

我国陆域资源生态补偿已经有所落实,而海洋生态补偿尚未进行.本文基于海洋为社会提供巨大的原材料和生态服务、为公众利益许多海洋资源经济价值不允许变现、海洋生态环境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沿海渔民"失海"严重等原因,提出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观点.其目的在于支持和鼓励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行为的同时,维持和发展社会经济.此外,文中还对海洋生态补偿的原则、对象以及资金来源等进行了探讨.     

中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构建与反思--基于各方利益主体的博弈视角

在分析生态补偿机制中各方利益主体决策行为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政策下两组核心利益主体的博弈模型,研究了相关利益主体行为的"可信性问题"和相关因素变动对主体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可信许诺"使得生态补偿政策难以达到预期效益,要使社区居民遵守"诺言",取决于查处概率和处罚金额两方面因素;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激励悖论"现象的存在,增加对企业的罚款从长远来看并不能真正抑制企业的污染行为,反而会增加当地保护区管理部门懈怠渎职的概率。因此,提出中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重构路径:以健全官员考核体系,加大惩处力度为基础;以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居民收入为纽带;以完善法律制度,创新监管机制为动力;以明确责任主体,疏通信息渠道为保障。     

对加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使用管理的探讨

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以来,国家已大幅度提高了对生态公益林补偿基金的投入,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在资金管理和运行环节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通过分析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使用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使用管理提出一些建议,为推进生态公益林建设提供参考.     

农业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建设研究——以苏州为例

[目的]农业生态补偿有两大基本原则,即污染者付费与受益者付费,我国以政府买单为主的实践方式不可持续,农业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构建有助于农业生态区域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方法]从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生态价值理论论证实施农业生态补偿的必要性,运用DPSIR模型阐述农业生态补偿产生的必然性。[结果]通过对苏州农业生态补偿实施情况的总结,发现苏州市在农田、水源地、湿地、公益林保护等农业生态补偿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政府主导的农业补偿模式存在补偿主体单一、补偿标准研究滞后、长效机制欠缺等问题。[结论]基于此,提出苏州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建设的思路:一是完善苏州农业生态补偿主体和方式的选取以及标准的制定,二是通过优化生态补偿资金支付方式与使用途径,将农业生态旅游、休闲农业等环境友好型产业纳入农业生态补偿的范畴,引导并推动其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三是从行政激励、法制建设、政策保障、氛围营造等方面完善苏州农业生态补偿保障体系,最终形成苏州农业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基于CNKI数据库的国内草原生态补偿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目的 自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后,为了深入了解草原生态补偿相关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客观反映相关机构、文献、作者的科研动向和影响力,通过分析得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并提出建议。方法 文章通过CiteSpace软件对CNKI数据库搜索到关于草原生态补偿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 （1）研究领域内发文量总体呈现先增长后下降趋势,2016年达到发文量峰值。（2）作者靳乐山、胡振通、孔德帅发文量较多,杨光梅、陈佐忠、李玉新等作者发表的文献对该领域学者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发文量最多的机构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总站,但作者、机构之间中心性较低,还需加强合作。（3）综合分析热点和前沿,主题词较少,研究范围较局限。（4）应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实践,加强理论研究,完善区域的草原生态补偿治理办法、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与制度体系等方面的研究。结论 拓展研究范围和深度,各地政府根据地区差异性对当地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相关进行探索完善,创新研究方法,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我国特色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提供参考。     

发达国家草原生态补偿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目的]草原生态补偿对维护草原生态安全,推动草畜平衡,促进农牧民增收和牧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发达国家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措施和实践经验,对促进我国草原生态补偿制度和政策的不断完善,实现草原保护与利用平衡具有重要借鉴作用。[方法]文章梳理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部分欧盟国家在草原生态补偿方面采取的政策、措施及实践,总结分析共性特点,借鉴有益部分提出我国草原生态补偿的建议。[结果]为促进草原生态安全,同时保障农牧生产者的利益,发达国家主要从资金、技术、市场（保险、税收）等方面开展了草原生态补偿,具有长期性、完善性、弹性和差异性、协调性、多元化、联合性、严格性等特点。[结论]针对我国草原生态补偿内容措施和标准较为单一（缺乏灵活性）、保障机制不健全、监管体系不够完善等问题,从发达国家经验中,得到提升法治地位、科学确定生态补偿制度、构建市场化多元化融资机制、健全监管体系和加强科技支持、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等对我国草原生态补偿发展有益的启示。     

西藏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生态补偿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维持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在我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采用西藏最近的森林资源清查数据，定量计算了西藏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并结合西藏森林资源状况和现行的生态政策，实证分析西藏的生态补偿制度，提出分阶段、分步骤地实施补偿的具体建议，为西藏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和补偿标准的出台提供科学依据。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财政政策研究

生态补偿机制是为了控制环境破坏而建立的约束制度,包括生态补偿类型,生态补偿方式,生态补偿责任,生态补偿法规、制度、政策等。黑龙江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面临着缺乏法律保障、排污费征收标准过低、环境违法处罚标准过低,企业将环境治理成本转嫁给政府等问题。根据黑龙江省的情况,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完善相关财政政策和保障措施,惟如此,才能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森林生态补偿方式运行实践探讨

现阶段建立长久有效的森林生态效益经济补偿机制已成为推进中国林业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性措施,并受到政府及广大学者的高度关注。文章阐述了中国森林生态补偿方式的运行现状,重点分析了现阶段国内森林生态补偿方式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认为完善政府财政支付体系、制定科学的补偿标准、明晰产权机制以及与市场化补偿相结合是未来森林生态补偿的发展方向。     

福建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绩效棱柱评价

基于绩效棱柱法与专家评分法,从农户满意度、政府贡献、政策战略、政策流程以及政策执行能力5个方面设计了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效果评价指标,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这些指标权重与补偿政策执行效果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农户满意度、政府贡献、公正的政策、公开的政策等项目水平"一般"甚至"较差",是导致福建省现行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效果综合评价结果 "一般"的重要原因。据此提出完善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的政策启示。     

基于农业科研成果推广效应视角的农业 科技推广人员工作积极性分析

[目的]通过确定基于乌鲁木齐耕地资源综合价值的征地补偿标准并与现行标准进行比较,以期为当地后期耕地征收补偿提供借鉴与参考.[方法]基于乌鲁木齐市耕地资源综合价值将耕地征收补偿标准的构成分为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以及生态价值,分别采用收益还原法、影子价格法与成本替代法、条件价值评估法对其进行测算,并对基于耕地资源综合价值的征收补偿标准进行实证分析.[结果](1)从农户与集体角度,基于耕地综合价值的征地补偿,能使农户获得的征地补偿金提高,从37.92 万元/hm2提升至了306.97万元/hm2,为现行标准的8.10倍;(2)从补偿范围角度,基于耕地综合价值的补偿标准,兼顾了征地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补偿,分别提升至了299.43万元/hm2、10.25万元/hm2.[结论]文章创新构建基于耕地资源综合价值的征地补偿标准,充分考虑了耕地资源具有的社会、经济、生态价值多重效用,不仅计算了耕地资源对于农民的就业价值和农业产出价值,也重点体现了耕地资源对于农民具有的社会保障效用和生态安全效用.     

退耕还林高质量发展生态补偿机制创新实现路径

通过分析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现状,阐释了退耕还林可持续性问题与破解思路,归纳了退耕还林工程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农户生计变化与福祉保障等方面的影响,进而提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户福祉交互耦合实现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机制创新路径。未来的研究需要紧密结合"十四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区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与森林生态补偿制度创新需要,关注退耕农户福祉改善的迫切需求,厘清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退耕农户福祉变化的内在联系,明确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户福祉交互耦合的退耕还林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生态补偿标准形成机制与对象的空间选择机制,推动退耕还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能力有效地转变为现实而长期改善人类福祉的能力,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演化博弈研究

根据演化博弈理论,构建动态演化博弈模型,探讨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生态补偿过程中各利益主体在有限理性条件下的利益驱动、决策行为和依据以及主体间交互作用下的演化稳定策略,分析在不同情境下影响林农和地方政府演化博弈均衡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两大博弈主体的策略选择和策略演化方向依赖于初始状态及其演化路径,并与博弈矩阵的参数有关;地方政府的行为决策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可持续性;作为项目的直接实施主体,林农的积极性与响应度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效果。因此,应该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激励机制,构建政府主导、林农参与的环境保护工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