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我国多维度贫困测算及其分解

采用Watts多维度贫困指数,从收入、知识和健康三个维度对我国转型时期多维度贫困进行测算,并进行夏普里分解的测算结果表明,1990-2003年我国多维度贫困出现大幅度下降,其中,收入贫困下降最多,健康贫困下降最少。另外,在整体义务教育水平提高的同时,部分人口教育年限却在下降,说明教育发展很不均衡。运用多维度方法测算贫困,便于人们识别贫困人口在不同维度上遭受的痛苦,并为政策制订者制订更具针对性的差异化和组合式反贫困政策提供依据,提高反贫困政策的瞄准效率。     

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测算、结构分解与精准扶贫

贫困的多维福利剥夺程度高低和持续时间长短是近年来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政府制定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文章综合Alkire和Foster(2011)提出的多维贫困测算方法和Foster(2009)提出的长期贫困测算方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指数和暂时多维贫困指数,实证分析了中国的贫困状况,并进行了城乡分解、指标分解和区域分解.结果发现:第一,样本家庭在多维视角下的长期贫困比例要高于暂时贫困,这与单一地从收入角度来分析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的结论恰好相反;第二,对于所有类型的贫困而言,教育年限、医疗保险和健康的贡献度都排在前三位,但健康对于长期贫困人口的贡献度要明显高于暂时贫困;第三,总体看来,农村的多维贫困程度不仅高于城市,而且很多指标的贫困持续时间也要高于城市;第四,从四大区域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长期多维贫困程度要高于东部和东北部地区.     

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视角下中国农村家庭致贫机理研究

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关联性,并依据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双重识别标准下农村家庭的不重叠性,从家庭人口特征、生产经营特征、资本特征、社会关系特征和村庄地理环境角度,对农村收入贫困家庭和多维贫困家庭的致贫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1)土地流转、当地医疗卫生条件越好,越利于两类家庭摆脱贫困;(2)土地面积、组织成员、当地教育条件、地区类型对于两类家庭具有相反的影响;(3)劳动力人数、户口类型、家庭经营、住房拥有情况仅对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地位、地貌特征仅对多维贫困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未来扶贫工作应该针对不同类型家庭的致贫因素采取差异化的扶贫方式.     

基于国际比较的中国消费视角贫困标准构建研究

我国农村贫困标准是基于收入视角的绝对贫困标准,世界银行制定的贫困标准属于消费视角的绝对贫困标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贫困标准属于收入视角的相对贫困标准。基于CHNS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基于不同视角贫困标准测度的我国农村贫困程度差异很大,对不同视角贫困标准进行简单数量关系转换和基于边际消费倾向推算后的对比并不严谨,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的标识指标也存在缺陷。基于消费视角构建贫困标准和扶贫标准存在诸多优势和可行性,可分阶段推进该项工作。     

2010—2016年中国多维贫困动态分析——基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反贫困实践的深入推进,收入维度下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得到大幅改善。但是一方面通过收入贫困线测度的贫困发生率不能完全反映出中国反贫困政策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导致地方政府过度追求脱贫数量,而忽视脱贫质量。从多维的角度对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测度,有助于有效克服以上两个问题。文章沿用全球多维贫困指数的分析框架,基于CFPS的历年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总体多维贫困状况的动态变化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的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发生率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贫困强度的变化却不明显;整体上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但是适龄儿童辍学率却出现了大幅上升;另外,安全饮用水和炊用燃料对于总体贫困的贡献也较高。     

贫困标准及全球贫困状况

贫困标准是用于测量和识别贫困人口的重要工具。收入贫困一直是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贫困标准。以收入标准定义的贫困线,一般包括满足家庭基本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货币支出。世界银行用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收入贫困线定义了世界贫困标准。收入是实现脱贫的重要工具,是衡量贫困的重要代理变量,但并不能全面反映真实的贫困状况。人类发展指数旨在弥补收入标准的不足。虽然人类发展指数对收入标准作了重要补充,但仍不足以反映人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情况。为此,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理论,Alkire和Foster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数,以更加全面地反映贫困人口的多维度被剥夺情况。《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公布了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多维贫困状况。多维贫困指数包括了反映环境贫困和资产贫困的重要指标。收入标准、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三种方法,对加强我国贫困监测,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农村人口贫困变动研究——基于多维脱贫指数测度

本文通过多维贫困识别方法构建相应指数,提出了在返贫和脱贫不同方向上对多维贫困的变动进行分解的思路。同时,用2010—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收入依然是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的主要维度,但在改善收入贫困的同时应该防范健康维度返贫的风险。第二,农村人口的多维贫困状况在不断改善,但是由于返贫的影响,脱贫的效果受到了较大削弱,因此在注重脱贫的同时,不应忽视返贫的风险。第三,持续贫困人口贫困状况虽然后来有所改善,但是2012年的恶化状况提示我们对于暂时未能脱贫的人口,还需要采取措施缓解其贫困状况。     

精准扶贫视角下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瞄准性比较

本文以国家卫计委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为基础,采用收入贫困和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对农民工的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度和识别,并从多个角度对测度识别结果开展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测度识别方法在贫困瞄准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收入贫困的瞄准性存在局限,难以全面、真实地反映贫困的全貌和内涵,多维贫困识别能够弥补单维收入贫困识别瞄准性不强的短板,如果将收入维度纳入多维贫困识别矩阵,则能够显著提升多维贫困识别的覆盖率并降低对收入贫困的漏出率。因此,在中国现阶段的扶贫实践中,精准扶贫效率的提升要求我们要充分运用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测度方法,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多维贫困识别体系,增强对贫困发生维度的瞄准性,有效提升精准扶贫效率。     

我国农民工福利贫困测度及精准扶贫策略研究

精准扶贫策略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物质贫困的单一视角,而应突破以劳动报酬和消费为贫困衡量标准的传统方法,引入多维贫困研究理念,构建多指标的贫困衡量体系.福利贫困作为多维贫困中的一种潜在的贫困,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及复杂性,在实践中需要纳入扶贫减贫的视野并加以重视.通过运用AF方法对农民工的福利贫困进行综合分析发现,不同维度的福利贫困所反映的问题并不完全一致.对于中度的福利贫困而言,我国新农合和新农保的福利保障程度仍然较低,而在重度贫困下,社会保险和看病问题成为农民工福利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在实践中我国应当以消除福利贫困为重点,积极推进精准扶贫.     

转轨时期中国应对国际反倾销战略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1996-2007年国际对华反倾销以及中国相关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将中国应对国际反倾销与经济转轨阶段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战略问题的关系进行澄清.结果表明,中国市场化程度越低,国际对华反倾销的次数不升反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必以国际对华反倾销为转移;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额的逐年增长对于减少国际对华反倾销并无明显帮助,加工贸易和贸易竞争力对减少国际对华反倾销作用明显,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仍要坚持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断改进;中国对外反倾销对国际对华反倾销形成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增加并没有减少国际对华反倾销的次数,其威慑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     

中国城乡老年人口多维贫困测度及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CHFS数据库中个人和家庭数据,补充信息变量对中国老年人口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对比了老年人口多维贫困的地区差异,分析了不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水平对老年贫困的减贫效应。实证研究表明,随着信息手段的不断深入,信息贫困呈现更显著的特征,信息维度对老年人口多维贫困的影响超过了传统贫困中的收入、资产、健康、消费和心理维度。在减贫效应方面,城乡居民养老金能够有效缓解收入和资产贫困,而城镇职工养老金对六个维度的贫困均能起到有效缓解作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对于老年人口资产、收入、心理维度的减贫作用显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则能够有效缓解六个维度的贫困。因此,随着中国老龄化的不断深入,应更加关注老年人口的物质贫困与非物质贫困的关系,尤其是扩大信息维度带来的减贫效应,同时对于城乡居民和职工两类老年群体,实施针对性的社会保障政策。     

中国财政再分配与减贫效应的数量测度

中国正致力于践行共享发展新理念,测算现行财政再分配体系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减轻贫困,从而实施更为"精准"的财政再分配,是关键一环。本文拓展了传统财政再分配分析方法,将财政收入端和支出端纳入统一研究框架,基于CFPS2012入户调查数据和投入产出表,构建居民收入核算账户,运用标准财政归宿法,测算出中国居民的财政净受益;采用"匿名"与"非匿名"评价指标,综合测度了"一揽子"财政工具的再分配和减贫效应。结果显示:中国财政分配体系对市场分配整体上呈微弱的正向调节效应,财政体系整体使全国基尼系数下降了4.06%,其中,基本社会保险、公共服务、转移支付和直接税的边际贡献分别是2.48%、2.34%、1.75%、1.19%,而间接税的边际贡献为-1.57%,起逆向调节作用;中国财政再分配工具具有显著减贫效应,财政再分配使全国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均下降20%以上,其中,支出端具有"济贫"性,收入端的间接税具有显著"劫贫"性。总体上,弱累进财政再分配体系甚至逆向调节的财政再分配工具,与共享发展存在矛盾。实现共享发展,迫切需要重构"精准"财政再分配体系,加快构建以税负归宿公平和公共支出受益归宿公平为核心的现代财政制度。     

转轨时期的经济增长原理--基于转轨实践、中国的样本和经济史的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认知基础的完善和人类发展的经济史分析深化对转轨时期经济的研究。得出的主要观点有：第一，体制转轨与成长转型是转轨时期经济面临的双重约束．转轨的目的在于寻求适应现实成长阶段的制度安排，使双重约束转化为双重激励，实现经济发展；第二，转轨的制度安排比一般性制度变迁远为复杂和系统，路径选择与政策搭配都对经济绩效产生直接影响，选择一契合是寻求约束向激励转化的重要思想；第三，转轨时期的经济绩效由回顾性增长和前瞻性增长两种性质的收益构成：随着转轨过程中认知条件的趋同，转轨的走向会逐渐趋同；第四，转轨的实质是一次商业功能的重建，是补商业的课。中国样本超常增长的实质，是特殊奈件下发生的一次商业革命的结果；第五．无论转轨过程表现出怎样的特殊性和多样性，转轨的发生和结果都将符合于经济史的一般性原理。     

中国转轨时期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筛选了反映国民经济各领域波动的多个重要宏观经济月度指标作为景气指标,首先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和Kalman滤波方法,构建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率循环的景气指数(SS_GR)和物价景气指数(SS_P);其次利用HP滤波和BP滤波计算景气指标的循环要素,并且进行比较,认为BP滤波更适合作为分解趋势循环要素的方法;最后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和Kalmsn滤波方法,构建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偏离长期趋势程度的增长循环景气指数(SS_BP),尝试把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二者的研究结合起来,对反映两种不同类型增长周期波动的景气指数进行了比较,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特征进行了分析.     

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1991-2011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选取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的10个指标,从剥夺得分的角度对1991-2011年中国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和动态分析,并对多维贫困进行了4种分类和测算,考察了这4类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情况.研究发现,我国的多维贫困正在向有利的方向变化.具体来说,第一,多维视角下中国的减贫效果好于单一收入指标下的减贫效果;第二,城乡多维贫困呈现一定的收敛趋势,农村对贫困的贡献在2000-2011年有所下降;第三,早期多维贫困人口中极端贫困比重超过60％,但后期该比重降至不到30％.     

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

本文利用Alkire&Foster(2011)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和Foster(2009)的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与平均贫困持续时间指数,以CHNS数据为样本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分析了我国的长期多维贫困程度,并通过多层回归模型探讨了致贫的宏微观因素。研究发现:长期多维贫困指数不仅能测度家庭贫困程度,还能反映贫困家庭平均贫困持续时间;相比城市家庭,农村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更高,但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延长,城乡贫困家庭的平均被剥夺深度出现了明显的逆转,城市贫困家庭的贫困程度相对于农村更为严重;户籍制度能解释城乡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差异的43%,且能解释城乡贫困家庭的贫困不平等程度的17%;家庭的户主特征、社会关系、人口规模与结构、户籍制度等因素对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及不平等有显著影响。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证分析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呈现粗放式特征,并出现逆转现象。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从宏观角度看是政府管理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从微观角度看是市场机制不完善,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不能形成硬预算约束;从中观角度看是收入分配出现严重不公,社会总体消费需求水平层次低。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     

基于市场参与维度的农户多维贫困测量研究——以连片特困地区为例

在农村扶贫攻坚任务趋紧形势下,市场化反贫困被认为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手段。为探究市场化反贫困思路是否符合实践需要,基于广西和陕西两省(区)连片特困地区419份农户调查数据,应用拓展的AF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量。研究结果显示:(1)多维贫困问题在连片特困地区广泛存在,且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较高。不同维度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各维度按MPI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参与贫困、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基础设施贫困。(2)市场参与维度各环节贫困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产后环节、产中环节、产前环节。因此,要深入推进市场化减贫战略,通过促进农户稳定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完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加强收入及教育常规扶贫手段等推进反贫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