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水平的影响

文章利用贵州省3个民族自治贫困县341户贫困农户调研数据,采用Probit计量分析模型和广义精确匹配方法研究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贫使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参与特色农产品种植、特色畜禽养殖生计模式的占比分别提升了13%和15%,但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外出从事非农务工和经商活动影响并不明显;与此同时,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显著提升了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的特色农产品种植收入、特色畜禽养殖收入和总收入水平,降低了外出从事非农务工活动收入,但产业扶贫对经商活动收入和贫困农户人均收入影响并不明显。因此,产业扶贫项目实施在提升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增收能力,实现脱贫致富目标的效果较为明显,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在产业扶贫项目引导下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分配给特色农产品种植、特色畜禽养殖等农业生产活动,并降低外出从事非农务工活动的时间,实现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模式向特色农业生产转移。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木材林产品采集的影响

退耕还林对农户生计有着重要影响,其主要途径是改变农户生计资本组合及其配置;非木材林产品是山区农户的生计资本之一,目前鲜有针对这类活动影响的具体研究.本文遵循可持续生计分析思路,利用来自陕西秦岭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关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政策对不同农户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对不受非农市场约束的农户,这一政策能够减少非木材林产品采集的依赖度和发生率;而对于受约束农户,这种作用并不显著.     

干旱环境胁迫下民勤绿洲农户生计脆弱性与适应模式

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获取研究数据,按照调整的VSD脆弱性评估框架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农户生计脆弱性,应用障碍度模型识别生计脆弱性形成的主要促成因子,并对研究区农户生计适应方式及适应模式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农户生计脆弱性与生计暴露度—敏感性指数整体呈现随农户生计非农化水平增加而减小的特征,适应能力呈现出兼业型(农兼户和兼农户)农户高于专营型(纯农户和非农户)农户的特征;②不同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在各维度主要促成因子具有趋同性,种植业收入比重、人均水资源配给量、饮水质量、人均劣质耕地量、人均非农收入、农技培训应用情况、住房情况与大牲畜资本量等分别从不同维度促进了生计脆弱性的形成;③根据生计脆弱性促成因子与适应行为选择,可将研究区生计适应总结为"节水技术+设施农业适应模式""种植结构调整+节水技术适应模式"以及"种植规模削减+劳动力转移适应模式"等三种适应模式,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具有积极的缓解作用。     

粮食直补对稻农参与非农劳动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309户农户入户调查的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农村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业领域转移,非农劳动收入已成为湖北农民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实施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将直接增加农户收入,农户劳动力分配很可能因此产生调整。基于湖北309户水稻种植户的入户调查,运用Probit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是否影响水稻种植农户参与非农劳动的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接受粮食补贴的水稻种植农户中参与非农劳动的显著增加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无论按计税面积计算的粮食补贴还是按种植面积计算的粮食补贴,都将影响农民参与非农劳动。     

外出务工对流出地家庭生计策略的影响——来自西部山区的证据

本文首先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引入劳动力迁移的视角,之后改进农户模型以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流出地家庭生计策略的影响机理,并利用陕西秦岭北麓地区1074户的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外地打工虽然有利于家庭的资本积累,但会阻碍流出地非农生计活动的参与和劳动力供给;本地打工在促进资本积累的同时,对参与林(经济)作物种植、养殖和自营等生计活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过多的劳动力外出务工仍然会减少本地其它活动的收入水平。     

山区农户生计转型及其可持续性研究——河北围场县腰站镇的案例

农户生计转型的能力、意愿、策略与农户类型密切关联,精确识别农户类型是引导农户生计转型的基础和前提。文章首先以生计资产和生计多样化指数综合确定农户类型,并以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础,构建农户生计转型的理论框架。然后选取河北省北部山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腰站镇的3个村落作为案例,将调研农户分为进取型、专业型、潜力型和生存型四类,并分析他们的生计特征和生计转型的能力、意愿、策略及风险。研究发现:进取型农户有充足的人力资产从事多样化生产,均衡的收入来源给他们带来了最高的物质资产,多样化的生计转型策略保证其获得稳定收入,但也阻碍了生计资产的跃迁;专业型农户生计资产最高,生计多样化指数最低,在生计转型时倾向于降低多样化指数而扩大专业化生产,但其转型面临的市场风险依然很大;潜力型农户生计资产偏低,但生计多样化指数较高,如何维持生计多样化是其生计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生存型农户比例最大,他们的生计资产、多样化指数都很低,当前的扶贫策略仅能保障其基本的生存需求,未来需要更多的产业帮扶。最后,文章讨论了生计多样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复杂关系。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对生态资源依赖性及其影响因素——以湖南省慈利县为例

农户生计与生态资源关系密切，其生产、生活以及对生态资源的依赖性对维护区域的生态功能，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选取湖南省慈利县为研究区域，基于实地调研与农户调查，分析农户生计对生态资源的依赖度，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同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1)总体上看，农户对生态资源的生计依赖程度偏高，具体分别是54.6%的食物依赖度、38.9%的能源依赖度和48.8%的收入依赖度。(2)农户所处区域和所属类型的不同所产生的生态资源的依赖性差别较大。位于农业生产主导区、生态保护核心区以及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户较低依赖生态资源维持生计，资源依赖度分别为0.48、0.40、0.38；而较高依赖于生态资源维持生计的是高抚养比农户，其资源依赖度达0.73。(3)对农户资源依赖性影响较大的是林地面积、市场信息渠道、劳动力比重、外出打工比重、生计方式等，因子解释力分别为0.54、0.49、0.48、0.47、0.41。其中，受教育水平、劳动力比重、非农化水平、生态政策等是负向影响，健康状况、家庭抚养比、资源禀赋等为正向影响。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基于湖南搬迁农户的调查

生计资本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对两者相互关系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农户为实现可持续生计而采取的生计行为。基于湖南搬迁农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机理。研究发现:①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效应;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对农业主导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效应;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经营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②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有显著影响,其中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转化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完善后续服务、加大教育培训、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发展当地产业等差异化政策。     

福建省“造福工程”成效探讨——基于搬迁农户生计资本的视角

福建省“造福工程”是为实现高山和偏远山区贫困人口移民的一项扶贫策略.本文采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建立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对福建省“造福工程”成效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搬迁农户在物质资本增加和金融资本的减少上最为明显,搬迁农户家庭平均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家庭成员技能培训过少,生活来源基本依靠农业生产,生计策略单一.政府应在加强农村教育和培训,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等方面为搬迁农户服务.     

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基于四川大小凉山地区1133个精准脱贫家庭的调查

基于对脱贫农户连续三年家庭人均收入的动态监测结果(2018—2020年收入是否稳定保持在贫困线1.5倍以上)以及扶贫小额贷款偿还能力调查状况来衡量脱贫稳定性。以家庭支柱成员从事生计活动的类型和时间作为农户生计策略的识别与度量指标，利用课题组在四川大小凉山地区实地调研所得的1 133户精准脱贫家庭数据，实证探究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生计策略影响农户脱贫稳定性，相比自主型生计农户，政策依赖型生计农户家庭脱贫稳定性不足；在自主型生计农户中，相比纯农业经营生计，存在非农就业的多元生计策略更加有助于农户稳定脱贫。(2)生计策略的稳定脱贫效果受到家庭人口特征、建档立卡以及帮扶政策等因素调节，其中农户脱贫发展内生动力激发、政策帮扶推动的家庭经营组织化及产业链融入有助于抑制政策依赖型生计、纯农业经营生计的不稳定脱贫效应。(3)生计策略通过家庭收入结构与收入水平两个渠道对脱贫稳定性产生影响。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贵州农业产业化可持续性研究

贵州农业产业化在指标数据上表现出较差的可持续性,这些指标包括农村人口中的恩格尔系数、农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例、农村经济中的非农活动收入、农村劳动力人口中从事非农劳动的数量、农业种植结构中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改善可持续性需要找准途径,即在依托国家农业补贴的基础上,狠抓农业招商引资,着重借力于农村金融和农业保险;依靠培训提升劳动力素质;依靠农业专业组织,形成市场合力,提高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增加农民收入等。     

生计策略下黄河流域农户生计韧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为例

文章以河南省为例,从缓冲能力、学习能力和自组织能力3个维度建立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4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综合指数法与多元线性回归比较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生计策略条件下农户生计韧性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4—2018年生计策略选择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其中纯农型、务工主导型和工资经营型农户是河南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和发展的主要方向。(2)农户生计韧性整体处于中低水平,增长速度慢且增幅小,表现为生计资本越稳定,生计韧性指数越高。随着时间的变化,生计韧性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内部维度层能力失衡。(3)交通便捷程度、政府扶持、邻里关系、家庭劳动力占比、信息获取、户主受教育程度、教育投入等核心因素对不同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强度各不相同。生计策略的选择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优化农户生计方式对生计韧性的提升具有显著效应。     

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以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村为例

生计恢复力能够评估农户应对乡村旅游等外部冲击时的适应能力,是当前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基于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3个维度构建了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以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民族旅游乡村48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划分其生计恢复力类型,定量评价生计恢复力指数,并分析生计恢复力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恢复力可分为文化传承型、生计多样型、政策扶持型和传统生计型4种类型。(2)4种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指数分别为0.4562、0.3865、0.2022和0.1964,文化传承型农户的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均最高,生计多样型次之,政策扶持型的转型能力最低,传统生计型农户的缓冲能力和适应能力均最低。(3)家庭成员参与旅游人数、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家庭核心成员受教育程度、家庭能够获得救助补贴种类等4项指标是不同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最主要障碍因子。     

农村公共品投资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控制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经营结构和外部环境变量的基础上,基于四川省典型山区随机抽样农户调查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探究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综合效率和村落自筹资金比例对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经营结构会显著影响其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对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影响均不显著;村落自筹资金比例对农户农业收入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公共品投资效率对农户农业收入影响显著(投资效率越高,农户农业收入越高),而对农户非农收入影响不显著。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部门在加大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的同时,要注重农户的实际需求,通过提高农村公共品投资资金的综合效率来带动农户收入的提升。     

劳动力优化配置与贫困地区劳动力剩余

农户根据家庭净收益最大化来优化配置劳动力,该优化配置决定了劳动力剩余状态;家庭净收益最大化使得兼业家庭偏好把劳动力投向非农行业,导致农业生产的中间要素和劳动投入相对不足。农业家庭根据净收益最大化来配置劳动力之后仍存在劳动力剩余。贫困地区非农工作机会少,加之农户受教育程度低,且多为少数民族,找到非农工作的机会渺茫,这就解释了我国城市"民工荒"与贫困地区劳动力剩余并存的现象,但劳动力剩余规模并不大。     

异质农户脱贫生计选择的城乡偏向——一个信息视角

进城务工?或留乡发展?不同的村户有不同的生计选择倾向,反映为其对城乡生计信息的结构化诉求。本文从乡村区位差异及家庭异质性视角,探究相对贫困农户生计信息供求的城乡偏向及供求匹配程度。课题组基于在湖南省吉首市城郊和偏远乡村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户脱贫生计信息供求偏向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1)偏远乡村的相对贫困农户总体偏向进城寻求生计机会,表现出更强的进城务工信息需求;城郊乡村的相对贫困农户更关注乡村生计信息,对规模化农业自营、乡村创业就业的信息需求意愿较强,"逆城镇化"动能较足;(2)农户生计信息需求受其收入水平、经营资金可得性等因素的影响,生计信息可得性则受到教育水平、干部帮扶、亲朋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应强化对相对贫困农户生计信息的精准援助,破解信息贫困;在偏远乡村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在城郊乡村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精准甄别不同类型农户的致贫成因,有序引导其脱贫生计选择,推动其分流融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     

农户生计资产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与验证——基于福建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目标家庭瞄准效率的调研数据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以贫困农户作为瞄准单位,其运行成功与否取决于制度实施中目标家庭瞄准的准确性。本文从农户生计资产的视角,通过构建农户生计资产指标体系,对低收入农户生计资产进行量化分析,试图达到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标家庭准确瞄准的目的。实证结果表明,农户生计资产量化分析可以直观地显示农户生计资产的组合及其配置状况,可用来判断农户整体生活状况,并可对低收入农户进行准确排序。农户生计资产量化分析方法不失为提高制度瞄准效率的一种有益尝试。     

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山区农户生计空间的影响机理——以陇南山区为例

生计空间作为农户生计实践的重要载体,促进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空间的优化与重构,不仅是实现其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文章从生活、生产、社交、制度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搬迁农户生计空间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陇南山区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数据,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的改善效果,识别影响生计空间质量的关键障碍因子,揭示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安置初期,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改善效果一般,仅有约35%的农户认为生计空间改善效果较好;(2)从不同维度来看,易地扶贫搬迁对生活空间的改善效果最佳,社交空间次之,对制度空间和生产空间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差;(3)耕作半径扩大、住房面积压缩、社区参与度降低、非农就业不足是制约搬迁农户生计空间质量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4)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具有双刃剑作用,既可促进生计空间向城镇化、集约化方向发展,也可能致使生计空间向无序化、边缘化和原子化方向发展。最后,针对性提出构建可持续生计空间的优化路径与对策。     

从农民非农就业的波动性重新审视农业的基础作用

该文从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分割状况出发,在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波动性以及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不稳定性的基础上,阐述并强调了现阶段农业缓冲作用的重要性。用宏观数据及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过去20年经济波动与农村非农就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经济转型时期保护农业基础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充分认识和保全农业的这种缓冲作用,尤其是保护农民的土地产权,以保障农民最基本的生计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