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所有制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1年的调查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代际收入转换矩阵法及MLM模型研究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所有制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在国有部门工作的父代对其子代收入的影响更大。(2)不同所有制部门处于收入阶层两端的代际收入流动情况差异较大,国有部门最高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传递程度高达60%;而非国有部门最低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传递程度高达44%。(3)人力资本是影响不同所有制部门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而家庭背景在不同所有制部门发挥的作用不同。     

人工智能技术会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基于CFPS数据库的经验证据

前沿文献关注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却普遍忽视人工智能技术对代际层面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此,利用2010—2016年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父辈和子代收入百分位阶层测度代际收入流动性及流动方向,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对代际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作用。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增强,并进一步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且对家庭教育程度中等、男性和非农户个体,以及市场化水平较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中高、财政教育支出水平中高地区个体的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具有更显著促进作用。此外,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促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和劳动力迁移的途径作用于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因此,应加大对人工智能技术及相关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教育公平、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等,充分释放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红利。     

代际收入流动性度量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一个综述

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代际收入流动性强意味着子代相对于父代更具有独立性。促进代际流动有助于实现机会和收入的平等并提高社会效率。在流动性的度量中,主要使用回归系数法和转换矩阵法。代际收入流动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人力资本投资、社会关系网络、选型婚配、生理遗传等。西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考察往往忽略了这些因素背后的制度因素。     

社会保险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

优化收入分配、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百分位排序关联系数测量代际收入流动，实证检验社会保险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医保显著抑制代际收入流动，新农合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低收入父代家庭和城镇地区更加显著。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后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社会保险通过人力资本、财富资本和借贷资本三种渠道影响代际收入流动。基于实证结论，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增强社会保险的反贫困和收入再分配功能，进而夯实代际收入流动的物质基础，助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父代居住模式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收入不平等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日益突出,代际收入流动问题备受关注。本文从父代居住模式的全新视角出发,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引入父代参保状态和再就业状态变量,对我国城镇和农村家庭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1)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父代收入越高,促进代际收入流动的可能性越大;(2)父代的健康状况、参保状态影响子代收入,父代医疗方面的支出对子代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城市中的子代代际收入流动性高于农村,更容易保持或高于父代所在的收入阶层;(4)得益于父代提供的代际照料和代际支持,与父代同住的子代有更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人口老龄化加剧了代际收入流动的复杂性,因此研究老龄化背景下代际收入流动有利于探究子代收入的变动原因及其机制,揭示收入不平等的根源,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异。     

中国劳动力市场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代际收入流动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机会平等程度,主要衡量指标是代际收入弹性.由于测量误差和生命周期偏误,同类研究对中国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结果差异较大.基于营养与健康调查的代际数据,笔者纠正了测量误差后得到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46,这表明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在国际上处于中间水平.     

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我们需要怎样的公共教育——基于CHNS和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不同等级教育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采用不同数据和衡量指标的回归分析中,幼托和初中都呈现出一致的促进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大学则呈现出一致的阻碍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而小学和高中的作用方向波动较大,尚无一致结论。这意味着,增加对幼托和初中阶段教育的公共投入可能更有利于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而增加高等教育投入的作用可能有限。     

教育在代际收入流动中的作用——基于中介效应分析的研究

教育是促进社会代际流动和个人阶层跃升的重要渠道。本文基于1995年、2002年、2013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在考虑了收入测量偏误和同住样本选择偏差的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了教育在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教育在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中的作用约为13%,低于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值。(2)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女性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远大于男性,对农业户口群体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略大于非农业户口群体。(3)在我国1970-1991年出生的群体中,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持续减小。同时,教育的作用与代际收入流动性呈正向变动关系,即教育的作用越大,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越高。(4)教育发挥着减缓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下降的作用。(5)基于Heckman两步法的估计表明,不考虑同住样本选择偏差会导致教育作用的高估。研究表明,应提高教育质量及其均等化水平,并积极干预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非教育因素,以更好地实现教育促进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     

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城乡家庭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城镇家庭子女的职业随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有向父辈职业"回归"的趋势,而农村家庭中父代从事非农职业有助于子女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2)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代际间职业的向上流动,但其父辈的社会经济特征也对代际间的职业传承和流动有显著的影响。(3)代际之间职业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代际间的收入流动,代际职业传承对高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影响更强。     

中国家庭收入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中连续抽取的家庭为样本,从收入流动的视角,用公理化方法和福利评价法,对我国1988—2008年间家庭收入流动性水平与结构进行了测度和分解,并估计出收入流动对中长期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家庭的相对收入流动性和绝对收入流动性的变化及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同。绝对收入流动性呈上升趋势,而相对收入流动性呈周期变动。绝对收入增长具有"马太效应",相对收入等级流动具有"粘性"。绝对收入流动降低了中长期的绝对收入不平等,但相对收入流动加剧了相对收入不平等。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基于CFPS的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变动趋势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FPS)对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度分析.研究发现2010-2018年我国居民家庭整体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并呈现下降趋势;城乡居民代际收入弹性表现出逐年递减的变化趋势,并且城镇居民代际传递程度高于农村居民;东部地区代际收入弹性呈现出先增大再减小的趋势,中部地区代际收入弹性表现出"M"型变化趋势,西部地区代际收入弹性则表现为平缓下降趋势.     

增加公共教育支出能够缓解“二代”现象吗?——基于CHNS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社会"二代"现象的现实背景,从公共教育支出的视角,依据代际收入流动理论,采用我国各地区教育经费支出和生均教育经费数据以及"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运用多重门槛模型对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影响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机制与程度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当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各地区公共教育支出水平会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大小,加入公共教育支出变量后,代际收入弹性为0.548,公共教育支出对子代收入的弹性为0.154;(2)随着政府教育支出水平的提高,公共教育支出水平越高的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增加越显著;(3)各地区公共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程度并不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不同。因此,无论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都应该持续进行,只有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缓解"二代"现象。     

中国城镇代际收入流动实证研究*——基于Jorgenson Fraumeni未来终生收入的估算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1988年、1995年、2002年及2007年独生子女样本,使用Jorgenson Fraumeni未来终生收入法,旨在更加精确地估算中国城镇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并分析其时间趋势、群体分布特点。研究发现：第一,基于该方法得到的未来终生年收入均值可最大程度显著减小父代收入测量误差导致的向下偏误。第二,我国城镇代际收入流动水平趋于下降,收入结构趋于固化,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代际收入弹性系数范围分别为（大于0262）、(大于0483)、（0466,0544）以及（0483,0554）。第三,中国城镇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呈现非线性特征,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之间代际收入流动差别较大。     

基于面板数据的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中的农村数据,在面板数据条件下使用滞后水平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分别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单方程和系统方程进行估计,发现特定时期的单方程估计结果受工具变量的选取影响较大,而系统估计所得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446.这说明父辈收入与子辈收入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弱,收入财富呈现出一定的代际继承性.因此,在减少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时,政府应着重增加公共资源的供给,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从而为农村子女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以增加代际间的流动性.     

代际流动、教育收益与机会平等——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探讨了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及其作用机制。当前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在各年龄阶段人群中呈现U型曲线特点,90年代出生的居民面临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即代际流动性较低。运用阶层线性模型分析了代际间的交互作用机制:父代的收入水平和工作性质会通过影响子代个体特征变量的边际系数对子女的收入产生间接影响。教育是打破阶层固化的重要途径,但实证分析表明,父代的职业对子女的教育收益率存在显著影响,机会的不平等阻碍了代际流动。因此,政策改革应当保障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平等,从而推动社会代际收入流动,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     

城乡居民家庭收入流动与长期收入均等

运用相对收入流动指标及绝对收入流动指标对1989—2004年间各时期城市与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进行分析,我们发现:1989—2004年间各时期内城市与农村家庭的平均收入增长速度从低收入组到高收入组逐层递减。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都处于较高的水平,与城市相比较,农村贫穷阶层家庭的收入向上的流动性要大于城市的贫穷家庭。低收入阶层向上的收入流动以及高收入阶层向下的收入流动使得1989—2004年间各时期城市与农村家庭的长期收入差距得到了缓解。     

代际收入传递性研究评述

代际收入传递性是影响个人工资或收入不均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父母收入对子女收入仍然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代际收入弹性达到了0.4左右,换言之,社会收入的流动性仍然很低。父母收入影响成年孩子收入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家庭文化资本和父母个性特征三个渠道进行传导。代际收入传递性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已有的人力资本理论,拓宽了传统的公共教育政策。     

收入代际流动计量偏误的文献综述

收入代际流动为收入分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大部分研究以代际收入弹性来衡量收入代际流动性,而其中存在着一些因素会导致计量偏误。文章对偏误产生的原因、解决方法做了简略的综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评价,最后预测了该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     

非正规就业抑制了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吗

非正规就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广泛存在，其快速发展对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的影响日益凸显。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连续追踪的家庭为样本，使用收入转移矩阵和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不利于加快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机制分析表明，保障缺失、社会资本不足以及金融支持的乏力是非正规就业影响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原因。异质性分析表明，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的负向影响在农村地区和收入水平较低的样本中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