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

本文以天津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为研究对象,用大样本随机抽样的调查方式获得基础数据,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频数统计、相关性分析、交叉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温暖、亲人和睦为影响幸福感的首要因素,同时愈幸福的人群愈关注实现价值等更高层次的因素;女性对幸福感更敏感;中高收入者幸福感最强且更关注人际和谐、实现价值等因素。旨在为了为领导决策、为个人追求高质量的幸福生活提供参考。     

收入差距、居民幸福感与公共支出政策——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CGSS2008的数据对公共支出通过调节收入差距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收入差距显著降低了居民幸福感。中国区(县)一级的公共支出总量不仅直接提高了居民幸福感,还通过缩小收入差距间接提高了居民幸福感。教育支出显著提高了居民幸福感,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保支出微弱降低了居民幸福感,各项公共支出对收入差距幸福负效应的调节作用均对中等收入群体显著,对高收入群体不显著,教育和社保支出对低收入群体显著。政府应继续增加公共支出总量投入,同时重点增加教育投入。在提高医疗卫生和社保资金使用效率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保支出。在安排各项公共支出时应向低收入者倾斜,以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幸福感。     

福州市居民幸福感调查研究

幸福是一种愉悦的心理感受,是人们生活的追求,同时也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通过对福州市居民的调查,发现影响公众幸福感和不幸福感的因素有10余种,主要包括居民收入、居住条件、家庭关系、健康状况及精神文化生活等。通过图表分析,展示了这几大因素与居民幸福感的具体关系,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改善居民幸福感的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生活压力与幸福感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较为显著正向影响.与高收入(中东部地区、城镇地区、男性、高教育水平)群体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低收入(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女性、低教育水平)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相对更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生活压力(体现在经济压力和制度排斥压力方面)的路径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居民幸福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数字金融普惠体系.     

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住房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

本文基于保障性住房供给与居民居住体验互动的视角,综合运用可行能力理论和顾客满意度理论,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对我国保障性住房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将居民福利认同、能力空间上的住房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中,构建了三者间的影响关系,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条作用路径;保障性住房的住房品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即住房品质的改善未必会带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保障性住房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显示出明显的福利效应;住房满意度在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最后,从综合供给体系、新型分配模式、信息管理制度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四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社会资本、身份特征与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居民社会网络变迁的视角

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中国居民的主要社会网络也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网络开始变迁到以工作社会网络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网络。根据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数据,本文研究了这两种不同社会网络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此作为认识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一个依据。研究发现:在当前中国,社会资本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相对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资本而言,工作社会网络已经成为中国居民现代社会资本的重要方面。并且现代社会资本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存在显著的身份差异,即现代社会资本给予城镇移民、城镇外来居民和独生子女更高幸福感,而给予本地居民和非独生子女的幸福感较弱。     

迁移类型、户籍身份与工资收入水平*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CHIP）,考察各类迁移对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OLS及PSM估计结果均表明各类迁移有利于工资收入水平的提升;采用局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分迁移范围来看,市外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大于市内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分户籍类型来看,农村户籍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大于城市户籍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综合比较各种迁移类型的收入增长效应,由强至弱可以将其排列为：永久移民市外迁移、农村户籍市外迁移、本地居民市外迁移、城市户籍市外迁移、农村户籍市内迁移、城市户籍市内迁移、本地居民市内迁移、永久移民市内迁移。城市化的核心在于满足居民的自由迁移意愿,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鼓励就近城市化而妨碍人口跨区域流动的城市化模式尚未得到收入增长激励的支撑。在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应注重建立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进一步完善城市的空间结构体系。     

提升居民幸福感的若干建议——以常州市武进区为例

近年来＂,幸福＂已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常州市武进区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提出了＂推进科学发展,建设幸福武进＂战略目标。为了提升武进区居民的幸福感,区政府要进一步做好转变执政理念、加快经济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优化公共服务、加强教育引导等工作。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理论解释与政策含义

近年来,对如何解决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与科学发展问题,国内众多学者提出了不少方案和建议,其中,建立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就是一种创新性方案.本文旨在从经济理论方面对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进行分析,揭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成长的积极意义,并提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政策建议.     

收入增长、收入差距和居民幸福感——国际与国内的经验证据

提升居民幸福感是中国梦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两大典型特征,即居民收入巨幅增长和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而这两者都与居民幸福感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国际与国内幸福经济学的经验证据,揭示出促进经济增长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缩小贫富鸿沟和注重机会均等以提升收入流动性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迁移行为、户籍获取与城市移民幸福感流失

本文基于中国的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个人年收入与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获得户籍迁移者与城市原居民的"收入-幸福"饱和点为年收入5.47万元,未获得户籍者的这一数值高达37万元,从年收入层面来看多数居民的"幸福拐点"尚未到来。进一步运用平均处理效应估计方法,考察迁移行为和户籍身份对城市移民幸福感的影响。线性假定的模型发现,考察迁移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时需要考虑个体异质性,估计结果则表明获取户籍迁移并未降低迁移者的幸福感,未获取户籍迁移则降低了迁移者的幸福感。非线性假定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未获取户籍迁移者的幸福感显著低于获取户籍迁移者。可见,未获取户籍迁移者幸福感更低,并不能被迁移行为本身所解释,而是缺失所在城市户籍身份导致迁移者的幸福感"流失"。     

保险发展与居民幸福感——来自WVS中国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考察保险发展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等个体微观变量和人均GDP、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等宏观经济变量后得出结论:财险业和寿险业都能够影响居民幸福感,但是具有差异性。从财险业来看,保险密度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人均赔付的影响不显著;从寿险业来看,保险密度和人均赔付均与居民幸福感正相关。本文首次将保险发展纳入居民幸福感研究领域,具有原创性。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结构剖析与评价——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3年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从“个人特征”社会资本特征”“生态环境特征”“公共服务保障”四个层面构建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结构模型框架,进而实现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剖析与评价.分析结果表明,上述四个层面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潜在传导路径均显著,其中“个人特征”“社会资本特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17和0.29,影响程度较深;“公共服务保障”“生态环境特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09和0.08,影响程度相对较弱.中国政府在制定意在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政策过程中,应加强公共服务建设,同时关注人居环境的改善,进而增强“生态环境特征”“公共服务保障”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能力.     

城市规模、幸福感与移民空间优化

本文基于中国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城市规模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规模与幸福感呈U型关系,曲线最低点处市辖区人口规模为300万人左右。城市中来自相异省份的新移民可从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出发,采取共赢、利他不损己或利己不损他的行为模式,提升集体幸福感,来自本省或相似省份新移民的理性行为模式是选择前往这些省市中城市规模较大的城市。而当前我国城市移民净流动量的空间格局表明,新移民总体而言未能采取合理的行为模式实现个人和集体幸福感的帕累托改进,在地理空间选择上存在客观非理性现象。有必要通过有形之手引导移民在空间上实现理性选择,从而形成更加合理的城市体系,并提升居民个人和集体幸福感。     

财政分权与晋升竞争如何影响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

研究财政分权与晋升竞争对居民公共服务的影响，有助于提升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从而增进民生福祉。将2013年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个体微观数据与地级市数据相匹配，实证分析纵向财政分权与横向晋升竞争对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纵向财政分权与横向竞争共同影响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且两者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竞争程度的增加使财政分权对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但竞争不足时则表现为抑制作用。在分析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活动时发现，专项治理行动在短期内可提升地方晋升竞争压力，从而对财政分权发挥调节作用，但长期来看，这种作用并不显著。因此，要在难以形成有效横向竞争的领域发挥中央政府的统筹作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强化地区间公共服务领域竞争，发挥居民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推动公共服务领域考评机制长期化，建立专项治理行动的动态考核机制。     

低保政策、家庭结构与贫困人口幸福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升贫困人口幸福感不但是改善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方面,而且,也是新时代衡量社会政策现实效能的重要标准。基于城乡贫困家庭生活状况入户调查问卷数据,从困难感知度、心情愉悦度、生活满意度三个维度对贫困人口幸福感进行分析。发现贫困人口生活满意度较高,但心情愉悦度较低,且困难感知度较高,即贫困人口幸福感整体水平较低。贫困人口幸福感存在显著城乡二元分化和一定程度的个体差异现象。对贫困人口幸福感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家庭结构对贫困人口幸福感没有直接显著影响。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却能显著降低贫困人口困难感知度,显著提高贫困人口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够显著提高贫困人口幸福感。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不同家庭结构的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却存在显著差异。其影响效应由大至小依次为农村残疾人家庭、农村非残疾人家庭、城市非残疾人家庭、城市残疾人家庭。城乡救助待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就业途径和社会保障的差异是其重要诱因。因此,必须基于城乡和家庭实际情况,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