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清单：地方政府公共权力监管的新起点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现阶段全面构建公共权力监管体系的重要事件。但是,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地方政府公共权力的全面监管任重而道远     

推行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法理反思与制度完善方法分析

权力清单制度的本质是政府部门将自身职能、权力与责任通过清单的方式呈现于大众眼前,自觉接受民众监督的机制;政府各部门结合自身职能,明确提出部门内部各岗位的工作范围、工作内容、工作职责、所有权力、履行责任等等内容,以便于清肃政府内部组织氛围,营造清正廉明、依法办事的良好氛围。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就是要公开政府的法治建设行为,为政府合法运用权力提供一份保障。本次结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推行的法理进行分析,明确提出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要点,提出具体可行的推行完善方法,为政府部门进一步深化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权力瘦身审批提速——浙江权力清单制度之富阳经验

权力的精简,清单的公开,既是对政府权力的一次释放,亦是对公信民心的一次提升。然而,削权如割腕,需有壮士断腕之决心。在中央各部委自动＂割肉＂的同时,地方也在全速跟进,探索权力瘦身、审批提速之新路。     

浙江“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实践探索

看未来,浙江成功还是有赖于继续激发民间活力。从下一步发展来看,浙江将着眼于＂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的不断健全完善和扎实贯彻落实     

制订权力清单 打造“阳光政府”

<正>全面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我市今年24个重点突破的改革任务之一。9月29日,市级部门权力清单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10月17日在浙江政务服务网公布。据了解,该权力清单包括44个部门4189项行政权力,与市级政府部门最初梳理出来的职权事项10333项相比,精简59.45%。这标志着我市权力清单制度建设取得明显突破。     

浙江“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探索

浙江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的重大战略部署中明确提出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无论是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延续来看,还是从浙江行政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来看,不断建立健全“权力清单”制度可谓是找到了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切入点与突破口,这也是浙江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的最佳切口。事实上,只有当浙江“审批事项最少、审批速度最快、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时,浙江民间发展活力最强的辉煌才会再次降临。     

“权力清单”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富阳实践

作为浙江省县域权力清单制度试点市,2014年1月以来,富阳市认真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关于富阳权力清单制度试点工作的批示精神,按照浙江省政府提出的试点要求,围绕县域行政权力配置要实现全省统一标准目标,突出试点工作的前瞻性、示范性和可操作性,扎实推进改革试点各项工作。为县域层面探索权力清单作出了有益尝试。     

规范行政职权运行背景下山西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研究

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对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立足山西省情,着重分析目前山西省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推行中存在的特点、问题等,并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以期从体制建设角度助力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净化山西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重塑山西形象,促进富民强省。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政府的权力寻租现象

本文首先以西方寻租理论为分析框架,分析了我国政府及行政领域存在的寻租现象,并通过对软政权的制度漏洞分析,提出了相应制度创新的政策,进一步提出要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制度上彻底根除权力寻租的产生。     

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历史变迁与完善策略

推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政府权责清单制度试图解决政府行政权力与责任不对称问题,旨在优化政府治理体系、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权责清单制度产生的根源在于行政权力扩张的内在特性与行政责任约束脱节之间的矛盾,而法治政府建设、大部制改革、国地税合并、负面清单制等制度要素助推了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公众和市场要素之间互动支撑了权责清单制度的运行。未来需要从推进权责清单法制化建设、优化组织运行体系、完善动态调控机制、建立监控机制等方面推进权责清单制度建设。     

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结构调整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整，以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权力的结构性调整与制度性创新的目标以调整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结构为着眼点，从以单向授权为基础的一元权力结构向双向授权为基础的二元权力结构转型。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成良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宁海:权力清单36条为农村民生工程保驾护航

<正>近年来,财政安排到村的项目和资金越来越多,仅以新农村建设为例,宁海县一年安排到农村的资金就高达四五亿元。基层小微权力运行,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为切实规范农村小微权力,宁海县梳理出台《村务工作权力清单三十六条》,固化了村干部在村级重大事项决策、项目招投标管理、资产资源处置等集体管理事务19条,村民宅基地审批、计划生育审核、困难补助申请、土地征用款分配以及村民使用村级印章等便民服务事项17条,并且同     

公共建设项目招投标制度创新与地方治道变革——以山东省日照市为例

公共建设项目招投标机制是提升工程质量、防止工程腐败的重要制度。日照市通过十几年的探索,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公共建设项目招投标机制,用制度规范权力的运作,用制度规范招投标的运作过程,以权力的分工与监督保障招投标过程的清廉,用科技保障投标和评标等环节的公开和公正。日照公共建设项目招投标制度创新正是中国地方政府在从传统治道走向现代治道改革实践的一个缩影,证明了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分权政府、民主政府和开放政府的价值和意义。     

美国地方税制改革及其启示——以费城为例

作为联邦制国家，美国的地方政府在税收管理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近年来在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受前一轮泡沫经济破灭影响出现经济不景气，地方政府为了摆脱长期财政困境而寻求税收制度创新，纷纷调整和改革地方税制。本文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市为例，简要介绍其地方税收改革方案并总结其有益的启示。     

利用粗糙集方法精简负面清单管理政策——以上海自贸区为例

粗糙集是一种处理不确定性数据的数学工具,能有效地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推理,从中发现隐含的知识。文章运用粗糙集理论和方法提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并通过求解最优化模型生成精简的高质量的负面清单,为政策提供参考。     

政治风险视角下地方政府制度创新

风险是社会转型期最大的特征,政治风险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面对的最主要的、破坏性最大、影响最广泛的风险之一.政府制度创新主体的政治风险观念不强;主体缺乏化解政治风险的措施;在制度执行的过程中责任意识薄弱,尤其是政治责任观念薄弱是导致政治风险的主要原因,必须从这三个方面做起,完善政府制度创新,防范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视角下地方政府制度创新

风险是社会转型期最大的特征，政治风险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面对的最主要的、破坏性最大、影响最广泛的风险之一，政府制度创新主体的政治风险观念不强；主体缺乏化解政治风险的措施；在制度执行的过程中责任意识薄弱，尤其是政治责任观念薄弱是导致政治风险的主要原因，必须从这三个方面做起，完善政府制度创新，防范政治风险。     

以制度创新推动政务诚信建设——以某公安机关为例

近年来,江苏公安机关积极探索,不断以制度创新推动政务诚信建设。在政务公开方面,借助网络平台,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健全申请公开机制,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完善保密审核机制,建立业务诚信机制;在公务员廉政方面,逐步推行廉洁从警退休金制度、廉政登记制度、常态化的廉政教育机制;在执法规范化方面,主要强化执法指导、统一执法标准、严密执法程序。在新的发展时期,公安机关在政务诚信建设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制度,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健全民主监督,约束行政权力。     

游说、权力分配与制度变迁——以1978年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为例

本文尝试将游说和权力分配引入到中国农村1978年前后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模型化分析中,利用新旧制度下生产收益差额的函数表达式,刻画制度变迁成败及地区差异性的临界条件,揭示制度变迁中游说、权力分配的作用.研究表明,在存在游说和制度转换成本时,制度创新发生和持续下去的条件受农村干部的合法收益、制度转换成本和农民的收益折现率等变量的影响.在既定权力分配格局下,贫困农民和农村干部组成的制度创新团体,可以通过赎买实现其地方性政策在全国层面的制度化认可,此制度变迁路径是农民、农村干部和中央政府的最优选择,从而说明由不同内容的地方性政策合并形成的中央制度是有效率的.游说、权力分配可以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进程,并使其表现出不同的变迁结果和地区间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