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省域休闲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质量关系

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以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单元,对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省域休闲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质量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级区域休闲经济发展伴随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过程,城镇化质量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并呈现局域集群趋势;休闲经济发展各影响因素对省域城镇化质量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各因素影响系数存在差异性;此外,邻近省域休闲经济发展对城镇化质量的提高表现为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关联效应,并且其空间异质性特征明显。因此,应结合中国当前不同地区休闲经济发展现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考虑空间作用机制,提出多样化的休闲经济发展模式,合理、有效推动城镇化以质量为导向健康发展。     

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综合测度及其时空分异特征

基于效率、结构、环境系统三个维度构建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对2003—2012年中国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进行测度,揭示其总体水平及各子系统质量水平的动态变化特征,并运用空间关联指数方法分析中国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分异及其演化特征。研究表明,10年间中国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整体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上升,且子系统质量水平与整体水平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相邻省域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质量水平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省域,并向内陆扩散,质量水平冷点区域集中分布在西部省域,且省域数量不断减少;进而提出提升旅游产业效率、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加强人才、知识、创新的促进作用等对策建议,为推动中国旅游业长期可持续稳定发展、提升旅游经济增长质量和发展效率提供借鉴和参考。     

省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在探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的基础上,对省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能存在的空间依赖性问题进行了验证,通过引入空间滞后变量,构建省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运用中国1992～2012年31个省级单位的截面数据,从全域视角和局域视角分别对省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全域视角下,除经济实力、经济市场化和人口素质等变量对省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影响不显著外,其他变量的影响均显著;在局域视角下,除经济实力、经济市场化、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等变量外,其他变量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变异性.     

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择2006~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运用DEA-BCC模型、熵值法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会促进周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单一的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3）现阶段,"金融发展-环境规制"相结合的模式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此,应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发展成效;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合理进行污染治理投资;制定适宜环境规制政策,结合考虑金融发展。     

区域创新视域下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考虑了我国区域创新作用下使用1999－201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拓展了的C-D生产函数刻画了产业集聚及其他限制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在现阶段我国产业集聚从总体来看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整体“拥挤效应”不显著存在;在不考虑产业集聚影响下,资本、劳动力、资源及区域创新都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在考虑产业集聚影响下,劳动、资源的相关系数均为正,说明我国产业集聚的“高耗能、低产出”特点突出,而资本与区域创新的相关系数均为负,说明我国省域层面应该关注资本密集型产业与知识密集型产业.同时,在不考虑区域创新的影响下,从贡献度大小来看,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其次为资源,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小;在考虑了区域创新的影响后,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上区域创新对其他因素存在“挤占效应”,其中对劳动的作用最为显著.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对本区域内产业集群的发展起适度引导作用,注重产业内部的高级化的发展,走知识创新与生态可持续之路.     

空间经济视角下中国农业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1997年-2010年中国31个省级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探索了中国省域农业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重新检验了影响我国农业发展的因素,并揭示了各影响因素对我国省域农业发展的空间作用机制.结论表明:中国省域间的农业生产行为呈现显著为正的空间相关性,其空间分布呈现局部聚集特征;相邻地区间农业生产行为存在复杂的空间经济联系,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挤出效应同时存在;在外生技术进步假定下,现阶段推动我国农业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源是化肥和劳动力,但土地的作用较微弱,机械投入的促进作用亦尚未显现;自然灾害仍是抑制农业增长的重要原因.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规范农业发展的空间秩序、合理引导农业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及构建区域统筹协调的农业分工和合作机制等政策建议.     

重庆市制造业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2001—2010

基于生产前沿理论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不仅将技术无效率和环境代价纳入了分析框架,而且还与“物质平衡思路”一致;该模型将绿色经济增长的源泉分解为环境约束下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和资本深化3大部分.对重庆市27个制造行业的经验分析结论表明:经济增长中普遍存在着技术无效率现象,但50％以上行业的技术效率都得到了改善或维持不变;资本深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技术进步主导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在其中的贡献相对较小;技术进步是引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充分发挥重庆市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潜力,后续发展中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环境约束下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路.     

人才集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空间视角的实证分析

在人力资本积累模型基础上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空间视角解释人才集聚、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以中国2005—2017年省域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人才集聚与技术创新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同时通过知识溢出、技术溢出、协同效应其对邻域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分地区而言,东部地区技术创新与人才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和溢出效应;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在人才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人才大量流失对经济产生负向作用;地区间经济增长不能趋同的一个原因是人力资本吸引效率存在差异,人才往往在吸引效率更高的地区集聚。     

政府质量、科技创新与绿色GDP——中国省际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差异对比

通过构建嵌入政府质量和科技创新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4~201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政府质量、科技创新对绿色GDP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绿色GDP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及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在经济权重矩阵影响下,不同地区的政府效率、市场化程度、公平程度和腐败程度对绿色GDP的影响不同,其中政府效率、公平程度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绿色GDP增长,却会抑制比较落后地区绿色GDP的增长;市场化程度对大部分地区绿色GDP呈现促进作用;腐败程度对地区绿色GDP增长呈阻碍作用。科技创新对各地区绿色GDP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提升绿色GDP发展水平不仅需要提高地方政府质量,为绿色GDP发展提供符合实际的政策指导意见,还需激活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为绿色GDP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政府质量、科技创新与绿色GDP——中国省际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差异对比

通过构建嵌入政府质量和科技创新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4~201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政府质量、科技创新对绿色GDP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绿色GDP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及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在经济权重矩阵影响下，不同地区的政府效率、市场化程度、公平程度和腐败程度对绿色GDP的影响不同，其中政府效率、公平程度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绿色GDP增长，却会抑制比较落后地区绿色GDP的增长；市场化程度对大部分地区绿色GDP呈现促进作用；腐败程度对地区绿色GDP增长呈阻碍作用。科技创新对各地区绿色GDP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提升绿色GDP发展水平不仅需要提高地方政府质量，为绿色GDP发展提供符合实际的政策指导意见，还需激活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为绿色GDP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绿色投资、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影响,不仅会随着投资规模的增长而发生变化,还会因投资领域和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而会存在非线性关系和投资种类的异质性。采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或“N型”的非线性影响,对碳排放强度则具有“倒U型”或“倒N型”的非线性影响,目前总体上表现出从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转变的趋势;不同种类的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相比环保投资和生产性绿色投资,绿色企业融资的增加更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碳排放强度具有中介效应,即绿色投资可以通过影响碳排放强度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区域联动机制,有效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要持续加大绿色投资规模和领域,并对各类绿色投资实施差异化策略以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充分发挥绿色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作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共赢。     

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区域差异——基于30个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是实现区域绿色经济和环境共赢发展的关键所在。运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基础上,测算了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份及其两大区域、三大区域和四大区域的GTFP及其来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GTFP年均增长1.3%,且GTFP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绿色技术效率的改进;GTFP在省际层面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GTFP指数增长率最快的省份分别为天津、上海、北京、江苏、浙江;不同的空间尺度选择标准下的区域绿色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异质性特征。     

深化对外开放与西部跨越式发展——基于FDI选择因素的实证分析

FDI尚未成为西部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较少的FDI存量拉大了西部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西部地区经济同质性较低,区域经济一体化远未形成。西部在市场潜力、区位和区域科技创新等方面存在较大劣势,影响了外资流入;正在改善的基础设施则对FDI流入产生了较大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内部,在省际层面上,FDI选择因素存在显著性差异。     

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及高级化双重视角

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按地理位置划分为四个经济区域,研究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及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产生滞后效应,环境规制滞后一期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东北、中部及西部地区环境滞后一期对其区域经济发展均产生抑制作用;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在经济发展相对发达地区呈现倒U型关系,在经济发展相对欠发达地区呈现U型关系;从间接效应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均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区域异质性,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也表现出异质性,在东北地区及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提升抑制区域经济增长,中西部地区相反。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经验证据及政策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系统GMM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资本配置效率、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发展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调节变量,不断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我国地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财政竞争视角的分析

基于1997-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交互项系数符号的估计,研究财政竞争下地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财政竞争的视角出发,交互项具有抵消作用,从而最终发现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东部和西部税负的系数符号为负,中部为正,所以宏观税负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地区差异性。     

考虑环境约束的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再估算

基于已有研究不考虑环境污染或者仅以单一污染物作为环境污染的代理变量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不足,本文采用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法将五种主要污染物合成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基于SBM模型处理非期望产出的合理性和优点,测算了1996～2009年我国各省市区考虑环境约束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考虑环境约束的中国省域全要素生产效率低下,这反映了我国经济粗放增长的现实;八大经济区环境约束下的TFP差异显著,样本考察期内,南部沿海的环境TFP最高,大西北居第二,北部沿海居第三,后面依次为东部沿海、长江中游、东北综合、黄河中游和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各区域环境TFP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表明近年来我国实行的环境管制政策措施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到了积极作用;分省看,广东、海南、青海一直处于效率前沿面上,其余省份均远离前沿面。回归结果显示,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大中型工业企业所占比重、研发强度、政府环境保护力度及企业环境管制能力都对提高环境TFP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工业化水平、煤炭消费所占比重则对环境TFP的提高起阻碍作用。     

我国中部地区入境旅游经济差异时空演变分析

目的/意义通过分析相关数据, 为缩小中部地区城市旅游经济差异、制定区域旅游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依据, 以促进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方法/过程以旅游外汇收入为测度指标, 将统计学和ESDA方法结合, 分析2003-2013年中部地区城市入境旅游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 结果/结论(1) 时间演变方面:绝对差异持续扩大, 相对差异表现为波浪形下降趋势, 但依然处于高位运行; 依泰尔系数分解可知, 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省内差异和省际间差异交替变化, 为差异主要贡献者; Global Moran's I分析表明中部地区入境旅游经济未形成明显的高水平城市集聚区。(2)空间演变方面:高水平城市基本为各省省会及其周边城市或拥有高级别旅游资源的城市; Local Moran's I说明中部地区入境旅游经济逐渐形成两级"核心-边缘"空间结构。(3)中部地区入境旅游经济差异影响因素: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特殊事件。     

论区域均衡发展与共同富裕之路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已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区域发展却并不均衡,主要原因包括邓小平提出的“大政策”、梯度开发战略、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以及亿万农民工的积极创造。区域均衡发展面临“面”的约束、人口和资源约束、“绿色”约束、制度性约束以及国际环境约束,也拥有着良好的经济基础、榜样力量以及逐渐完善的市场经济等有利条件。要实现区域均衡发展,需要统筹沿海与内地、统筹城乡的发展;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重点到一般进行发展;并且要走绿色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