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不平衡争议的文献综述

近年来,美中贸易逆差一直是中美双方颇为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影响两国贸易关系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学者们在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说法方面也存在很多争议,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中美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别;隐藏在巨额顺差数据背后的实质;关于美国对中美贸易不平衡态度的争论。本文以这三个方面为线索对研究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文献进行综述。     

中美贸易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

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中美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问题,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随之日益加剧,成为影响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文章在对中美贸易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贸易不平衡产生及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最后对于中美贸易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给予一定的对策建议.     

论重商主义思想与中关贸易不平衡

近年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它已经成为影响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经济因素。中国在与美国贸易中的顺差地位,以及美方针对逆差采取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都无不体现着重商主义的思想。在结合重商主义思想,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相关问题进行重新分析与审视。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与人民币汇率关系探究

中美贸易不断发展,双边贸易额不断提升。但与此伴随而来的是中美贸易的严重不平衡: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而美国的贸易赤字在急剧上升。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归结为人民币汇率过低,甚至声称将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不断怂恿并推动人民币升值。本文通过大量数字对中美贸易不平衡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汇率并不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并根据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真实原因给出了政策建议。     

论重商主义思想与中美贸易不平衡

近年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它已经成为影响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经济因素。中国在与美国贸易中的顺差地位，以及美方针对逆差采取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都无不体现着重商主义的思想。在结合重商主义思想，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相关问题进行重新分析与审视。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分析综述

近年来,因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持续加大而导致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加剧始终是中美双方关注的焦点。而关于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分析,学者们则见仁见智。本文通过分类和归纳总结,尝试从统计误差、人民币汇率、外资、储蓄投资缺口、产业转移、贸易政策以及产业内贸易等不同角度对研究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的文献进行综述。     

中美贸易汇率问题的比较研究

中国和美国分别是拥有全球最大经济实体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目前中美之间的不平衡贸易及汇率问题已成为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阻碍。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不断给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带来压力。从中美贸易的差异和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展开论述,其中分析了中美贸易逆差与汇率问题的研究比较,然后对解决中美贸易汇率问题提出了合理的政策建议。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因素再分析

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本文就解释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观点:贸易政策论、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论、产业转移论和人民币汇率论的解释能力做了定量分析.结论表明:美国在华FDI并不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因素,相反,美国在华FDI倾向于减少中美贸易顺差,这与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相吻合;此外,贸易政策论、产业转移论和人民币汇率论分别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分析

长期以来,中美贸易巨额差额一直是影响中美贸易健康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本文从统计、经济、政治三个层面分析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首先,中美两国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夸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加上原产地规则存在不合理性以及美对华服务贸易的顺差,会大大缩小中美统计上的差距。其次,两国巨额的贸易差额还有其深层次的经济原因。中美两国的消费和储蓄结构的差异、中美贸易的互补性以及亚太地区产业转移的迁移效应都造成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最后,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是双边贸易平衡的重要障碍和制约因素。     

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关联性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关贸易规模发展迅速,但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所在,人民币汇率问题被认为是导致中关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然而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和探讨中关贸易不平衡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发现人民币汇率并非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而美国国内经济失衡,对华出口管制,两国统计口径的差异,美国对华的直接投资才是中关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贸易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的冲击及应对策略研究--基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视角

基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动向,围绕当前中国企业应该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风险进行研究。回顾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问题,聚焦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动向,分析中国企业受中美贸易摩擦总体影响情况。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贸易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有关税增加、企业经营成本激增、配套制造业产业链受到牵连以及中美产业集群发展失衡等。在此基础上,从企业、政府以及银行三方的角度,强调"政企银"打好组合拳,多向发力,共同协助中国企业顺利应对风险,帮助企业将中美贸易摩擦冲击带来的损失降至最低。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增加值贸易与贸易失衡的测算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1995~2011年中美增加值出口和双边贸易失衡规模。研究表明:相比于传统贸易出口规模,1995年和2011年中国增加值出口分别减少16.06%和24.24%;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严重高估中美贸易失衡,同期中美制造业的增加值贸易顺差分别为传统贸易顺差的5%和10%,而中美农业贸易则由传统贸易逆差转变为增加值贸易顺差,中美服务业贸易则由传统贸易顺差转变为增加值贸易逆差;分要素密集度行业来看,中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为增加值贸易顺差,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为逆差,且逆差规模逐步扩大。     

中美贸易摩擦对异质性企业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事件研究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双边贸易摩擦事件也日益增多,这种外部贸易摩擦究竟会对中国微观主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基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实证检验外部贸易摩擦的微观主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生产率、规模、要素密集度、所有权属性不同的企业的影响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中美贸易摩擦对高生产率企业、大规模企业、低劳动密集度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影响相对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采用不同企业异质性衡量指标的检验结果最终均可归结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即全要素生产率是企业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所受影响程度大小的决定因素,而且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所受影响程度越大。该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微观主体效应,从而为中国更好地解决外部贸易摩擦与促进国内经济转型提供借鉴和参考。     

中美贸易结构性失衡: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分析

把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置于国际分工的新格局下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中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头号服务业强国与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之间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上发生的结构性失衡。中美贸易失衡与全球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在自由化进程上的非对称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考虑到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缓慢进展,以及中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已经做出的承诺水平,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失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难以消除。     

技术贸易壁垒下中美纺织品贸易竞争力及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国际市场占有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及贸易互补性指数分析了中美两国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及各纺织品类贸易互补性强度,并将美国发布的纺织行业技术通报(TBT)作为技术变量纳入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进一步实证分析中美纺织品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纺织品国际竞争优势强于美国,尤其表现在纺织制成品类;出口角度看,两国在纺织制成品类上呈现显著贸易互补性,进口角度看,两国在纺织原料上具有较强互补性。在影响因素中,技术壁垒、进口国经济、出口国人口及两国距离负向抑制中美纺织品贸易,出口国经济、进口国人口及人均收入之差正向促进中美纺织贸易发展。     

中美贸易逆差与人民币升值的悖论研究

根据经典汇率理论解释,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中美贸易逆差会逐步缩减,而中美贸易实践却不是这样。本文利用2005-2010年月度数据对中美贸易逆差和人民币升值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人民币汇率是中美贸易逆差的一个次要的影响因素,不是主要原因。产生中美贸易逆差与人民币升值之间悖论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长期的出口限制,影响了美国企业贸易比较优势的发挥,新国际分工体系下形成的中国加工贸易方式是另一个次要因素。     

中美经贸摩擦与日美经贸摩擦比较研究及启示

从美国发动经贸摩擦的动机看,中美经贸摩擦与日美经贸摩擦有相似之处,但有重要差别。日美经贸摩擦基本停留在美国缓解巨额贸易逆差和推动日本进行公平贸易结构性改革的层次,而中美经贸摩擦已经上升到美国对我国经济崛起特别是高科技发展进行战略遏制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层次。中美经贸摩擦具有必然性、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但其对我国的影响也将是阶段性和局部性的。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我国需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做好自己的事情,顺势加大改革开放力度,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博格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中美贸易平衡中的地理走向因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贸易不平衡已经成为两国经贸发展的焦点问题,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别是随着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浪潮的兴起,产业转移的地理因素已经成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导因素。从产业资本对贸易格局改变的角度,通过对美国、东亚和中国这三个经济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现状分析,阐述了全球产业转移中的地理走向因素对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影响。     

中美两国的贸易逆差、外交反应与双边贸易平衡

中美两国贸易逆差是中美经济和政治外交博弈互动的结果,并由中美两国经济内生力量和政治外交力量共同决定。实证模型表明:(1)中美两国贸易逆差扩大是两国外交重要的驱动力量;(2)中美两国总外交具有缩小贸易逆差、平衡两国贸易的效应,而中美两国双边访问、双边协商和外交声明的贸易平衡效应具有边际不对称性和时滞性;(3)中美两国贸易逆差历史积累具有逆差扩张效应;(4)中美两国贸易逆差的变动由逆差自身扩张效应和外交平衡效应共同决定,但起主要作用的是经济内生逆差积累扩张效应;(5)中美两国可以积极发展外交和调整外交组合模式,调节两国贸易逆差,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国贸易不平衡问题。     

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

长期以来,"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美欧"这一典型的三角贸易模式是两岸经贸合作的主要形式。经过多年的发展,两岸之间已经形成了密切的经贸联系。然而,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台湾当局"去中国化"经贸政策的影响下,两岸经贸合作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困难有所增加。为规避中美贸易摩擦的消极影响,两岸经贸合作态势也出现相应调整。一是两岸贸易出现了明显的替代和转移效应;二是部分台商加快调整全球产业布局;三是两岸高科技产业合作步伐放缓。鉴于中美贸易摩擦前景尚不明朗,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也值得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