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FDI技术溢出影响因素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进而促进该国内生化经济的增长。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总是为正,其效应的发挥还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本文从东道国角度出发,从宏观、行业、企业三个层面对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分类分析,以期为我国FDI技术溢出正效应的发挥提供相关的理论依据。     

中国利用FDI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吸引FDI的现状,然后对中国吸引FDI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国家政策、劳动力成本是我国早期吸引FDI的主要因素,但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经济的转型,劳动力成本对于吸引FDI的作用越来越弱,优惠政策对吸引FDI的作用也被逐渐弱化。而市场规模、集聚效应、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因素在吸引FDI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后本文针对现状和影响因素提出了中国利用外资的对策。     

我国服务业FDI流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区位优势理论的角度,对我国服务业FDI流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服务业FDI总体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其流入我国的因素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证明,市场规模、国民经济发展潜力、服务业劳动成本、人力资本等多个因素对我国服务业吸收FDI的数量影响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如何提升我国服务业的引资水平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广东河南服务业引进FDI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

加快发展服务业成为河南省的一项重大而长期的战略任务,发展河南省服务业有多种途径,合理利用FDI是促进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1992年～2006年河南省、广东省服务业发展的历年数据,根据影响服务业利用FDI的因素,建立广东省、河南省对比模型,分析研究河南省如何借鉴广东省的先进经验,采取有效措施,合理利用FDI发展服务业。     

安徽省利用FDI的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安徽省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Stata软件对影响安徽省利用FDI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与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地区生产总值(GDP)、基础设施水平、地区开放程度对FDI流入有正向影响,劳动力工资水平对FDI流入有负向影响。     

中国服务业吸引FDI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经济服务化的背景下,服务业已逐步取代制造业成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结构中的主流。本文针对我国服务业FDI主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启示。     

江西省吸引FDI经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根据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选择理论,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对影响江西省吸引FDI的关键经济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断扩大的进出口贸易、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以及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成本,是江西省吸引FDI的重要经济影响因素。     

参与一体化进程中墨西哥的FDI流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参与了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本文研究了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FDI流入的变化,并找出了在参与南北型一体化进程中影响墨西哥FDI流入的主要因素。本文认为,加入南北型一体化虽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入,但是发展中国家也要注意在吸引FDI流入过程中可能对本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     

廊坊FDI影响因素分析

投资环境是一个由多种复合因素构成的系统,跨国投资对象地区的投资环境是开展FDI的外部条件,也是国际投资赖以进行的前提。从事FDI活动的公司和企业都要对投资对象地区的投资环境进行比较,选择最佳投资环境地区进行跨国投资。因此,从政治、经济、法律、基础设施、金融、自然条件等因素进行分析,完善廊坊FDI投资环境,促进廊坊FDI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山东省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山东、江苏作为中国的经济大省,其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2008—2017年山东省17地市、江苏省13地市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对两省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总体区域间差异进行衡量,并针对对外直接投资差异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源成本、研发水平和金融发展规模对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源成本、出口贸易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研发水平、工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以及金融发展规模影响不显著,分析后提出相关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宏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影响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因素很多,不同的国家或经济体、不同的宏观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程度并不相同。本文针对我国的经济现实,主要以我国对外贸易、资源需求、工资水平为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宏观解释变量,利用1993-2006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对外贸易、资源需求、工资水平因素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影响。本文还分析了产生这种结果的可能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我国FDI流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2-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1992-200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FDI流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FDI规模正相关,且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明显;劳动力成本与FDI规模反向变动,且东部影响较弱、中西部影响较强;基础设施与FDI规模正相关;对外开放度对东部FDI有正影响,对中部为负影响,而对西部的影响并不显著;沿海区位优势是东部FDI高于中西部的重要原因。最后,针对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提出了政策建议。     

The effect of inward FDI on outward FDI over time in China: A contingent and dynamic perspective

Drawing on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IDP) framework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spillover literatur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dentify the contingent and dynamic effect of inward FDI (IFDI) on outward FDI (OFDI) at a provincial level. Using panel data from China,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FDI on OFDI is stronger in provinces with high economic development, albeit at a diminishing rate over time. However, the level of corruption weakens the effect of IFDI on OFDI over time. Despite that, we find that the effect of IFDI on OFDI is not contingent on trade openness overall. By decomposing trade openness into two dimensions, that is, import intensity and export intensity,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effect of IFDI on OFDI depends on export intensity, rather than import intensity. Our study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complex effect of IFDI on OFDI from a contingent and dynamic perspective.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分析

中国引进外资已具有相当规模 ,但在地区分布上却极不平衡 ,这不利于消除我国地区经济的二元结构。本文概述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状况 ,并从投资国和东道国两个方面分析了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 ,归纳总结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 ,并给出了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对策建议。     

宁波的外商直接投资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器”,它在宁波的经济发展历程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它在给经济建设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必然会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对宁波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的数据统计分析,了解其现状,探讨其对宁波经济发展所起的影响,剖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对宁波日后如何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一些思考和提出一些建议。     

Bulgaria's Inward FDI and EU Accession

Bulgaria's extraordinary openness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volumes has not been affected by both the country's failure to reach the levels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achieved by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member states and by the failure to comply with European Union (EU) law within certain time frames. Although a substantial literature has evolved on the country's inward FDI due to this performance, empirical microeconomic studies explore the time frame up to EU access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effect of EU accession in order to revisit Bulgaria's primary inward FDI determinants via a meso-economic panel analysis of disaggregated data by industry.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e neglected importance of extra-EU exports as a driver of Bulgaria's inward FDI and the appropriateness of micro-/meso-approaches to the subject.     

巴西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及对我国的启示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西开始重视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引导外国直接投资流向重点发展部门,在短时间内建立了新兴工业。巴西政府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过程中,强调外资来源多样化,引导外国直接投资投向经济欠发达地区,但工业部门受外资控制程度过高,政府部门对国内市场高度保护。我国应借鉴巴西的经验及教训,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过程中保持谨慎,积极引导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加大引进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     

拉丁美洲农业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实践及启示

拉美农业利用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实践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在促进拉美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给拉美农业带来了诸如被跨国公司支配、转移不适宜技术、造成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环境破坏和劳动力失业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文章针对拉美农业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教训,提出我国农业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必须遵循的原则.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东道国的区位因素来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忽视了企业内在特性因素对区位选择的重要作用。本文结合东道国区位与企业内在特性两大变量因素,综合分析我国企业在FDI的区位选择决策中的考虑因素,并由此得到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