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规制国别差异中的腐败原因——一个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讨论了腐败和进入规制强度的具体内容和量化测度方法,建立了大容量的跨国面板数据,利用统计模型验证了腐败是进入规制强度的Granger原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部分年份的分位数回归模型,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具体测算了腐败对进入规制强度的边际效应,从时间、指标和分布几个方面详细分析了这一效应的细部特征,并对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进行了简要说明。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区位的决定因素——基于“亚非拉”国家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56个亚非拉国家为样本,通过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方程,分别从东道国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东道国基础设施和资源、东道国治理基础3个层面分析其对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东道国市场规模、经济增长速度、能源消耗、劳动力资源、市场法治程度、政府效率和双边贸易关系与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是影响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区位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东道国基础设施情况对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缺乏显著性。     

进入规制国别差异中的腐败原因——一个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讨论了腐败和进入规制强度的具体内容和量化测度方法,建立了大容量的跨国面板数据,利用统计模型验证了腐败是进入规制强度的Granger原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部分年份的分位数回归模型,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具体测算了腐败对进入规制强度的边际效应,从时间、指标和分布几个方面详细分析了这一效应的细部特征,并对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进行了简要说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非线性效应研究——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2003~2013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以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技术差距和技术研发强度为吸收因素构建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研究并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技术差距和技术研发强度阀值转换条件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平滑转换机制效应;在参数异质性假设条件下,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上具有显著的非均衡性。     

东道国政府治理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研究——基于东道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上升期的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对中国OFDI流量和东道国政府治理等变量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反映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的六个指标中,政府施政有效性与中国OFDI流量显著正相关,贪腐控制与中国OFDI流量显著负相关,而公民参政与政治人权、政治稳定程度、市场经济限制程度、司法有效性等指标与中国OFDI流量关系不显著。这一结果反映出中国OFDI在快速上升的过程中,隐含着一定的制度风险。     

东道国制度质量、双边投资协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PTR)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07-2011年中国对155个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数据,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PTR)考查东道国制度质量与双边投资协议(BIT)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双边投资协议对中国的OFDI的影响有明显的区制差异:制度质量的提高会促进中国OFDI流向低收入和高收入水平经济体以及中、小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签署双边投资协议促进中国OFDI流向大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但双边投资协议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水平的提高并无助于中国OFDI流向中等收入水平经济体;双边投资协议还抑制了中国OFDI流向中、小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     

基础设施对能源强度的非线性溢出效应——基于PSTR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础设施会通过溢出效应对能源强度产生非线性影响,但尚缺乏相关的经验证据。本文运用处理非线性关系的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对交通、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的上述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基础设施对能源强度确实具有非线性溢出效应并显著为负;(2)三类基础设施的上述溢出效应具有低影响和高影响两种状态,其大小最终会随基础设施规模的增加平滑的转向高影响状态,其中信息基础设施的高、低影响状态间有较大差异;(3)我国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上述溢出效应目前仍处于低影响状态。建议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提升基础设施对能源强度的负向溢出效应,在保障经济增长的同时尽可能的降低能源强度。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实证研究——基于东道国国家特征

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本文利于引力模型和商务部公布的分国别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数据,试图检验直接投资理论中所提及的东道国的国家特征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两国间距离、共同的语言文化环境和地理位置相邻对吸引我国直接投资有正面的影响。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互动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实证分析

利用2013—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PVAR(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动态影响关系,从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3个维度分别考察对共同富裕福利性、保障性、发展性3个层面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样本考察期内,中国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但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突出,呈现地区差异化的特征;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互动效应关系,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支持共同富裕提供新的动能;共同富裕的发展间接促进数字产业化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共同富裕发展性水平,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共同富裕福利性以及保障性水平的提高。根据所得结论,提出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以数字技术完善城市发展网络、推进数字产业化发展等建议,以促进我国整体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分析

本文使用2003～2007年中国与74个东道国的数据,采用GMM方法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考察了对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关性。经验研究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是决定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密切的贸易联系也会显著地促进中国的投资,然而东道国良好的制度建设却会产生抑制作用,此外东道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技术水平也不会显著地引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     

汇率波动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现爆发式增长,日益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传统理论可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长期增长,但对其短期的剧烈波动却解释乏力。文献中普遍认为汇率波动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但二者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没有取得一致结论。文章利用2009~2016年期间21个主要对外直接投资国与其23个投资东道国之间的双边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通过建立和估计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汇率波动对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和汇率之间存在阈值效应,在汇率波动幅度较小的情况下,汇率波动可能是一个将生产转移到低成本地区的机会,其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当汇率波动较大时,汇率波动被视为一种风险而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     

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研究了东道国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以R&D经费投入和居民专利申请数量表征的东道国创新水平和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征的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同时,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越健全,越有利于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而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东道国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的实证分析

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对国家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具有桥梁作用。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2011—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拓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基础设施质量分别对中国进口与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基础设施质量会显著促进中国的进口与出口贸易,但对中国进口贸易促进作用强于出口,且东道国GDP增长促进了中国进口与出口贸易增加,其对中国进口贸易促进作用大于出口;而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对中国进口贸易限制作用大于出口,东道国与中国为邻国、与中国具有共同语言及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会推动中国对其进出口贸易增长。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对策建议。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与物流规模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1998—2010年省域空间面板数据

文章采用空间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析了公路和铁路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区域物流规模的影响,结果发现从全国范围来看公路密度增加显著提升了物流规模,铁路密度的影响没有公路显著。通过东中西部地区比较分析,发现铁路密度增加对东部地区产生正向作用,对中西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公路密度增加对东中西部地区产生正向作用。物流规模的扩张主要来源于工农业生产部门。     

区域金融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使用"钻石"模型的分析框架讨论了自然资源、需求要素、相关支持性产业、企业间竞争以及经济政策等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并利用1996～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金融产业集聚的因素。发现:①我国沿海地区具有金融产业集聚的地理优势,同时发现,当地的需求和政策也是导致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②我国金融市场的二元结构明显,东部地区,市场开放度较高,要素的影响作用明显,这有利于在市场机制条件下正反馈作用和收益递增作用的增强,有利于产业集聚的自我发展和不断完善。而在市场开放度较低的西部地区,各要素孤立存在,没有形成相互联系的优势网络,其金融产业也相对落后。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研究——理论与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

通过对Hausmann等(2007)理论模型的简单拓展,加入对外直接投资变量后,发现基于比较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水平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出口技术水平均呈正相关关系。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也支持这一结论,同时对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省级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水平有直接促进作用的同时,这种促进作用还受到以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衡量的"吸收能力"的正向促进,受到以资本劳动比、制度因素、地区经济规模、进口技术水平和现有技术水平衡量的地区禀赋状况的制约。要实现"走出去"战略与"贸易强国"战略的协同发展,必须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同时注意地区在要素禀赋、制度建设、经济发展、技术积累方面的整体协调。     

进出口与能源利用效率：基于中国工业部门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为实现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的减排承诺,通过进出口行业结构的调整、提高工业部门能源效率是更具现实操作性的途径之一。为研究进出口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本文首先采用行业面板数据对影响能耗强度的因素进行分析,然后建立面板变系数模型和门槛模型分析了不同行业进出口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增加出口会降低能源利用效率,增加进口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分行业而言,由于研发投入或外资跨越门槛值程度不同,不同行业进出口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模式研究——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2003-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为研究样本,并分为整体样本及地区样本,应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模式。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具有显著的"第三国效应",并且混合垂直型投资是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主导模式。该种投资模式意味着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在沿线不同国家之间建立复合式的跨国生产供应链,从而使得对不同国家间的投资形成互补,降低成本,增加产业竞争力。     

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5-2013年我国30个省市及自治区（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各种因素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传统经济地理因素对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在加入另外两个因素后则变得不再显著;新的经济地理因素如人力资本、城市化、消费需求和文化市场经营机构数都对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产业政策因素中的财政支出和政府规模指标显著性对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分别具有正向和负向作用,而金融发展指标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其对影响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