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企业选址与企业生产率

本文利用Grossman-Helpman-Szeidl（2006）模型研究了外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选址决策,模型表明：效率高的企业偏向选址于固定成本高可变成本低的地方,效率低的企业偏向选址于固定成本低可变成本高的地方。同时各个地区的效率空间会被运输成本所压缩。由于中国东部、中西部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劳动力工资以及固定投资成本的结构差异,高效率的企业会选址于印尼、菲律宾、越南三国,效率处于中间的企业会选址于中国中西部以及中国东部,效率最低的企业会选址于马来西亚、泰国两国。随后本文用2004-2013年Bvd亚太企业母公司层面面板数据验证了企业因效率不同而导致的选址差异。最后本文分析了双边自由贸易区对企业选址的效率空间的影响,研究表明双边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中西部的影响大于对中国东部的影响。     

论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后存续企业的发展

本文从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后存续企业的内涵出发,分析了国有存续企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对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后国有存续企业发展的途径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对国有存续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的思考

国有存续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是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本文从它产生的动因出发,结合实际操作中的具体情况,分析出了在改革与发展中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并从国家宏观层面和企业微观层面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可行性建议,以便为加快国有存续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服务。     

一个巨型国有存续企业的生存试验

大庆石油管理局是一个存续企业,自1999年与大庆油田责任公司分开分立后,这个有着11万职工的巨型国有存续企业开始了艰难的生存试验。     

东盟中心地位何以存续——基于组织生态学的视角

东盟中心地位的存续是近年来政策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多认为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正经受严峻挑战,面临被削弱甚至消解的风险。作者采用组织生态学的系统化视角,借助SWOT分析模型,在组织形态与组织环境复合维度下阐释东盟中心地位的存续机制,结合生态位概念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基础进行再考察,为该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路径。根据组织环境演化与生态位竞争的逻辑,东盟自身组织形态以及东亚区域合作环境赋予的有利因素建构着东盟的生态位宽度,组织形态中的劣势与环境中的威胁制约着东盟在区域合作环境中的适应度,两类因素共同决定东盟中心地位的存续机制。通过描绘东亚区域合作环境,提炼东盟的结构特征,对东盟在制度和互动层面的中心地位展开多维分析得出,东盟作为通才组织在“粗粒度”的东亚区域合作环境中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在同其他主体之间的生态位竞争中也更具优势,东盟中心地位的基础依然稳固。尽管面临复杂的内外压力,但通过巩固并强化其生态位优势,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环境向更加协同共生的方向演进,东盟将继续保持其中心性并在区域合作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甘肃天水三线企业的选址探析

甘肃天水三线企业的选址并没有严格遵照隐蔽、靠山、进洞的要求,反而比较强调科学性,许多企业选址是经过多次论证的。当时多数企业分布在天水市内及辖县的核心区。到20世纪80年代,企业在发展中遇到困难,甘肃省政府对一些布局非常不合理的企业进行调整。1984年之后,秦安县三厂为促进发展,在天水市内建立分厂,逐渐将总厂也搬迁到天水市,形成目前天水市的企业布局,使其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微电子企业工业基地,这与天水市三线企业当初的布局较为合理密不可分。     

小镇的尴尬与存续

对于小镇,可能大多人想象中的布景应该和著名作家余秋雨散文《江南小镇》中的描述相吻合：小桥流水,斑驳的墙;暗红的窗;歙乃橹声荡荡,充满着静谧、古朴和浪漫。但很多相对封闭的小镇,我们会看到另一种景象：正如贾樟柯电影里某些个山西小镇的场景,     

商圈与商店选址分析

商圈的选择对于在不断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商店的选址非常重要。本文通过对商圈的类型、形状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来确定商店在进行。选址时应该考虑的方法和因素,以便为商店的成功经营提供前提。     

基于组织与环境关系理论的组织存续研究

人们对组织与环境关系认识的转变反映了组织所处社会环境变迁的过程.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派组织存续理论的回顾,文章认为组织所处的技术和制度环境既是组织活动客观作用的结果,又直接影响组织的存续;适应环境的组织能够获得技术和制度溢出收益并成功推动环境的变迁,组织在与环境的共同演化中得以存续.     

风水与建筑的选址布局

风水,即堪舆,顾名思义,就是居住环境的天地空间组合,加上"学"字,就是研究宅居与人,如何达到协调的学理.对现代建筑的选址、布局,仍具体很高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区域应急物资储备中心选址与规划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科学合理的应急物资储备中心选址规划和充足的应急物资储备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措施和重要保障。为了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区域应急物资储备中心选址与规划,以福建省9地市为实证对象,构建中心选址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应用熵权-TOPSIS法、K-means聚类分析法对相对接近度进行测算,借助改进的引力模型确定福建省应急物资储备中心选址方案。结果表明：福州相对接近度最高,对全省各城市均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适合作为福建省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厦门、泉州对闽西南地区有一定辐射作用,可以构建以福州为中心、厦门和泉州为副中心的 “一主两副”福建省应急物资储备中心的选址规划方案。     

Lingo软件对发行基金调拨分中心选址模型的作用——以新疆为例

本文通过运用Lindo系统公司开发的Lingo9.0软件对新疆北疆地区就近调拨发行基金节点进行选择,以达到有效降低在途距离及调拨费用的目的。     

关于高新技术企业选址理论的探讨——兼论深圳吸引高新技术企业的区位优势与不足

高新技术企业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建立在高新科技基础上的新型企业。与传统型企业相比，它有不同的生产经营特征，处于不同的经济环境，因而它的选址要求和区位特征与传统型企业完全不同，使得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选址问题的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学领域一个新的重要课题。本文拟运用工业区位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选址问题作初步研究探讨，……     

外部经济与产业地理集聚一个基本理论逻辑及对我国工业经济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介绍了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的基本逻辑 ,指出规模经济等经济外部性对于制造业地理集聚的形成与稳定具有决定作用。然后对我国工业经济进行了实证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 ,需求变量、投入变量、及初始固定资产变量对产业地理集聚的作用是显著正向的 ,这与理论逻辑一致 ,而初始集聚度和规模变量则对地理集聚呈现显著负向的作用 ,这与理论逻辑相背离。文章根据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容和特征对此做出了解释     

湖南核工业园选址与建设规划初探

文章分析了湖南省核工业的发展现状,利用比较优势理论对益阳、长沙和衡阳三个区位进行了选址分析,论证了衡阳市作为核工业园建设的区位优势;进而结合衡阳核工业特色,初步探讨了湖南核工业园的产业发展模式和建设规划。     

技术溢出、贸易成本与经济地理新均衡——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新拓展

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认为固定成本不再是外生变量,而是与技术溢出有关的内生变量,企业会因为技术溢出的正向外部性减小固定生产成本而获得更多收益。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对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的新拓展,与原始中心-外围模型相比,得出有特色的研究结论主要有本地技术溢出效应增强会促进产业的集聚,而跨界技术溢出效应的增强会促使产业空间分布趋向分散。与原始中心-外围模型相比,技术溢出导致对称结构稳定均衡的贸易自由度范围更窄,而中心-外围结构稳定均衡的贸易自由度范围更宽;当贸易自由度较大、本地技术溢出效应较大或跨界技术溢出效应较小时,市场拥挤效应可能不存在,此时市场拥挤效应转化为促进产业集聚的动力;突破点既可以小于持续点也可以等于持续点或大于持续点,由此,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化,产业空间结构的演化不仅可以表现为突变的特征,也可以表现出渐变的特征。驼峰状集聚租金曲线是存在的,即使在完全贸易自由度条件下,集聚租金也不会消失。     

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资源流动分析

迄今为止的国际货币体系全都呈现出中心-外围式构架,并且伴之以通货(金融资产)和实体资源的流动。位于这一构架中心的国家通过输出通货获得了实体资源的注入,得到了铸币税的好处,位于这一体系外围的国家通过输出实体资源获得了国际流动性和金融资产。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世界里,单中心构架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具有系统相容性,因此区域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多中心构架将成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方向。     

环境管制与内外资企业的选址策略差异——基于泊松回归的分析

全球范围内环境标准的不断提高和环境管制的日益加强,使得环境管制强度和污染控制成本成为工业企业选址时的重点关注因素。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由于市场地位、企业文化、市场战略等方面的不同,选址时对环境监管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本文构建包含环境管制强度的泊松回归模型,采用中国2004—2007年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管制因素对内外资企业选址策略的影响差异。结果显示:企业选址的传统影响因素,如劳动力成本和地理特征等因素对内外资企业具有显著的吸引作用,而运输成本和市场潜力仅对内资企业具有影响;环境管制强度差异对内资企业基本没有影响,对外资企业则有显著的影响,环境管制差异成为地方政府吸引外资企业的一种策略。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通信基站优化选址与布局

通信基站建设选址难,数量不足,布局不够合理等问题日益突出。为规范通信基站建设行为,提高通信网络发展水平,实现网络优质覆盖,以南京市总体规划和南京市控制性详细规划为基底,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技术对通信基站进行优化选址与布局。结果表明：通信基站选址布局更加优化,资源利用更加充分。可见基于地理信息系统通信基站优化选址与布局,提高了选址效率和覆盖效果,确保信息化与通讯网络发展到较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