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信息官、企业领导者与企业数字创新

数字技术越来越普及，然而数字创新相关研究相对匮乏。基于注意力基础观，探讨企业数字创新前因。以2011—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设置首席信息官（CIO）的企业实施数字创新的可能性更大，数字创新绩效更好；②企业领导者（CEO）的商业关联能够显著提升CIO实施数字创新的可能性及数字创新绩效，CEO的政治关联没有显著调节作用。通过调查CIO和CEO的角色，深化对数字创新前因的理解，推动数字创新理论研究，为企业实施数字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CEO变革型领导行为、数字化能力与竞争优势：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和信息成为企业重要的资源和新的生产要素,企业运用数字技术和信息资源而产生的数字化能力逐渐成为动态能力的重要来源。本文依据资源基础理论,对数字化能力进行研究,开发并设计企业数字化能力量表,拓展动态能力的来源研究。本文通过对259份中高层管理者与员工的配对数据探讨变革型领导行为、数字化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并讨论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变革型领导行为影响数字化能力的调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变革型领导行为对企业竞争优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数字化运营和数字化创新分别在变革型领导行为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3）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变革型领导行为与数字化运营,及变革型领导行为与数字化创新间的关系。本研究从数字化能力视角拓展了动态能力的来源研究,并有效指导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管理实践。     

数字化能力、价值共创与企业绩效:基于数据安全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创新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模式。企业应用数字技术构建数字化能力，提高市场适应性，增强协同创新效率。此外，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重要资源，其安全性亦会影响数字化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从企业绩效视角出发，以动态能力理论和价值共创理论为基础，采用逐层回归的研究方法，对550家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进行实证分析，检验数字化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制造能力和数字化服务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数据安全在数字化制造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在数字化服务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据安全在价值共创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价值共创在数字化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文章揭示了数字化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及数据安全的调节效应、价值共创的中介效应等机理。     

关于整合CRM和ERP系统的研究

研究了在信息资源一体化的竞争环境下，企业在整合内外部资源方面的迫切需求，指出企业制造资源计划（ERP）和客户关系管理（CRM）整合的必然性；分别从价值体系、业务管理和技术层次来研究企业制造资源计划（ERP）和客户关系管理（CRM）整合的机制，为企业整合外部资源提供了思路。     

“拥抱”还是“拒绝”：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探究在不确定性宏观经济环境下企业是否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影响与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正向驱动效应，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政策因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强化企业创新研发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驱动的企业数字创新发展；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最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这足以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赋能效应。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在非国有产权、非政治关联与市场化强度更低的地区中更强。     

数字经济下三线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选择机制研究

数字经济给我国企业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尤其对我国三线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以41家三线军工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路径依赖和技术轨道等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讨企业产权属性、企业规模和创立年限等因素对我国三线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选择的复杂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在前中后全产业转型路径中，企业规模是核心条件，企业产权性质为中央企业、良好创新环境以及高技术发展程度为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数字化平台转型路径中，中低技术发展程度的小规模非中央企业若处于良好创新环境中则会选择数字化平台转型；在产品服务转型路径中，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创新环境存在可替代性，中低技术发展程度的三线军工企业倾向于选择产品服务类转型路径。结论可为我国三线军工企业实现数字化战略转型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数字技术驱动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组织合法性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数字技术给企业发展和创新研究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学界呼吁构建新理论解释企业数字创新形成机理。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视角，系统分析传统非互联网企业如何通过匹配技术资源(IT能力)和社会属性资源(组织合法性)实现数字化转型以获取数字创新绩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进一步对275份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样本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和Bootstrap分析，并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IT能力和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对IT能力和数字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组织合法性对IT能力、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具有进一步调节作用。结论说明传统非互联网企业能够利用技术投资构建IT能力以促进数字创新绩效提升，而通过技术资源和具有社会属性的合法性资源匹配实现数字化转型，能够获取更多数字红利。     

数字化转型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路径研究

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以数字经济为研究背景,高端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结合高端制造行业特征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企业动态能力视角刻画数字化转型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了中国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这一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高端制造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主要通过企业的动态能力路径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调节效应表明,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东部地区、高管具有金融背景以及两职分离的高端制造企业绿色发展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广泛应用数字技术工具以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立数字化系统管理制度以优化转型环境、培育数字化社会资本以调控企业资源配置、打造数字创新网络以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将赋能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     

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测度——基于陕西省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剂，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多种形式推动全球发展进入以数据驱动和智能化发展为特征的全新时期，并激发越来越多装备制造企业开启数字化转型升级道路。以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要素为主要内容，构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随机选取的28家陕西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熵权TOPSIS评价法和因子分析法对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陕西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水平不高，转型速度较慢。为此，从加大政府政策引导与资金投入力度、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化转型人才引培体系以及促进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4个方面提出加快陕西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建议。     

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治理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基于数字化赋能理论的作用机制研究

依靠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突破资源环境双重约束，实现绿色转型升级成为制造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从资源赋能和结构赋能双重视角出发，对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需进一步通过技术进步扩展绿色发展空间；(2)企业内部数字化技术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提升；(3)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工艺创新的两个维度，在数字化技术转型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4)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技术转型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识别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情境因素，可为我国有效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数字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效果推理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机制:一个被调节的双重中介模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市场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提升，服务创新成为我国制造企业价值链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基于效果推理理论，以机会塑造和资源拼凑为双重中介变量，以环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探究效果推理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效果推理正向影响服务创新；机会塑造、资源拼凑在效果推理与服务创新的正相关关系间发挥双重中介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在效果推理与机会塑造、资源拼凑的关系间起正向调节作用。结论有利于拓展效果推理在服务创新研究领域的应用情境，为制造企业服务创新实践提供重要启示。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

近年来,随着工业互联网、区块链、智能传感器、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不断突破,数字经济实现逆势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推动大数据、智能传感器等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从我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现状出发,研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存在的问题,从要素共享、创新驱动、生产方式三方面分析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机制,最后从政策设计、创新研发、区域协同发展角度提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实现路径。     

双重价值链嵌入与创新绩效倒U型关系研究——企业数字化的中介作用与组织韧性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企业数字化深刻影响并优化价值链配置。结合动态能力理论和嵌入理论，从数字化视角研究企业嵌入全球及区域双重价值链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探讨本土企业通过数字化连接和配置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而提升产业链和重构价值链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嵌入双重价值链实现短期创新溢出效应，但过度依赖双重价值链则会削弱创新动力和协作效能；通过企业数字化行为整合数据价值链成为企业获取创新资源的有效方式，并在价值链嵌入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组织韧性正向调节双重价值链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拓展双重价值链嵌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提供数字化转型视角，并为企业根据实践需求适度嵌入价值链、打造组织韧性、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技术需求与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数字经济的导向性赋能机制

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是持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为探究制造业技术需求、数字经济赋能对非市场与市场导向下智能制造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基于技术创新需求拉动理论，引入数字经济赋能构建投入-产出两阶段模型。分析发现，当政府研发补贴较高时，劳动替代需求与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投入呈倒U型相关，对智能制造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以效率提升为主的技术市场需求通过影响企业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投入，间接推动技术创新产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赋能正向调节市场导向的智能制造技术创新产出，但对非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不具赋能作用。在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优势的同时，应依托需求拉动机制开发更多需求侧政策工具，进一步激发智能制造技术创新。     

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

如今,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文章选取国内外相关文献,应用文献计量工具挖掘和识别了研究重点趋势与热点信息,总结近年来该领域的科研动态与发展趋势。根据定性分析,构成一个包括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情景-理论基础-前因-行为-后果”（CTABC）知识框架,从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与组织变革相互赋能、企业战略应对数字化、企业数字化效果三个维度提出管理内涵。     

基于动态能力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构建: 以华为汽车为例

企业通过创新主体网络协同,构建出价值共创的创新生态系统,以便在数字化时代感知并适应数字环境变化,为此需对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成机理进行探究。以数字创新企业——华为汽车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分析法,基于动态能力的理论视角,研究华为汽车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机理和演化路径。研究发现：（1）数字创新企业构建出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历经三个阶段,拥有三条演化路径和四种能力。三个阶段为整合数字资源阶段、拓展数字资源阶段和共享数字资源阶段;三条演化路径为市场需求、跨界交流和网络协同的路径;四种能力为信息感应、资源整合、资源获取和资源重组能力。（2）数字生态环境和动态能力是推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不断演进的内在动力,使系统组织构架不断升级,派生更多创新主体,形成网络协同架构。研究结论对数字创新企业如何构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具有理论性指导和实践价值。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技术创新——机制识别、保障条件分析与异质性检验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继土地、技术、资本和人力之外的又一核心生产要素。本文选取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对内提高经营效率、对外获取政府补助和提高市场关注度作用于企业创新。并且，企业内部的高端人才和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有力保障。最后，基于行业类型和所有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地存在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本文不仅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和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而且对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借助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双元驱动下智能制造发展路径——基于本土制造企业的多案例研究

智能制造通过数字化集成对制造资源进行优化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是我国制造业克服“低端锁定”、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以海尔、华为、吉利3家本土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应用扎根理论进行多案例分析，构建“驱动-转变-绩效”的智能制造发展机理模型，明确智能制造从起步到“生态化”不同阶段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技术与服务的双元驱动引发企业运行机制转变进而形成智能制造绩效，制造过程变革与资源集成、服务拓展与理念更新促进智能制造转变，智能制造不同阶段在方向、作用条件、关键环节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智能制造业创新产出：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是否协同助力

基于2015—2019年中国智能制造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对创新产出的协同作用，研究不同产业类别、不同市场竞争环境以及不同区域下政府补助的异质性效果。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和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产出均有显著激励作用，市场竞争正向调节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政府补助对智能制造四大行业的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其中对高端装备和新材料产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在高市场竞争环境下，政府补助对高质量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分区域看，东、中部地区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且东部地区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的协同促进作用更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弱。结论对政府制定智能制造业补助政策、完善创新市场环境、促进政府与市场发挥协同创新作用等具有参考价值。     

智能制造开放式创新平台战略异质性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双案例视角

制造业需要抓住互联网机遇实施智能制造，实现转型升级。企业转型升级内涵是实现数字化、平台化、智能化，其中平台化是智能制造发展的新方向，而平台战略是对智能制造的统筹把握。然而，智能制造企业开放式创新平台模式研究匮乏，也不重视平台战略异质性。运用扎根理论，选取海尔、西门子两家典型智能制造企业进行双案例比较分析，总结两家企业平台化战略模型：西门子采取面向工厂管理与服务的开放式物联网云平台生态系统战略；海尔则推行直面用户的多平台大规模定制全流程创新生态圈战略。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两家企业在平台核心战略、平台流程战略、平台整合战略、平台保障战略、平台拓展战略等方面呈现异质性，并探讨形成这种异质性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等方面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