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土地征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尝试运用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征地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被征土地类型、补偿时限以及对农地的投资这些因素引起农户征地意愿同方向的变化;被征土地的面积、是否从征地中受益和征地权的决定等因素引起农户征地意愿反方向的变化。最后得出结论:通过关注农户的谈判地位、征地权的正确行使、征地范围的划分和解决好失地农民的非农就业,来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利益。     

按照市场经济办法确定征地补偿标准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被征土地数量呈高速增长态势,期间也引发了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不到位等诸多问题。理论界对此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目前征地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征地补偿标准过低,实质上是剥夺农民,必须相应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另一些学者认为要进一步严格征地的程序,确保被征地农民的各项权益。     

中国征地制度中的公共利益:异化、反思及超越

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征用)权存在的前提,也是其限制。由于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在中国征地实践中,假公共利益之名,谋商业利益之实屡见不鲜。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背景下,公共利益被异化滥用是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流通与公共利益界定悖论下的现实选择。中国权威主义体制下的政府角色和土地财政同样是中国征地困境的内在逻辑。厘清公共利益的边界,培育农民的博弈力量,引入物业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给予被征土地农民充分补偿,是审视现有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征地制度后可能的突围方向。     

中国征地制度中的公共利益被异化及反思

该文认为,由于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在中国征地实践中,假公共利益之名,谋商业利益之实屡见不鲜.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背景下,公共利益被异化滥用是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流通与公共利益界定悖论下的现实选择.中国威权主义体制下的政府角色和土地财政同样是中国征地困境的内在逻辑.因此,厘清公共利益的边界,培育农民的博弈力量,引入物业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给予被征土地农民充分补偿是审视现有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征地制度后可能的突围方向.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研究——以云南省呈贡县为例

失地农民是经济社会发展下产生的一个新兴特殊群体.自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地成了农民的保障载体.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种非农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地增加,从而加速征地工作的推进,土地被征后,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据国土资源部统计,在过去的20年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94.6万亩,有4000万左右的农民失去土地.     

完善失地农民公共财政保障的建议

1·完善法律制度,确保失地农民权益。(1)完善《土地管理法》。以颁布实施细则的方式,细化内容,增强其可操作性。(2)改革征地制度,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规范公共利益的内涵,严格限定征地范围,只有明确为公共适用目的方可征地。被征土地的补偿要合理,根据市场价格标准计算,不仅补偿被征用土地现在的价值,而且考虑补偿土地可预期、可预见的未来价值。2·建立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在农民土地被征用之后,应将其转为城市居民,纳入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具体做法可参考民革广西玉林市委提出的《关于处理好…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研究——以云南省呈贡县为例

一、我国失地农民的现状 失地农民是经济社会发展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断地增加,从而加速征地工作量的失地农民。据国土资源部农建设占用耕地3394．6万亩,产生的一个新兴特殊群体。自成了农民的保障载体。随着经快,各种非农建设用地需求不推进,土地被征后,出现了大计,在过去的20年间,全国非4000万左右的农民失去土地。     

失地农民的权益损失与保障机制分析

失地农民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因城市化和工业化用地而产生的失去土地的农民。现代农业经济理论认为，每征用一亩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1987～2001年，我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94．6万亩，70％以上为征地，意味着至少有3400万农民因征地而失去或减少了土地。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要》，从2000年到2030年的30年间，我国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失地或部分失地的农民将超过7800万。从现有失地农民的生活状况看，他们是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那么，如何保证农民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权益不受损失，如何解决农民在土地征用后的社会保障问题，就成为影响农村繁荣稳定、城市化顺利推进的关键。     

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研究——基于土地发展权的视角

基于土地发展权概念建立了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理论模型,并以广州市为例进行了模拟研究。研究认为,农民应获得土地增值中的农地发展权收益,政府应获得市地发展权收益,开发商应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下的土地开发资本投入收益。农民、开发商和政府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理想比例是农民约占25%—30%,开发商约占15%—20%,政府约占50%—55%。以农地发展权的平均价值作为制定征地补偿标准的依据不仅体现了补偿公平原则,也符合通过市场机制对被征农地进行补偿的制度改革方向。     

征地过程中“村集体”与农民土地权配置分析

城镇化过程的加快,造成征地现象频繁发生,越来越多的农民面临失地的困境。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资料,拥有土地并且经营土地获得收益,是农民与其他社会群体相区别的重要特征。实际征地过程中,征地补偿款经过多层次分配才到达农民,农民土地收益遭受多方侵蚀。本文基于现有征地补偿状况,对“村集体”侵害农民土地收益进行了分析,指出土地权在“村集体”与农民之间合理分配是保障农民土地利益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土地权利用效率的重要方式。     

Land transfer in rural China: incentives,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come effects

ABSTRACT

Land transfer incentives and their effect on farmers’ incom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been widely examined in the literate, but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rural household income effect during land transfer. To fill in this gap,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incentives of land transfer, analy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decision on land transfer, then measures the income effects of land transfer and identifies the main sources of income effects, utilizing open-access data collected through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land flow out or in is beneficial to raise farmers’ income, indicating that the income effects have a positive feedback to farmers’ decision on land transfer. Further analyses reveal that land flow-out farmers and land flow-in farmers have different main sources of income growth. Our finding suggest that optimizing the incentive role of China’s existing rural land property system can help orderly flow of rural land resources, which subsequently increases rural household income.     

坚持农地集体所有的思考

本文在系统梳理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基础上,指出改革初期,为了满足农民的温饱诉求,党和政府逐渐认同了农民推出的“大包干”做法;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为了满足农民外出从事非农就业的诉求,党和政府赋予农民自主流转其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权利;现在,为了满足农民享有土地财产权益的诉求,党和政府应赋予农民土地股份的权利,将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按份共有的改革目标落到实处。股权是集体经济的基础。改革初期以含义模糊的承包权替代含义清晰的土地股权,是为了达成改革共识;现在以含义清晰的土地股权替代含义模糊的土地承包权,是改革深化和认识与时俱进的结果。     

扩大中国农业保险有效需求的对策研究

农业保险是农民转移农业风险的重要手段。农民人均收入过低、农业土地分散经营、保险费率过高、农业风险管理手段多样化和农民保险意识淡薄等是影响农业保险有效需求的重要因素,为此应采取提高中国农业用地集中程度、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开发农业保险新险种、提高对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以及政府加大对农业保险支持力度等相应对策。     

西南地区农村投资水平和农地利用效率对农民农业收入影响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农民农业增收是一项系统工程,运用多种计量经济分析模型,探讨农村投资水平、农地利用效率对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期来看,农村投资水平、农地综合效率、农地纯技术效率、农地规模效率与农民农业收入存在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其中,农地综合效率的贡献度远高于农村投资水平,农地规模效率的贡献度高于农地纯技术效率;短期内,农村投资水平对收入的调整为正向,农地纯技术效率对收入的调整先负后正,农地规模效率对收入的调整先正后负。长期来看,加大农村投资力度,提高农地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均有利于促进农业收入增长,但关键是要提高农地规模效率。短期内,加大农村投资力度同样有利于农业收入增长,而提高农地纯技术效率则使农业收入增长先降后升,在规模报酬递减范围内的农地规模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增长。     

中日土地制度、非农兼业和城乡收入均衡的比较与启示

自耕农所有制是日本农地制度的基础,它所赋予的农民对土地的充分权利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保证了日本粮食和各种农产品的充裕的供给;同时增加了农民的农业收入。日本工业,尤其是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农民非农兼业收入的较快增长。农业收入和兼业收入的相互补充使日本农家收入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达到或略超过城市家庭,实现了城乡收入均衡。在我国致力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日本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农村宅基地流转的模式与路径研究

通过横向比较分析后认为：我国农村宅基地流转存在管理制度缺陷、村庄规划滞后、基层监管欠缺等问题。在对我国农村宅基地流转进行实证调研后,总结出我国农村宅基地流转模式主要有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外部转让、农户自由转让、地方政府主导转让等几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我国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制度逻辑

如何通过完善农地制度来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事关我国失地农民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稳定.通过对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机理进行剖析发现,集体土地产权模糊、产权缺乏排他性、委托代理问题以及征地制度中存在的公益性用地界限不清等制度性因素共同促成了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因此,有效保障我国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就要从我国农地制度进一步改革入手,明晰集体土地产权、赋予农民长期的承包经营权、严格区分公益性和经营性用地的界限、构建多层次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     

失地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法律思考

城市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各地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被流转,成为非农用地;大量的农民成了失地农民。由于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设置虚化、征地目标泛化;征地补偿不合理、征地程序不民主和缺乏司法救济权等法律内在的缺陷,致使失地的农民不仅享受不到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利益,反而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劳保无份"的"三无"游民,其结果必然阻碍城市化的进程,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如何从法治角度保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是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经济作物种植与非农生产活动空间关系探究——以河南省柘城县为例

经济作物种植和非农生产活动均为农户用于获取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通过对河南省柘城县辣椒种植业及非农生产活动的调查分析,发现经济作物种植与非农生产活动空间分布呈现一定的对应关系:以县城为中心,随着距离的增加,二者分别呈现"低—高—低"和"高—低—高"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各自所属乡镇行政中心所在地为中心,随着距离的增加,二者分别呈现"低—高—低—高"和"高—低—高—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建立理论模型,并给出了形成以上现象的可能性原因。找出特定农作物与非农生产活动空间分布特征,对鉴别农业专业化生产区域、优化农区空间结构、提高土地产出率具有重要意义。     

对农村土地实行“国有民用”的思考

对农村土地产权实行"国有民用"的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国有"就是把所谓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与城镇土地一样的国家所有,"民用"就是其归农民和其他民事主体长期使用.通过修改相关法律和建立土地流转、农民转移和城乡互动的良性机制,是实现土地"国有民用"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