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的"通知"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的很多条款涉及到了"通知".考察公约对不同条款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的通知是采取到达原则,有的是采取发信原则.公约根据不同的情况规定发出通知的时间也不同,还规定不同情况下当事人未发通知的法律后果.但是,公约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对通知的形式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合同当事人用行为的方式表示的默示通知是否有效?因为公约没有涉及这样的问题,各个国家的做法也不一样.     

论我国对《联合国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1条保留的效力

保留是国际条约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但其效力影响到条约中某些条款的具体适用，因此又需要在国际私法中讨论其法律冲突问题。在分析国际条约法中的保留规则的基础上，对于我国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第11条所作的声明保留，从国际私法的角度进行探讨，并提出法律冲突的解决途径，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论《合同法》预期违约制度的缺陷

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分为明示预期违约和默示预期违约,它们在适用、作用、效力上存在不同之处.我国《合同法》关于预期违约的规定从效力上看只规定了明示预期违约,而我国规定的不安抗辩权的效力与默示预期违约的效力"不谋而合".因此,提出将不安抗辩权吸收到预期违约制度中,使我国的预期违约制度更加完善.     

论腐败犯罪资产的跨国追缴与我国的立法和实践——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腐败犯罪所得资产的跨国追回与返还做了明确规定,返还资产是公约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公约同时创设了腐败犯罪所得资产追回的法律机制,即直接追回财产方式和国际合作追回财产方式。公约的强制性规定对我国的司法实践和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央行担保品框架下银行贷款的违约风险外移效应——兼论担保品扩容对宏观经济波动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近年来,基于担保品的结构性货币政策频频亮相,已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文章对传统金融加速器模型进行拓展,构建了包含央行担保品框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着重探讨了提高信贷资产抵押率所产生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外移效应对宏观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提高信贷资产抵押率可以通过违约风险外移效应而降低借款企业的融资成本,但也会提高借款企业的违约风险,降低社会福利;第二,经济面临负面冲击时,提高信贷资产抵押率所产生的违约风险外移效应可以抑制金融加速器效应,从而稳定宏观经济;第三,信贷资产抵押率与总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系取决于政策工具,提高信贷资产抵押率在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下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但在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下对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影响较小;第四,担保品扩容之后,扩张性借贷便利操作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显著增大,并使通胀率显著下降。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基于担保品框架的借贷便利工具操作具有指导意义。     

环境管制视角下污染产业转移的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引发了人们对于污染产业转移的相关讨论.有人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加强环境管制,将污染产业转移到迫切需要资金的发展中国家.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以江苏省为研究样本,对其近年来的外商投资数量、行业结构及污染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相关关系验证,其结果显示,环境管制对江苏省外商投资于污染产业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同时也发现,目前江苏省的环境污染主要来源于国内企业.     

论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对象限制——以《保险法》第六十二条为视角

根据代住求偿权的一般原理,任何对保险标的的损失负有赔偿义务的第三人都可以成为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对象。但在实践中各国立法均对代位求偿权行使对象的范围进行一定限制（大多都规定不得对被保险人本身及其一定范围的亲属或雇员行使代位求偿权,除非保险事故是由上述人员故意造成的）,我国保险立法也做出了相应规定。不过,对于法律条文中“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该怎样理解,我国《保险法》未能更进一步做出交代,也无相关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至今仍未出台）加以明确,故理论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出现了法律的空白和盲点,给保险理赔带来了诸多争议与不便。笔者就《保险法》第62条的理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探析企业间借款合同效力问题——兼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借款是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而企业为了便捷快速融资，往往直接与其他企业发生借款业务。企业间借款在社会上已是公开存在的民间经济行为，但其效力问题，却在法律界有着很大争议。这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施行以后，对于无效合同的认定，与之前的司法解释以及金融规章之间存在冲突。本文拟进行相关法理分析，并与同行互相探讨。     

新经济地理视角下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以纺织业为例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转移理论,选择全要素生产率为企业集聚力和分散力合力的替代变量,比较分析全要素生产率与要素的空间配置速度,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优势是产业转移的动力和空间区位选择决策的依据。利用2001～2009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统计数据,采用半参数估计方法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纺织业与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比较分析发现:从2001年开始纺织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内在动力逐年加强,但2001～2007年却出现了从中西部向东部的增量调整为主的逆向转移。进一步研究发现,2001～2007年生产要素空间配置效率的决策损失是导致2007～2009年纺织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过程中空间配置效率下降的原因。     

美国外大陆架出租收益法律问题探析——以《公约》外大陆架收益分享制度为视角

美国任何海洋政策都是以本国的海洋权益为衡量标准的,关于外大陆架矿物资源开发也是如此。美国国内关于外大陆架资源勘探和开发的性质尚有不同观点。2001年开始授予200海里以外大陆架油气勘探许可,其许可条款中包括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2条"外大陆架收益分享制度"相一致的规定,这反映出美国为了其产业的利益而与国际社会的一种妥协。但由于尚未加入该公约,美国在具体执行该制度中存在一系列问题。     

《劳动合同法》的“倾斜保护”及其效果——以服务期制度下的劳资博弈为中心

由于劳资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利益进行倾斜保护,服务期制度就是这种倾斜保护的典型安排。但是,在该制度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博弈结果完全有违立法初衷,对劳动者的就业权造成重大损害,尤其是减少了缺乏专业技能型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应允许在服务期协议中约定较高的违约赔偿。     

论对企业设立登记审核中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规制——以《合伙企业法》第十条的实施为视角

商事主体法定原则是商事登记制度的基础,它充分反映出私法本性的商法开始伴生公法性成分。各国商事登记的类型不尽相同。我国对商事登记种类的规定大同小异,散见于一些法规、规章中。因提升行政效率所需,各国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大都可以在一定情况下行使自由裁量权。不过,这种权力应当受到合理规制。我国《合伙企业法》（第十条）规定了合伙企业的设立登记制度,体现了行政效率原则。但在申请人申请设立合伙企业时,何为＂能够＂当场登记,何为＂不能够＂当场登记,企业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掌握着的自由裁量权能否理性行使,决定了行政效率的最终实现程度。因此,我国相关立法应对合伙企业设立登记中＂能够当场登记＂的情形做出明晰界定。     

论风险治理视阈下的政府信息公开与沟通——以Q市“王子”事件为例

以Q市王子事件为起点进行调查研究,结合风险治理理论对政府、媒体与公众在信息沟通中的角色进行分析,提出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公众和媒体三个方面存在的诸如政府忽视群众意见、主流媒体角色缺位等问题并分析其原因,并从政府、媒体和公众三个视角提出改善措施。     

理性、建设性、实践性——一部以全新视角审视中国公共财政建设的学术著作 欢迎订阅《公共风险视角下的公共财政》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的不断加快,财政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承担的职责和所发挥的作用不断提升,财政     

《仲裁法》修订背景下可仲裁性问题——以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为视角

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深刻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法律环境乃至营商环境的评价。目前,我国学者多数认可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但从司法实践的大量数据来看,仍呈现以公共政策为由否定反垄断争议可仲裁性的倾向。我国司法实践的态度与目前域外重要反垄断司法辖区的立场存在较大分歧,固守反垄断争议涉及公共政策因此不适合提交仲裁的立场,不利于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反垄断法》刚经历修订,其中仍未明确是否可以将反垄断争议提交仲裁,若想从立法层面明确该问题,在《仲裁法》修改之际对反垄断争议以特殊争议仲裁的方式作出规定是一个合适的契机。     

第三人介入下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以《侵权责任法》为视角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司法实践中出现大量这类案件,由于第三人的行为对受害人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受害人间接要求与之有特定关系的经营者赔偿.对于此类案件早期都是通过合同关系来解决,后来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之后,专门针对这种损害人身的侵权行为加以规定,开始从侵权领域解决这个问题.《侵权责任法》的出台,为这类案子在侵权领域的解决提供了更为有效的保障.对于这种从最初的合同法保护转向侵权法的保障方式,欣喜之余也同样发现在规制过程中仍存在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论王世杰与抗战时期的中共问题——以《王世杰日记》为中心

王世杰是新政学系的重要人物，思想属自由主义范畴。抗战时期国民党内对中共问题形成两派意见，王世杰认为不能使用武力对付共产党，应寻求政治途径，国民政府必须改良政治，实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制度。为此，他不断游说蒋介石和国民党党内人士，提出政治解决办法，调和国共矛盾，缓和两党关系。正是由于他的坚持和努力，国共之间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判，国民党中央全会通过了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决议。尽管此主张并未取得具体的、实质性结果，内战未能避免，但为赢得一定的国内和局、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实际作用，这是应该承认的。     

论行政垄断的主体区分及规制路径选择——以《反垄断法》为视角

行政垄断不同实施主体所涉及的不同问题导致了《反垄断法》在对它们进行规制时所考察的因素和所适用的程度各不相同。反垄断法在中央政府部门监管行业领域的适用应该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至少我国现阶段并不具备统一适用的条件,反垄断法应当对这些特定监管的存在和国家所有权的基本经济制度予以尊重;对于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实施的限制地区间自由流动的行为,《反垄断法》第51条的责任规定未必不具有实质的效力,     

论竞业限制协议效力的认定标准——以《劳动合同法》为视角

竞业限制协议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中,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最初作为西方发达国家雇佣单位（下文简称雇主）采用的一种有效的保护其自身商业秘密的法律手段。它对于净化市场经济环境、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提高企业在人才和技术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自竞业限制制度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争议,因为它不仅与雇主的合法利益息息相关,也与劳动者的劳动权、择业自由权等有关。因此如何平衡协调雇主与劳动者的利益冲突、消除双方不合理的行为,就成为劳动合同法领域急需研究解决的新课题。本文从四个方面对竞业限制协议的效力认定标准进行讨论并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