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

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法律思想和法治概念,在近年来,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内容的研究内容变得丰富的基础上,基于法治的概念,对内核进行分析,然后与法律思维的差异进行研究,以便对法律和法治的后续跟踪进行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论宪法在审计法律体系建设与发展中的作用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的贯彻执行对于一个国家维护统一、保持政权稳固、保障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发展民主政治、完善法治以及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重要作用。文章主要从宪法历时32周年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审计法律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两个方面,阐述宪法在审计法律体系建设与发展中的作用。     

法治文化及其建设路径探讨

一个社会能否实现法治,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这个社会有无尊崇法治的心理,是否培育起了追求法治的信念,法律制度是否完备,法律规范能否得到实施,同时也取决于人们的法律素质和法治观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需要内容量化、体系完备的法律法规和完善的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制度,而且需要与现代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相适应的法治文化。“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是法治社会的内在动力。     

刍议纳税人权利保障

一、纳税人权利概念的界定及特征(一)纳税人权利的概念关于纳税人权利,学界的表述不尽一致。有的认为,纳税人权利即纳税人的基本权利,是指纳税人享有以宪法为基础,仅在税款的征收与使用符合宪法规定的原则的条件下,才具有承担纳税义务的权利。有的学者认为,纳税人权利即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时应当得到的法律对其利益的确认、保障和尊重。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意义上的纳税人权利可从四个方面来界定:一是它由法律所规定;二是它必须受到法律保护;三是它同纳税人的纳税行为相联结;四是它与义务密切联系。还有的学者认为,纳税人权利,可以从广义和狭…     

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养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重要保证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都突出强调了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深化全方位改革、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化解各类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的极端重要性。领导干部法律素养是新时期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养的关键是培养良好的法治思维。     

试论物权法对私有财产法律保护制度的影响

我国私有财产的保护经历了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从非平等保护到平等保护、从宪法理念到制度架构的历史变迁.私有财产入宪使公民的财产权利由一般的民事权利上升到宪法权利,标志着中国私产的公法保护体系有了良好的开端.本文通过分析<物权法>的实施对私有财产法律保护制度的影响,揭示宪法走向具体法治是私产保护得以落实的路径.物权法也需要在现实中不断完善,为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制度创设良好的实施空间.     

从民国时期税制建设看法律制度发挥作用的条件

民国时期特别是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是现代税制在我国被引进和实施的重要时期,税收法定原则在民国时期的数个宪法性文件中均有体现。但与法治国家形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法律制度能否在社会中得到贯彻和实施,变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关系,需要一系列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条件,尤其是观念性法律文化的配合。中国传统的观念性法律文化,是阻滞制度性法律文化发挥其应有功能和作用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法律文化的演进与法治国刑法文化之确立

在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国家权力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色彩极为浓厚，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法律文化的传播使我们看到，作为法治的根本标志之一的刑事法治，以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包括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制，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是人类社会的一直追求和共同期待。因此，我们要建设法治国的刑法文化．使刑法真正起到平衡利益、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的作用。     

试论邓小平思想中的法治建设

崇尚法治，否定人治是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基点和核心。邓小平法治思想主要包括：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正确处理党和法的关系；正确处理权与法的关系；加强立法工作，完备法律体系，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各级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加强法制教育，增强全民的法制观念。     

《民法学教程》学习辅导

民法是一国法律体系中地位仅次于宪法的最重要的部门法，是调整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法律规则。作为规范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民法规定直接反映和调整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基本法律制度。     

“法律至上”原则及其社会氛围的培养

一、“法律至上”原则的重要性 “法律至上”原则是现代法治的精义所在，是现代民主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理论界一直将“法律至上”原则视为资产阶级法制观，害怕提“法律至上”原则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有时使用“法律至上”一词，也是模棱两可、闪烁其辞。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却一直是重视这一原则，并按这一路子走的。如早在十二大上，中国共产党就把“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写进报告和党章，同年新通过的宪法也加进了“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十三大时，不仅重申了十二大和新宪法的提法，而且还首次提出了“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的著名观点；十五大时，又提出“依法治国”，并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到十六大时，更是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也要“依法执政”的重要思想。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党虽然未明确使用过“法律至上”概念，但近20年的实践却证明中国共产党早已尊奉了“法律至上”的理念!     

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分析--效率视角之解读

金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血液,而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是使这种血液“新鲜”的最有力手段。在市场经济与法治国这种语境之下,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效率解析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金融监管的一般诠释,从成本收益、利益结构、均衡性及博弈论四个维度对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效率进行了解读,并就如何增强金融监管法律的静态和动态效率提出了一系列技术上的方法,形成四个基本认识。     

经济信息安全的法律保护问题与对策

信息时代,信息资源的占有率已成为影响一国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世界各国对经济信息的争夺加剧。完善我国经济信息安全的法律保护体系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生产力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文章对经济信息安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通过分析我国经济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与现有法律保护的不足,提出完善经济信息安全法律保护的对策。     

湖湘文化对青年毛泽东法律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青年时期的文章和书信,对法律有着大量的论述,蕴涵着丰富的法律思想和法理,涉及了宪法,婚姻法、经济法等众多部门法领域。其法律思想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其间,“善法恶法论”、“民治”观点等清晰可见,“宪政”和“法治”的法律理念已依稀可辨。湖湘文化在四个方面深刻影响着青年毛泽东的法律品格。     

追寻正义: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危机与出路

与经典社会理论的分析不同,法治实践在中国形成了一系列悖论特征,在劳动法、财产法、合同法、金融法、公司法和环境法等领域,形成了一种内外有别,呈现身份和产权差序化格局的法律体系。无论是形式主义或实体主义理论都不能完整把握其性质。中国法律社会学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的某派学说或者盲目坚持本土主义、实践主义的学术路径。要对改革时期中国的法治运动在全球和国家层面形成的特殊结构与悖论逻辑,在社会理论层面展开更为切实而深刻的分析,并在正义和规范层面对法治发展做出前瞻性的批判、反思和引导,这将是未来中国法律社会学突破学术困境、探索新路的关键。     

坚持和谱司法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坚持和谐司法,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人民法院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是新时期党和人民对司法工作者的新要求、新期待。要实现“两个效果”的统一,就必须要坚持“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宪法法律至上”,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法院工作的政治方向,强化法官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大局意识,努力构建和谐的司法运行机制,     

法&#183;法治&#183;宪政

法治是宪政的必要基础,并捍卫着宪政体制的生存和稳定,没有法治就没有宪政。如果法律仅仅是统治者(立法者或执法者)意志的体现,那就没有法治,也就无宪政可言。宪政的目标决不是简单地限制政府权力。宪政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的、负责的、公正的、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政治和法律体系;这就要求宪法赋予政府足够的、有效的权力来管理公共事务和保持社会安全及稳定。     

法、法治与宪政（下）

法治是宪政的必要基础,并捍卫着宪政体制的生存和稳定,没有法治就没有宪政。如果法律仅仅是统治者(立法者或执法者)意志的体现,那就没有法治,也就无宪政可言。宪政的目标决不是简单地限制政府权力。宪政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的、负责的、公正的、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政治和法律体系;这就要求宪法赋予政府足够的、有效的权力来管理公共事务和保持社会安全及稳定。     

白轲论中国的党国宪政体制

目前世界上的宪政体制,大体分为三种模式:其一是超国家宪政模式,其二是神权宪政模式,其三是党国宪政模式。本文集中介绍了白轲对中国党国宪政体制的研究。党国宪政体制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所确立的宪政模式也在这种传统之下。但是,这种党国宪政体制在1982年以来进行了一场根本性的改革,开始迈向"一党宪政体制",是在党和国家分权的基础上,增加了法治的要素,确立了宪法的最高地位,从而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一方面党作为社会价值规范的提供者为宪法和法治提供了规范价值基础,另一方面宪法和法治约束了党的行为方式,使其服从于宪法和法律。     

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

本文从中国宪法文本与宪政实践之间的背离问题入手,提出了从不成文宪法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宪政秩序的新思路。基于对英美宪法学说与宪政实践的分析,作者区分了古典的政制与现代的宪法律、政治宪法与法院宪法,进而主张任何国家的宪政运作实际上都依赖不成文宪法,从而奠定不成文宪法的法理学基础。在此基础上,文章选择中国宪法中关于国家建构中四个关键性问题,着重探讨中国不成文宪法的四个主要渊源,即成文宪章、宪法惯例、宪法学说及宪法性法律,并呼吁宪法学应当从中国现实的宪政生活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宪政原理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