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增长对于环境影响的因素分析

本文将经济增长对于环境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通过对2000年以来工业部门数据的分析发现,“十五”期间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带来的规模效应是污染排放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减排技术的改进等因素带来的技术效应对于抑制污染排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SO2而言,工业部门的结构在“十五”期间污染密集程度加重,而对于COD来说,工业部门的结构趋向清洁化。2006年在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继续延续以往的趋势,但是结构效应却由以前的负面影响转变为正面影响,抑制了污染物的排放。     

环境援助的减污效应——理论和基于1982-2008年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考察环境援助对污染物排放影响的作用机制及其在中国的实际减污效果.建立环境援助减污效应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982-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环境援助在中国的减污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我们认为,环境援助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挤出效应以及环境援助自身的直接减污效应;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从显性的结构效应、挤出效应、援助自身的减污效应三者之和来看,环境援助降低我国CO2和SO2的排放,增加工业废水、粉尘、烟尘和固体废物的排放,上述影响均存在滞后反应;当环境援助的规模效应小于一定临界值或技术效应大于一定临界值时,环境援助影响各工业污染物排放的总效应为负.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2—200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3个角度对我国工业SO2、废气、废水、粉尘、烟尘的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并对城市化水平对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与工业规模效应、城市化水平均呈倒U型曲线关系;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在不同年份对我国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下降的影响方向和贡献程度有所不同,但总体来看,技术效应的贡献最大;技术水平提高是城市化促使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中国工业大气污染的Laspeyres结构分解分析

本文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构建Laspeyres结构分解模型,将我国13个工业行业在1997-2002年间的三种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变动分解为技术进步效应、最终需求结构变动效应和最终需求总量变动效应,并实证研究技术因素和经济因素对污染物排放变动影响的相对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最佳选择是加快技术进步,从而为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LMDI分解法的江苏省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如何在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CO2减排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以经济和能源消耗大省——江苏省为例,采用LMDI分解法分析了江苏省2003-2013年经济增长对CO2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经济规模效应是CO2排放增长的主导因素,且具有促进作用,累积贡献率为64.29％;能源强度效应具有抑制作用,累积贡献率为-22.90％;产业结构效应抑制CO2排放,人口规模和能源结构效应促进CO2排放,但均贡献微弱,贡献率依次为-6.24％、3.38％、3.19％.     

城乡收入差距 、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双向耦合关系 ——基于经济起因的互动关系

采用2007—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PVAR模型和GLS方法检验了城乡收入差距对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的影响。首先,借助PVAR模型分析指标间双向耦合关系,得出如下结论:碳排放和工业废水排放的直接效应与反馈效应表现为不对称,工业固体废物排放的直接效应与反馈效应表现对应相反;城乡收入差距仅是影响固体废物排放的原因,两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均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原因;能源消费为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的因,仅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是能源消费的原因;城乡收入差距与能源消费在异质污染物排放下呈因果关系各异。然后,利用GLS方法进行样本数据分组回归,得出如下结果:在固体废物低排区,多重经济因素作用下收入差距拉大增加固体废物排放;在固体废物高排区,当城乡收入差距较小时,经济因素交互下城镇化率对工业固体废物的系数为正,当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时,可通过增加外商投资、吸引高质量人力资本和提高农村金融效率来降低由城乡收入差距,以引起工业固体废物增排。最后,就降低污染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给出建议。     

工业SO_2排放强度的因素分解——基于全国及八大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分析

以全国及八大经济区域工业SO_2为研究对象,运用LMDI模型将SO_2排放强度变化分解为人口效应、经济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能源产污效应和污染治理效应。结果表明:1995—2012年,经济规模效应是造成全国工业SO_2排放增加的最重要原因,能源强度效应是促进工业SO_2减排的关键因素。影响区域性工业SO_2排放强度变化的因素并不一致,东南沿海经济带显著因素为经济规模效应,工业SO_2排放持续增加;东北地区显著因素为能源强度效应,工业SO_2排放呈下降趋势;中西部经济区显著因素为能源强度效应,但正向累积效应大于负向累积效应,工业SO_2排放显示为小幅增长。建议按照不同区域并结合实际情况建立适合区域性发展的减排路径。     

基于新分解模型的中国工业SO2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将Grossman分解模型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结合,构建工业污染影响因素分解模型;将2005~2008年作为分析期,以中国工业及其内部产业SO2排放为研究对象,用所建模型对研究对象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对中国工业及其产业而言,在分析期内,SO2排放主要影响因素是规模效应,规模变化不利于SO2降低,结构变化有利于SO2降低,提高清洁技术效应或污染治理效应是降低SO2的有效途径,只有降低重点产业SO2排放,才能使降低SO2效果较为明显。     

黑龙江省经济增长与综合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环境库兹涅茨综合评价理论,建立了黑龙江省综合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评价模型,运用Grossman影响环境因素的机理分析模型,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对2006年以后黑龙江省环境污染加剧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2006年后黑龙江省在经济规模扩张的同时,其产业结构仍以重工业为主,这加剧了工业废物的排放,从而导致整体环境污染的恶化,且技术进步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有正负效应两面性。     

广东省终端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

将居民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纳入研究范围,采用LMDI分解法对2000—2011年广东省终端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影响碳排放增长的各种因素中,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和收入对碳排放增加整体上表现为正效应;产业结构、生产部门能源强度、生产部门能源结构和能源碳排放因子整体表现为负效应;生活部门的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的效应不确定;总体上正向驱动效应超过负向驱动效应,致使广东省的碳排放量呈不断上升态势。     

我国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动态轨迹研究

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碳排放驱动因素作用力强度进行动态分解,结果发现,时间维度上,经济效应、能源规模效应、人口效应和技术效应呈现不规则交替状态,驱动碳排放作用力排序和当年我国经济驱动产业趋同;在空间维度上,经济重心向西部方向转移过程中伴随碳排放同方向的移动,经济效应驱动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人口因素并没有向西转移的痕迹,尽管国家支持西部能源产业技术的提高,但技术因素对减排的作用依然在东部地区。最后,针对文中碳排放驱动因素主要是经济效应和能源规模效应的结论,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可实现经济增长和碳减排双赢目标的政策建议。     

经济、贸易与环境相容关系论说

经济、贸易与环境相容意指经济增长、贸易扩大没有损害环境,其判别标准包括零污染排放或者污染排放零增长、零污染遗留或者污染遗留零增长、环境自净极限等三级标准;其实现的必要条件是环境有益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足以抵消规模效应;其测度指标包括绝对值、变化事和比率等三类指标.经济-环境、贸易-环境两对相容关系的成因不尽相同.     

区域碳排放因素分解及最优低碳发展情景分析——以中部地区为例

通过测算中部地区1995～2010年间碳排放状况及LMDI影响因素分解分析,发现经济规模的扩大是拉动中部人均碳排放的决定因素,其累积排放效应远高于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的碳减排效应。基于IPAT方程对中部地区碳减排与经济增长最优情景的定量分析表明,适宜中部地区2020年和2030年的最优低碳发展情景分别是"中增长、高效率"和"低增长、低效率"。     

CO2排放的影响因素及预测研究——以江苏为例

发展低碳经济,减少CO2排放是大势所趋.通过对江苏省1996～2010年GDP、产业结构、人口、城市化率、人均收入、能源效率等因素和CO2排放量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影响江苏CO2排放的因素主要有GDP和第三产业结构比例,其中GDP呈正向驱动效应,第三产业结构比例呈负向驱动效应,且GDP对CO2排放的影响超过第三产业结构比例.同时,预测结果表明:江苏CO2的总体排放量仍呈增加趋势,年均增长7.34％.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调整和节能技术的发展.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外贸出口与能源消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计算了1997年～2007年我国外贸出口中隐含碳总量,并采用结构分解法分解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结果表明:规模效应是出口隐含碳上升的主导因素,这是由于我国外贸出口高速增长,却作为"世界工厂"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的生产、加工环节;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变对隐含碳影响不大,主要原因是我国出口行业的调整是从某些行业价值链的底端跳到另一些行业的底端,而并非价值链上纵向延伸,高能耗、低附加值的特点并未改变;凭借技术引进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降低能耗有作用,但不很明显,且不够稳定。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环境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ACT贸易环境效应模型,运用2000-2012年31省级面板数据,尝试将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环境效应从农业环境总效应中分离出来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资本丰裕度、人均收入、贸易开放度对农业环境均有显著影响;我国存在贸易的要素禀赋、污染天堂双重动机,贸易结构效应有利于降低化肥和农膜浓度,而增加农药浓度;贸易引致的规模正效应不足以被其引致的技术负效应抵消;贸易通过规模、结构、技术作用于环境的净效应,对于化肥、农膜依据其引致的经济和技术增长率而定,而对于农药为正;假设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未转变,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下我国农业污染将进一步加剧。得出促进农业经济转型、农业环境成本内部化、避免盲目追求贸易经济效益的政策启示。     

经济结构、技术进步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分析

文章将环境污染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纯生产技术效应、纯污染治理技术效应、混合技术效应、结构生产技术效应、结构治理技术效应和综合效应,并运用37个工业行业2001-2009年三种主要废气排放数据实证分析了工业经济结构和技术进步对工业废气减排的贡献,得到如下结论:纯生产技术效应、纯污染治理技术效应在减排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工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工业废气减排的作用效果不明显,相对2001年甚至还加剧了环境污染;结构生产技术效应和结构治理技术效应都对废气减排起到了促进作用,环境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业结构的不合理。     

污染密集型产业跨国转移对不同国家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研究

为更好地研究产业跨国转移对不同国家、不同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将其分为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并纳入LMDI分解模型,识别全球39个主要国家CO₂、SO₂排放密集型产业并进行因素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995—2009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18.11%的碳密集型产业,该过程在减少发达国家23.97亿吨CO₂排放的同时,增加了发展中国家41.42亿吨排放;前者减排主要得益于碳密集型产业转出的结构变化,占总效应的66.99%,而后者增排主要源于产业转入规模增加,贡献达70.80%。研究进一步比较了产业转移与技术进步的污染排放效应,发现随着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产业转移的污染排放影响在人均GDP为2.05万美元前后分别呈现增排效应和减排效应。研究还发现,硫密集型产业存在类似现象,差别在于当人均GDP为1.43万美元时就发生转变,这可能与CO₂、SO₂两者不同的全球性与局地性污染特征有关。     

技术研究开发、关联主体竞争力与经济增长

直接把经济系统中多个技术开发相关利益主体竞争力引入罗默的两国技术研究开发增长模型中,考察研究开发部门、中间产品部门、最终产品部门,以及两部门工人竞争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发现:(1)技术研究开发活动具有国际溢出效应、国内溢出效应和规模效应,而且在不同的竞争力结构下,效应不一样;(2)各利益关联主体竞争力对经济增长或具有增进效应、或抑制效应或"锁定"效应,具体效应取决于竞争力关系;(3)不同利益主体的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是不同的,它们与技术研究开发一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非收敛的主要原因和经济增长的源泉;(4)利益关联主体竞争力结构关系和行为模式将产生国家后发优势和先动优势;(5)国家研究开发支持和竞争力结构调整必须有效结合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我国省区1999至2008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金融规模、银行集中度、直接融资比例以及其他相关控制变量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通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我们发现,目前金融规模扩张不利于经济增长,而改善金融结构,降低银行集中度,提高中小金融机构在银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会增加银行业内部的竞争,促进经济增长。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我们还发现,改善我国所有制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贸易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