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关系契约的专用性投资治理研究

专用性投资使企业拥有了异质化的资本,使供应链获得了独特而又难于模仿的市场优势,这是供应链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但是,由于供应链契约的不完全性,专用性投资在创造竞争优势的同时也易引致机会主义风险,因此,必须选择恰当的治理机制以保护专用性投资的价值创造效应而抑制其负面效应。我们认为,关系契约可以通过利益导向型机制和关系导向型机制实现对专用性投资的有效治理。     

可自我实施的农产品交易平稳关系契约研究

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农产品交易本质上属于长期合作关系,双方有效合作的基础是能够为合作双方提供长期有效的激励、降低违约风险的可自我实施契约。在界定农产品交易平稳关系契约的基础上,对在农户存在专用投资、龙头企业具有全部事后谈判力量的情形下,农产品交易最优平稳关系契约的可能形式进行分析,结论表明：最优平稳关系契约形式与双方的贴现因子、双方持续合作的概率、农户的事前和事后保留收益有关;最优的激励计划严格依赖于龙头企业承诺向农户的支付与农户的事前保留效用及事后保留效用之间的对比关系,这种对比关系使农产品交易关系契约的运行效率不再与剩余分配状况相关。     

从契约观看审计质量的保证机制

现代独立审计制度实际上是一个多边的契约安排,在这个交易关系中,怎样才能保证审计师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报告?基于契约本身的不完全性,本文认为通过明确的、强制的显性契约和自我实施的隐性契约相结合的方式可以确保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无偏见地、独立地实施审计准则,从而保证审计报告的质量。     

公司与农户契约的互惠与信任研究

由于新古典契约受制于第三方规制,关系型契约的双方规制成为公司与农户交易关系的有效治理方式之一,而关系型契约的治理需要信任、互惠等治理手段。假设公司能够观测农户行为的结果,并通过农户行为结果来推测农户选择某种行为的动机或意图;在构建选择集比较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公司与农户互惠信任契约基本模型,分析公司和农户的最优策略,结果表明：当农户努力水平的提高能够使公司选择集中最优收益水平增加（或降低农户选择集中的最劣收益水平）时,公司的最优反应是提高总收益中农户分享的比例（比如通过提高农产品等级的方式）;如果能够预期到这一点,农户的最优策略是尽可能提高努力水平。因此,通过农户和公司之间的互惠行为,能够增强双方之间的信任程度,从而能够提高交易稳定性。     

契约执行效率与垂直化结构

本文在LuigiPascali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两部门垄断竞争模型,考察不完全契约与垂直化结构的关系,并利用中国分地区分行业数据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契约执行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垂直专业化分工;在契约要素密集度和物质资产专用性高的行业,契约执行效率与垂直一体化存在着明显的负向关系,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及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仍然稳健;契约执行效率对人力资产专用性行业的治理结构影响不大。     

从超市场契约看国有电信企业的准一体化运营机制

中国移动选择超市场契约与社会渠道建立准一体化合作模式,使其移动通信业务获得了良好回报.为保证超市场契约能高效履约,以下要件缺一不可:各质量维度精密考核与强激励相结合,以确保超市场契约的有效实施;建立严格的私人惩罚制度,有效预防社会渠道商的机会主义行为;加大社会渠道商的违约成本,促进社会渠道商自我履约;建立信用保证金制度,防范可能发生的违约风险;通过多重复合交易,强化对社会渠道商的关系治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对中国移动超市场契约的模仿经验进一步表明:为提高交易效率,选择合适的契约形式只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保证契约自我实施的各项要件缺一不可才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论农户生产经营的契约风险与规避

在以“公司＋农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契约是不完全的,公司有可能违背契约,给农户造成契约风险。引进期权定价机制,订立和健全长期契约,健全社会信用制度,加强法规法制建设,有利于规避农户契约风险,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保障农民增产增收,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伙伴合作契约：政府投资项目防范风险的制度安排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模式的委托代理风险已成为影响项目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伙伴合作契约能有效均衡契约主体各方内部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有限介入管理和决策,大大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政府委托人可以通过伙伴合作契约约束代建单位,避免出现逆向选择现象,控制代建单位的道德风险行为。这种激励约束机制能把政府投资项目各主体紧密联系起来,把合同关系、风险关系整合成一个整体进行有效管理。     

关于我国风险投资契约安排的研究

本文对国内外有关风险投资的契约安排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 建立风险投资机构和风险企业之间的关系模型,针对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具体情况,分析了不同合同形式下,投资机构和风险企业的行为选择,研究结果表明优先股合同最适合我国的风险企业,国有风险资本只有投资于成熟项目才可行.     

基于契约设计的统招生与单招生的分类管理研究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得办学模式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同时也对学生的管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学生与管理者之间结成了一组纷繁复杂的契约关系。威廉姆森曾提出,经济组织的边界由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三个交易特质指标的不同匹配来说明。三个特质交易指标的不同组合会产生不同经济绩效的经济组织,通过契约结构的设计对不同组织实施分类管理。基于这一思路,以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学生管理的实践为例,探讨统招生与单招生的分类管理问题。     

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近期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等问题。对此，应继续稳定和完善现行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建议恢复婚检，加强婚育、保健和教育工作，提高人口素质；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采取有效措施，严惩用B超鉴定性别后有意堕女胎的行为；加强计划外生育的管理，健全城乡基本保障制度，扭转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     

企业购销活动中的折扣与折让核算

商业折扣通常按净额法核算,且要注意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形式;对于现金折扣则可按总额法核算,购销双方对实际发生的现金折扣分别作为理财收益和理财费用处理;而对于购销后发生的折让,双方应分别冲减采购成本和销售收入,并同时调整增值税账户。     

加强期刊利用调研 优化书刊资源结构

期刊呆滞和图书不足是高校图书馆的两大难题。通过期刊利用调研,按期刊的利用频度进行合理分配, 可使呆滞期刊转变为素质教育图书、科研图书、电子期刊和电子检索期刊,促进馆藏书刊资源的优化。     

表见代理及其在我国的现实表现

表见代理是我国现行民法中的一项空白。本文借鉴国外立法体例，探讨了表见代理的概念、立法意义、构成要件及其在我国的现实表现。     

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的法律划分

当前我国财政体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明确,缺乏一个具有刚性的法律规则,从而造成中央和地方事权、财权权责不明确、职能错位、缺乏稳定性和规范性等问题.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是完善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要前提.应通过修改宪法相关内容,制定和完善<中央和地方关系法>、<财政转移支付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从而构建起我国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划分的法律框架.     

生产力标准的绝对性、相对性与科学发展观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邓小平提出了生产力标准，要正确认识生产力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生产力标准是绝对的，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标准又是相对性的，因为社会的进步除了生产力标准，还有生产关系标准，社会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标准；生产力的发展还存在暂时性与长期性，局部性和整体性的矛盾；生产力发展的受益者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都体现了生产力标准的相对性。只有正确的把握生产力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才能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差异的消除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认为不发达国家走向经济发达的机制就是促使现代工业部门发展,随后将利润投资于农业。同时,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大量转移劳动力,经济实现由传统农业为主转向以现代工业为主。从而实现国家现代化。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首先分析中国目前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状况和农民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然后提出应通过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妥善转移安排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发展乡镇经济、改变农村经济结构等措施来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状况,使城乡走上合理的发展道路。     

市场经济与道德理想的价值

当前，认真研究市场经济与道德理想的价值已成为至关重要的课题。本文探讨了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辩证关系、道德建设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和如何重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体系等问题     

政府协调合作与宏观经济振兴的内在关系分析

为了探寻宏观经济振兴中府际协作的作用，从理论基础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入手，并基于博弈理论验证出政府的协作会为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价值。通过建立一种计量经济学回归模型，判定政府协作关系、社会资本投入等解释变量及其他一系列控制变量与区域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内在相关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协调合作与经济发展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实证研究的统计数据结果也显示出，地方政府间协调度指标值的提高能够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率，也能够带动整个市场范围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财政收入的增长。     

政府协调合作与宏观经济振兴的内在关系分析

为了探寻宏观经济振兴中府际协作的作用,从理论基础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入手,并基于博弈理论验证出政府的协作会为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价值。通过建立一种计量经济学回归模型,判定政府协作关系、社会资本投入等解释变量及其他一系列控制变量与区域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内在相关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协调合作与经济发展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实证研究的统计数据结果也显示出,地方政府间协调度指标值的提高能够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率,也能够带动整个市场范围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财政收入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