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与分权的抉择—改革开放30年中国财政体制的变迁

中国财政体制的演变反映出财政分权程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财政集权的趋势;当前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错位,财权上移,事权下放,导致基层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不当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造成了我国财政纵向不平衡较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度较高,但税收控制度低;财政分权对政府规模、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有着不确定的影响;未来的改革还需要在进一步权衡分权和集权优劣的基础上作出选择,适当的分权是大势所趋。     

财政制度改革对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影响——以财权和事权为视角

财权与事权的分配关系是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产生变化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财政体制下,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清晰、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对称、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矛盾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主要由事权的法律规定不明确、财权的过度集中、中央的权威性思考、晋升激励制度等原因所造成,建议合理划分事权与财权、公开事权和财权划分、转变政府之间交流方式以及转变地方政府责任方向,以期实现财权和事权的匹配和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均衡。     

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的影响

中央与地方在财权和事权的关系是中国财政体系改革的重点,我国中央和地方在财权、事权上存在着过多的重叠,权利与义务,收入与支出不清晰,矛盾频频出现.本文阐述了中国新的财政体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的影响,并提出了如何构建中央和地方财权上的动态平衡制度.     

地区竞争、资本禀赋与环境规制——门槛识别与非线性影响

本文从环境规制失效问题出发,将财政分权变量分成事权与财权,以体现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现状,在此基础上分析地区竞争约束下环境规制作用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地区竞争对环境规制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其中,处于双门槛值之间的样本具有更强的竞争激励,其规制治理投资并不能带来环境的改善,更多的是一种"表面文章";较高资本禀赋的地区已经显现出较好的规制治理效果。本文还发现,地区竞争对环境规制的负向影响是显著的;财权与事权分权对环境规制的影响呈现不同方向,其中事权分权将导致环境污染的增大,财权分权与此形成反向力量,同时实证结果显示,事权分权也没有强化地区竞争的显著证据。笔者认为,进一步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安排、改变当前绩效考核与晋升体制,尤其是改革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更多发挥市场决定性力量是有效治理环境规制问题的根本方案。     

美国财政分权的效率分析

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但在经济发展领域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在制度的设计、创新和发展等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美国财政分权体制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在分析财政分权效率的含义及要求的基础上,从美国政府问事权和财权划分明确且相互匹配、科学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分权与制衡并存的预算机制、地方政府自治以及整个财政分权体制的法律依据等方面分析了美国财政分权高效的原因.     

构建和谐财政分权管理体制的对策研究

财政分权体现了各级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现行财政分权管理体制存在一定的弊端与不足,需要通过确立合理的原则和目标,深化和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构建和谐的财政分权模式。构建和谐财政分权体制,要进一步规范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范围,合理划分政府间财权,规范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一定要走向分权吗——以福建省为例

省以下财政分权被认为能够解决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造成的基层财政困难问题。福建省自2002年进行了省以下财政分权改革,这为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先期经验。通过分析改革后福建省各级财政发展的基本状况,得出省以下财政分权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也难以解决我国的基层财政困难和地区差异问题。省以下财政体制在当前条件下走向财政分权并不成熟,未来改革方向应以适当提高省级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为主,以分收入代替分权模式。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问题、原因及建议

政府间财力与事权的匹配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而事权划分是完善财力与事权匹配的首要环节,事权有了比较清晰合理的界定之后,才能明确界定政府问的财权和支出责任,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实现整个财政体制的正常运转.本文通过研究目前我国政府间事权划分现状和问题,分析我国事权混乱的原因,并对如何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问事权提出相关建议.     

财政分权的中国模式与OECD模式——分税制是财政集权吗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结构偏向的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扩张的预算外支出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财政分权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分析

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财政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财政分权是财政改革中上下级政府财政权力分配的测度。从财政分权制度安排来看,由于制度供给的缺失,自上而下形式,给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留下了博弈空间,具体表现为财权争夺中的机会主义与商业化倾向和事权分担中的相互推诿,导致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和政府形象的损害。中央政府要从多个方面完善财政分权制度,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     

中国式分权、财政纵向失衡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研究

基本公共服务是保障与改善民生、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式分权呈现的“财权上移、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下移”的整体特征引致了明显的财政纵向失衡问题,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影响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本文将中国式分权、财政纵向失衡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式分权引致的财政纵向失衡问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该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转移支付水平及时期分化方面存在异质性。此外,财政纵向失衡还会通过改变地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好及供给效率加剧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负向作用。鉴于此,本文认为应从深化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优化央地财权及财力划分格局、健全转移支付体系等途径矫正财政纵向失衡问题,增强财政分权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保障与激励作用。     

乡镇财政解困与政府层级改革

自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完成之后,乡镇财政解困的研究便成为理论界的焦点.从当前研究来看,归纳起来,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派以财政分权理论为框架,将导致农村基层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现有分税制的一大弊端: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也就是财权在上,事权在下,或者说是有钱的不干活,干活的没有.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问题、原因及建议

政府闻财力与事权的匹配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而事权划分是完善财力与事权匹配的首要环节,事权有了比较清晰合理的界定之后,才能踱确界定政府闻的财权和支出责任,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实现整个财政体制的正常运转。本文通过研究目前我国政府间事权划分现状和问题,分析我国事权混乱的原因,并对如何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提出相关建议。     

物业税开征需要先行解决的问题

1.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问题。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我国历史上财政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由于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财权层层上缴,事权层层下放,地方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减少了,而其事权范围并没有缩小,面对义务教育、地方性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商品的提供,地方政府尤其是县及县以下基层政府缺少相应的资金保障。同     

财政分权是否影响了公共教育供给——基于理论模型与地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提升了中央财权的同时,却使地方政府事权负担加重。这种支出的财政分权可能使地方政府减少公共服务的供给,比如公共教育供给。文章首先分析了产生该现象的主要原因,然后构建理论模型,基于1996-2007年全国地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明财政分权确实减少了公共教育供给。文章进一步做了不同教育阶段和不同地区的对比。依据分析结果,文章对改进公共教育供给提出了财政体制方面的政策建议。     

“土地财政”的效应分析

由于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财权缩小而事权范围扩大,因此地方政府想到了以地生财,产生了"土地财政"."土地财政"虽然实现了地方政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业绩,但是"土地财政"也产生了负外部效应,使一部分农民"失地"又"失业",地方政府"届际"之间的不公平等问题,影响经济的持久健康发展.因此要消除"土地财政"负外部效应,使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对等,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支范围;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允许集体土地所有权流转;土地出让金逐年征收;逐年制定征用农地和批租的指标等几方面入手.     

分权体制、土地财政与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

我国分权体制及其所引致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偏好是导致我国房价与地价齐涨的深层原因,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房市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体制现象,在对策上应更多的从体制层面着手,尤其是对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财权配置的调整优化。本文基于我国体制层面因素,对我国房地产市场过热成因进行了探讨。     

当代中国财政制度演变的内在逻辑

文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财政体制的变迁,见证了由"行政性分权"向"经济性分权"的过渡历程,从理论上诠释了每次变革根本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导向型的中国式财政分权如何在"三大关系"中分配财权与事权,是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解决取消农业税后农村问题的对策

1·改革农村财政供给体制。(1)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明确划分县乡政府职责,做到财权与事权相结合,同时,要增加地方税种的数目,以增强地方政府的财力。(2)改革地方税体制,在农业税取消后,要开辟新的税源。(3)加快建立和完善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国家财政对于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扶持的力度。根据事权决定财权的原则,合理划分事权,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和范围。在财权划分上,由于取消了农业税,中央政府应加强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2·改革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目前中国五级政府的级次过多,消耗了大…     

日本财政分权实践对化解我国县乡财政困难的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夏普三原则",日本对三级政府间的职责范围进行了重新划分.在财权划分上,日本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各级政府间的财权划分以税源划分为基础,由法律规定,按税种划分国税和地税.日本地方住民税的设置充分体现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激励相容机制,具有完善法律依据且规模巨大的日本地方交付税对平衡地区间财力、确保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论文基于日本的财政分权实践经验,就化解我国县乡财政困难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