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利用生存分析法考察了最低工资对中国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企业和城市层面主要特征变量后,最低工资上涨不仅没有降低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反而提高了其在出口市场的生存概率,该结果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显著。通过对最低工资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可能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本文发现企业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来提高企业生产率是导致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呈正向影响的重要渠道。     

出口机会与进口竞争对工业机器人企业的叠加影响：基于出口持续时间的视角

工业机器人企业是中国推动制造业数字化革命、抢占国际分工制高点战略的主力军,然而其出口持续时间平均不足1年,需引起高度关注。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运用Cox风险模型分析了出口机会增大和进口竞争加剧对工业机器人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出口机会增大更有利于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进口竞争加剧则提高了企业的退出率,这一结论在产品多样化程度低、产品核心度低、行业竞争小和市场集中度低的企业中尤为明显;出口机会与进口竞争,主要是通过企业生产率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面对双重叠加影响,工业机器人企业应充分利用产品间的技术关联效应提高出口持续性。     

数字贸易、产业结构升级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

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能显著提升中国创新能力,而发展数字贸易是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途径。研究数字贸易的影响因素以及数字贸易通过哪些途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是理顺数字贸易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关键任务。利用中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析了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发现:信息化水平、政府科技支出占比、进出口贸易、劳动生产率通过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但政府科技支出对中国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最小;数字贸易通过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R&D强度在数字贸易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起中介作用;数字贸易通过R&D强度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其对产业结构的作用能通过人力资本、R&D强度进行传导。因此,要加快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大力提升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政府科技支出对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毗邻效应、出口经验溢出与企业出口行为

文章使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企业数据,基于出口经验溢出视角构造四个毗邻效应代理变量,采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判断这几个变量性质,并进一步采用扩展引力模型考察毗邻效应对企业出口行为(进入、退出和销售)的影响。研究发现:毗邻效应引致的出口经验溢出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有显著影响,即其可能对出口固定和可变成本降低都有利;采用Probit模型估计出口进入/退出,采用2SLS估计企业出口销售,结果表明毗邻效应引致的出口经验溢出会对企业出口进入和销售都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企业出口退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目的国与中国距离越近、市场规模越大、与任一已有市场有共同官方语言且企业生产率越高、以往出口目的国数量越多,则越有利于企业出口进入和销售,越不利于出口退出;企业在进入某一出口市场的初期退出该市场的风险也更大;以上结论在基于企业性质分类样本回归中存在一定异质性,但采用不同计量方法时稳健。上述结论意味着政府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便利化改革,推动形成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应对私营企业在融资、税收和研发上给予更多补贴和政策支持,激发各类市场活力。     

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数字经济为我国制造业增强价值增值能力与产业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动力。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制造业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总体作用、异质性影响和间接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溢出、推动产业融合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三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还受制造业自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程度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超过一定界限后,过度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反而会削弱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分行业看,相较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智能化升级的门槛值均较低,智能化升级存在过度的倾向。为此,各地区应努力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制度保障,有序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打造优良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     

中国企业存在出口学习效应吗?——基于所有制结构角度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所有制结构的角度出发,对出口是否促进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进行了细致研究。采用1998～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分别从企业所有制虚拟变量的角度,及不同所有制企业资本金密度的角度,对本文的研究问题进行了考察。不管是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本文都得到稳健的结果:出口对于企业的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生产率较低,但随着其资本金比率升高,企业的出口学习能力将进一步增强;私营企业的生产率较高,但其出口学习能力不显著;港澳台投资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本身生产率较高,但出口学习能力受到其自身所有制性质的抑制。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会存在选择性偏向吗？——行业属性与就业偏向

人工智能技术并非均等地应用于不同生产领域,现有文献并未重视人工智能技术会偏向应用于哪个行业,并对就业结构产生何种偏向性影响。文章基于天眼查企业信息数据库,结合中国专利数据库爬取的人工智能专利行业数据,构建行业层面人工智能指数,从上市公司层面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就业筛选效应的存在性及其约束条件。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存在岗位和技能的双重偏向效应,这源于制造业智能化创新产出差异导致行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差距,诱发岗位和技能就业偏向,尤其会显著提高非程式化认知型岗位劳动占比,引致就业结构出现“单极化”趋势,多重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处理后结果依然稳健。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对不同技术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就业存在非对称影响,更偏向于提高智能型和科技型企业高端技能劳动就业,而国有企业表现出对低端、中端技能劳动就业的保护。此外,人工智能技术在行业间存在明显的涟漪效应,这有助于强化其技能和岗位的选择性偏向,新冠疫情则会进一步加剧人工智能技术对中端技能劳动就业冲击。     

数字贸易规则与服务出口二元边际：基于RTA文本的量化研究

文章构建了深度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影响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005～2018年全球44个经济体签署的86项区域贸易协定实证检验了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对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对服务出口二元边际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深度越深越有利于服务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提升。区分不同数字贸易规则条款发现,电子商务条款深度对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最为显著;区分不同服务行业发现,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显著促进了传统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出口二元边际;区分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发现,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对中低收入水平国家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中国继续推进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建设,进而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数字服务出口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8-2017年14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数字服务出口特征和趋势进行了分析,并采用两步系统GMM方法检验了国家层面数字服务出口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全球数字服务出口极为不平衡,更甚货物贸易和传统服务贸易,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了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市场。实证检验中,全样本估计显示,服务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扩张、信息化水平提升均对数字服务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收入水平分组估计显示,数字服务出口可能存在中等水平陷阱,服务业和信息化的发展仅对中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数字服务出口有显著促进作用;OECD和非OECD国家分组估计显示,两类国家间数字服务出口影响因素差异可能是导致数字贸易规则主张差异的重要原因;分贸易类型估计显示,服务业规模、网民人均国际出口带宽对各类服务出口的影响最为稳健。     

金融发展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重点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产品技术复杂度越高,研发和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越大,逆向选择问题越突出;金融发展可以通过解决逆向选择问题促进一国专业化生产高技术复杂度产品,从而提升一国整体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论证了上述理论机制;然后采用跨国跨行业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结论发现,金融发展对提升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稳健、显著的促进作用。     

进口贸易提高了中国制造行业出口技术含量吗?

中国自发达国家进口以中间品和资本品为主,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参与程度较深。本文利用出口收入指数方法计算结果显示,2001～2010年中国制造行业的进口收入指数高于出口收入指数,贸易结构表现为进口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低技术含量产品的特征。面板数据计量检验结果表明,中国自发达国家进口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而且这一促进作用在高垂直专业化程度行业、高R&D经费支出行业更为明显。我国制造业应着力改善国内的要素条件,加大R&D经费投入,加快物质资本折旧和更新速度,提高国内行业对进口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     

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出口抑制与替代

数字贸易是国际贸易的新兴力量。研究数字贸易壁垒的贸易效应是构建贸易壁垒有效应对机制,实现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在Eaton and Kortum(2002)的基础上,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绝对贸易壁垒和相对贸易壁垒双重约束的数字贸易出口决策模型以探究双重数字贸易壁垒产生出口抑制与替代效应的内在机理。据此,文章运用2014—2019年全球49个经济体的数字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存在显著的出口抑制效应,该抑制效应受到两者交互作用产生的替代效应影响,呈现出“跷跷板”现象。这意味着在数字贸易中依然存在着所谓的“贸易持续保护法则”。（2）双重数字贸易壁垒产生的出口抑制与替代效应在贸易类别、壁垒类别和国别收入层面上均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3）贸易成本是双重数字贸易壁垒产生出口抑制的重要渠道,国别TFP作为调节变量引发了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出口抑制的“逃逸效应”,而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产生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出口抑制的“弱化效应”。（4）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在出口二元边际上也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效应。文章的研究为全面理解数字贸易壁垒的多重贸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新视...     

数字贸易发展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数字贸易发展为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带来重要机遇和动力。文章测度了2013～2017年中国257个地级市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以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全球价值链地位,研究了数字贸易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城市数字贸易发展显著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门槛效应检验显示,该影响呈现边际递减的非线性特征。经过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多期DID检验及Bartik工具变量等检验,研究结果依然稳健。机制研究表明,城市数字贸易发展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两条路径分别是技术创新和成本节约;相对于成本节约效应,技术创新效应需要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异质性检验表明,城市地理区位、所属城市群、城市层级的差异都会影响研究结果;对中国西部地区、稳定型城市群及四五线城市而言,数字贸易发展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明显,说明数字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普惠效应。     

国际数字平台、贸易约束与企业出口增长

文章将数字化影响企业出口增长的约束条件整合在一个统一的数字贸易研究框架下,以识别数字经济时代贸易约束的新变化。运用2002～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全面考察国际数字平台对企业出口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使用国际数字平台促进企业-目的地-产品层面的出口增长10.8%,且对小微企业、低信息密度行业、低互联网普及率地区、差异化产品以及相邻或相同法律渊源目的地的作用更为突出,同时有利于多层次出口二元边际增长,但对企业-产品层面集约边际的作用不显著。相较于传统贸易约束,企业使用国际数字平台降低了对特定市场的出口依赖,但对定制成本更敏感,对差异化偏好的满足更能刺激出口增长。考虑不同样本期、代理指标以及内生性问题后,主要结论依旧稳健。因此,企业一方面克服了传统的贸易约束,另一方面对数字贸易的内在要求更为敏感,只有适应这些贸易约束的新变化,才能把握国际贸易的未来。     

数字基础设施如何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兼论与传统基础设施的作用比较

文章的理论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促进作用强于传统基础设施,并且在具体的作用机制上,数字基础设施主要通过传统基础设施所不具备的三个方面,即通过提升本土企业劳动生产率、降低企业对于外部不确定性的预期以及减少出口企业的搜寻成本从而降低进入国际市场门槛三个关键机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产生促进作用。文章利用66个国家2014～2019年的经验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结果证实理论假说的正确性。对于开放型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尤其是亟待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现阶段中国而言,迎接挑战,抓住机遇,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需要探寻新思路、找准新对策、实现新突破、构筑先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