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

本文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讨论了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等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并利用1987—2001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我们的主要发现是(1)经济开放促进了工业集聚,而经济开放又与地理和历史的因素有关;(2)市场容量、城市化、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政府作用的弱化也有利于工业集聚;(3)沿海地区具有工业集聚的地理优势。我们的研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提供了来自于中国的证据,同时也发现,除了经济地理的作用以外,政策也是导致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产业政策与文化产业集聚:基于省级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

笔者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利用1999年～2008年省级相关数据,对中国文化产业集聚影响因素及其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沿海区位和文化资源禀赋优势促进了文化产业集聚;人力资本、交通通信、文化消费的提高也有利于文化产业集聚;政府财政支持对文化产业集聚有正面影响;文化产业集聚存在空间正溢出效应。     

经济发展的制度决定论与地理决定论述评

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一直重视对国民财富增长问题的研究,这一古老的问题吸引经济学家的关注已长达数个世纪。而在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基本框架里,对于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探讨始终没有停止过,尤其是随着20世纪中期新古典经济学的复兴,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逐渐意识到,物质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投资和技术进步固然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主要因素,但为什么一些国家的投资比其     

基于微观异质性的新新经济地理研究

新新贸易理论在我国已经引起了充分注意,但紧随其后产生的新新经济地理却受到忽视,而新新经济地理对空间经济理论的突破是:在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的框架下,放弃企业或劳动者同质性假定,从微观角度研究产业集聚和地区经济“质”(企业效率)的差异.在理论方面本文将当前研究归结为DS、OTT和BEJK三大分析框架;在实证方面总结了新新经济地理对新经济地理估计偏误的校正.并且展望了新新经济地理与企业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中国转型经济特殊国情相结合的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新经济地理、要素流动与经济政策

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主要表现为区域间差距的扩大,而非区域内部差距的扩大。这一现象的发生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下,具有区位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大量的生产要素进行跨区域流动,加上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因此,中央政府应该采取有力措施,以便在全国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进而达到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目标。     

高铁开通、技术创新与经济空间均衡:一个三部门新经济地理模型的解释

本文构建了一个两区域、两要素和三部门的新经济地理模型,探析了空间均衡下高铁开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基于此,将高铁开通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DID模型检验高铁开通、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理论上,高铁开通能降低区域间创新要素流动成本,促进创新资源由技术中心区向外围区扩散,使技术创新在区域间实现稳定的“对称均衡”空间结构,进而推动各地区经济实现平衡增长。(2)高铁开通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高铁建设越完善则越有利于促进“技术溢出”,从而提高区域整体技术创新水平。(3)高铁开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而技术创新是高铁开通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高铁开通能够通过调节技术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总体上,高铁开通有利于发挥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而能够塑造更加均匀的经济空间分布格局。     

中国经济发展空间不平等和政府财政支出关系——一个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

随着新经济地理学(NEG)的兴起,为研究空间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改变了此前将区域发展不平衡归结为倾向性政策的观点,而把地理因素和政策因素并称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两大因素。文章尝试从公共支出的"需求效应"和"生产效应"两个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做出解释。     

市场规模扩张、区际分工转换与“义乌商圈”之谜——一个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分析

“义乌商圈”是中国非主流发展模式的典型案例之一,传统理论难以对其形成与发展作出完整的解释。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义乌商圈”的形成过程也是义乌小商品市场不断拓展及其主导下的区际分工协作格局形成的过程。其问伴随着市场规模扩张和区际分工协调模式的转换,在此基础上逐步跨越区域发展的“非均衡陷阱”进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协调发展。     

新经济地理视角下京津冀区域发展差异分析

自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仍然没有缩小的趋势,具有明显的中心—外围区域结构,因此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背景下,如何促进京津冀地区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为重要问题.本文根据泰尔指数测算京津冀地区2005—2018年经济发展差异,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探究造成区域差距的原因,并给出政策建议.     

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框架下的产业集聚现象

文章使用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讨论了产业集聚现象的影响因素,并利用1999-2003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产业集聚的因素.发现:①比较优势仍是产业集聚形成的前提;②产业一旦在特定区域形成集聚现象,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会促进这种集聚趋势进一步增强;③打破地方贸易保护障碍,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助于区域的专业化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集聚、产业分工：新经济地理视角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集聚和扩散取决于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的共同作用.随着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三种效应之间的权衡会发生变化,从而使产业的空间分布发生变化.但是,由于企业区位选择的路径依赖、产业区位的粘性、集聚经济利益等的作用,一体化水平提高促进了产业的集聚和分散,但并不必然能伴随产业在区际间的合理分工.     

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一个总结性分析框架

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变量,但是却没有这方面的理论模型。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笔者把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统一进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型。讨论结果表明,该模型符合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已成定论的观点。     

新经济史学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体系:一个分析框架

当前新经济史学的研究框架主要是根据编年特点进行归纳,新经济史学研究内容的体系性不突出。文章受经济学理论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经济学启发,认为新经济史学也可以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体系,企图构建一个比较清晰的、有层次的新经济史学研究架构,使新经济史学研究思路更为清晰。     

从制度模仿到制度创新——关于中国制度转型路径的一个假说及论证

将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转型成市场经济制度有制度模仿路径和制度创新路径之分。前者是将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转型成能够充分实现少数社会成员经济利益的市场经济制度,后者则是转型成能够充分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经济利益的市场经济制度。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制度转型既不会一开始就选择制度创新路径,也不会永远锁定在制度模仿路径上,而是首先进行制度模仿然后转向制度创新。     

制度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一个西方理论综述

把制度纳入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过程,贯穿于西方经济增长思想史的始终。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制度因素经历了从外生到内生、从重要因素或中性因素到关键因素、制度的内涵与外延都不断拓展的过程。文章主要分析这一进程、理论与实践意义及其发展趋势,并比较了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在制度分析方面的异同。     

新经济地理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创始人保罗·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而导致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一般均衡模型下讨论了空间经济问题,区别于传统经济地理理论,它引发了众多国外学者从理论扩展及实证分析等层面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主要从扩大理论菜单、实证研究以及福利与政策研究三个方面入手,着重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以来的国外学者关于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成果,期望通过对理论研究的梳理,总结和借鉴区域发展的应对政策。     

新经济地理理论下的工业发展路径分析——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为例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工业发展水平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工业产业规模小,集中程度低。经济后发地区如何加快发展,文章以新经济地理的理论为依据,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工业发展进行一些探讨。     

从浙江港口联盟到构建浙江港口集团的探析

浙江沿海有诸多港口,在建设海洋经济示范区背景下,为解决同一区域内所存在的港口之间无序竞争问题,促进港口群体效应的发挥和竞争力的提高,实现区域内港口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港口联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但港口联盟若存在不足,就需要结合的实际情况,组建新的浙江港口集团,这有利于加快浙江海洋经济发展和实现“港航强省”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