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贸易收支的非线性动态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1994年1月至2016年10月的月度数据,运用非线性自回归滞后(NARDL)模型,分析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非线性动态效应(1)。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贸易伙伴在贸易收支与汇率变动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不同经济体的这种长期均衡关系表现不同;中国与7个经济体间在汇率变动和贸易收支关系上存在J曲线效应;当汇率受到负向冲击时中国与6个经济体的贸易收支将受到更大的影响,总体来说近年来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与贸易伙伴贸易收支的恶化效应逐渐出现。     

中国财政扩张偏向是否引致了贸易收支的非线性联动

本文选取1997年1月至2014年11月的月度数据,通过构建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财政扩张偏向与贸易收支的非线性联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扩张偏向与贸易收支之间确实存在非线性关联,财政支出冲击、税收冲击和政府预算冲击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三区制特征;区制1状态下中国的财政支出扩张会加剧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总体贸易收支的恶化,此时财政扩张偏向与贸易收支呈现"双重赤字"联动;而随着财政收入的提高和预算平衡的改善,在区制2和区制3状态下,财政支出冲击会引致加工贸易的持续改善,长期内财政扩张偏向的"双重发散"效应正逐步显现。     

产业结构影响中国贸易收支失衡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分析和解决中国当前的贸易收支失衡即巨额的贸易顺差问题是解决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关键所在。从贸易方式看,加工贸易逐渐成为中国贸易收支失衡的决定性因素;从商品结构看,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已成为工业制成品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理论分析表明,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实证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及二者的相互影响对中国贸易收支失衡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人民币升值虽然有利于改善中国的贸易收支失衡状况,但与结构变量相比,其改善的程度较弱。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政策的着力点应更多地放在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核心的结构性问题方面。     

地方财政行为与中国贸易收支:约束还是激励

本文通过构建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在考虑财政约束和财政激励的情况下,实证测度了地方财政行为对贸易收支的驱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激励效应要明显强于财政约束效应,因此地方财政行为会导致实际贸易收支的整体偏高,这也是中国贸易收支长期处于顺差状态的重要症结;平均而言,财政激励行为将使贸易收支高出基准水平76.69%,而财政约束行为则能使实际贸易收支降低69.54%。当前财政约束机制的调控效果正逐步显现,将推动中国贸易收支向"再平衡"状态趋近;财政激励行为和财政约束行为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财政激励效应最强,净指数也最高,而中部地区的净指数最低,其贸易收支趋于基准水平。同时,各地区不同分位点上贸易收支的变动幅度也不尽相同。     

浅析中国服务贸易中的专利问题

本文从中国服务贸易中专利权的使用情况入手,通过对中国对外服务贸易中专利费、特许费的收支差额的比较,得出中国的专利费支出过高是导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进而分析了中国专利费收支不平衡的原因,以及相关的对策。     

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的实证分析

通过协整分析,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的关系,得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中美贸易收支的改善没有显著影响,中美贸易收支在长期主要受到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的影响。因此,改善中美贸易收支最有效的办法是控制国外的需求和扩大内需。     

人民币升值与反J曲线效应

人民币自2005年7月21日至2007年5月对美元单方升值以来中国贸易收支变化进行分析,从图形上得出了短期内反J曲线存在,并对较长期升值形成贸易收支的J曲线进行浅析。通过月度数据的回归分析和协整检验,证明了人民币汇率和贸易收支的长期稳定关系,并根据中国现状就进出口结构、企业投资等方面综合分析了人民币升值的利弊,提出了促进产业升级、增强企业竞争力、扩大内需等政策及发展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贸易收支持续顺差的事实,欧美国家继"人民币汇率操纵论"之后又抛出"中国环境威胁论",认为中国贸易竞争力源于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本文使用面板数据方法对中国区域环境规制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区域贸易竞争力并非源于"宽松环境规制"。欧美国家提出的"中国环境威胁论"及相应的"碳排放边界调节税"只不过是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     

中美贸易与人民币汇率的实证分析

在中美贸易中,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不是绝对性的。2010年1月—2013年6月的月度数据计量表明,中国对美贸易(出口、进口、净出口)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中美贸易变化不受人民币汇率变化影响、中美贸易变化取决于中国GDP、美国GDP、中国CPI、美国CPI等宏观经济变量变化。因此,中美贸易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中美两国经济结构之间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因此,中美之间应采取贸易合作。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的贸易收支——基于汇率传递视角的实证研究

文章从汇率传递视角探讨了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与贸易收支的关系。结论表明:首先,人民币汇率贬值和升值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人民币升值对初级产品贸易收支、工业制成品贸易收支以及贸易总收支几乎没有影响;人民币贬值对工业制成品贸易收支和贸易总收支均存在显著性的影响,但对初级产品贸易收支没有影响。其次,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初级产品的净出口基本没有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对金属矿砂、煤、焦炭、石油等主要初级产品的刚性需求以及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对稀缺资源性产品定价权的缺失与不足。再次,人民币贬值不仅不能增加工业制成品净出口,反而恶化了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收支,究其原因,在于占较大比重的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的进出口需求弹性较小。最后,本文在以上结论研究基础之上得到了许多有益启示。     

基于企业性质的贸易顺差与贸易摩擦分析

随着我国贸易顺差的不断上升和贸易摩擦案件的频发,贸易顺差和贸易摩擦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本文从企业性质的角度研究了我国贸易顺差和贸易摩擦的形成原因及其相互关系,研究表明内需不足、人民币估值过低并不是我国贸易顺差形成的原因,而是大额贸易顺差所产生的结果;我国贸易顺差的形成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推动的国际分工体系深化的结果,与企业性质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失衡的影响研究——基于贸易商品结构视角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6000亿美元,2007年贸易顺差突破26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特别是贸易收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测算了23个行业的CTB（贸易差额贡献指数）,借此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贸易顺差的贡献作用,在检验中同时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和内资变量,实证结果表明相对内资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创造者。     

我国经常项目收支平衡与经济增长——基于BPCG模型的实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经常项目中商品贸易持续顺差,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账户却连年逆差,这种结构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本文应用国际收支约束下经济增长模型(BPCG)及其扩展形式,实证分析了1982-2005年间我国经常项目平衡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率、商品贸易收支平衡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差异,结论为经常项目平衡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率比商品贸易收支平衡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率要低0.5-1个百分点。     

中美贸易收支的人民币汇率弹性及政策启示

金融危机之后,中美贸易顺差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借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日益增加。此背景下,准确测度中美贸易收支的人民币汇率弹性,关系"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以及汇率政策的选择。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人民币汇率富有弹性,而对美国进口与人民币汇率不相关。因此,对中国政府来说,应该顶住外部压力,尽可能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促进贸易、就业和经济增长;对美国来说,人民币汇率不是其贸易逆差的根源,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只能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并不能缓解其逆差状况,过度和偏激地施压人民币升值实非明智之举。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的碳排放与利益：测算与比较

文章运用环境MRIO模型测算和比较了中国与36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和增加值贸易余额,全面揭示了贸易所带来的利益与碳排放的关系。主要结论包括：首先,总体来看中国历年贸易隐含碳排放和增加值贸易都为顺差,且呈同步递增趋势,表明中国是碳排放净移入国的同时也是净贸易利益的获得者。其次,中国对26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和增加值贸易呈现双顺差,其中对台湾地区和印尼呈现双逆差,与上述国家（或地区）双边贸易引致的碳排放净流入（或流出）与贸易净利益（或损失）之间呈现互补关系;中国对俄罗斯和印度的增加值贸易顺差而贸易隐含碳排放逆差,使中国获得贸易利益和环境改善的双重收益;对德国等6国的增加值贸易逆差而贸易隐含碳排放顺差,使中国获得贸易损失和环境恶化的双重损失。最后,中国各国（或地区）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折算金额后占增加值贸易余额的比重差异较大,总体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具有更高的碳排放效率。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影响

20世纪以来,俄罗斯经历了乌克兰危机、西方经济制裁、国际油价下跌等外部因素的冲击,经济安全遭受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的俄罗斯政治经济战略势必波及中俄经贸合作,进而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本文从贸易合作和对外直接投资合作方面,基于计量模型剖析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影响过程及关联因素。研究表明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危机提升了中国在俄贸易伙伴国中的地位,促使俄与中国产能合作的意愿强烈,直接投资和产能合作逐渐成为推动中俄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的强劲动力;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危机对中俄罗贸易有显著负向影响,中俄政治关系对贸易合作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是提高中国对俄罗斯投资、提升高新技术产品在俄罗斯进口比重的机遇期,亦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机遇期。经济强势崛起的俄罗斯和经济体系全面崩溃的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进均有重要影响,在与其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过程中,中国恰到好处地拿捏平衡其中的大国利益边界至关重要。     

金融危机后中国频遭贸易壁垒的内因分析:以中美贸易为例

基于出口数量与出口价格视角,探讨金融危机后中国频遭贸易壁垒的内因。利用2008年美国从160个国家进口的HS编码92版本六分位贸易数据,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在控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贸易成本、产品特征等因素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高于其应有水平,价格低于其应有水平,这是中国出口的特殊性,也是中国频遭贸易壁垒的内因。     

人民币升值对降低我国贸易顺差的作用分析——基于不同贸易方式的分析

本币升值是削减我国贸易顺差的一项措施。但是,在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同时存在且加工贸易占比更大的情况下,本币升值对削减顺差的作用将大大被削弱。本文探讨了在多种贸易方式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本币升值对进出口的影响机制,证明了本币升值对不同贸易方式的影响程度不同并指出要有效削减贸易顺差必须特别采取针对加工贸易的措施。     

所有权原则、FDI利得与中美贸易差额

在发达国家大量通过FDI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背景下,基于所有权原则的贸易收支统计能够捕捉FDI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从而反映出各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利得。根据测算,美国自2000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净收益约占其贸易赤字的25%~30%。同时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调整后发现,中美贸易顺差根源于FDI,这与现有有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研究结论大相径庭。     

内外经济视角破解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痼疾——“中美对话”和“平稳转型”探讨

在中国出口贸易发展受到外部环境冲击情况下,国内外学者对出口贸易规模是否能够稳步增长不断提出质疑。在此叙事背景下,通过对出口贸易的发展历程及结构失衡深入剖析,发现内部结构性矛盾才是真正威胁出口贸易持续发展的根源所在,外部需求冲击影响微弱。中美贸易差额的比较研究显示,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并非特例,消除贸易争端的经济手段则是顺差规模的缩小;中国探寻多元化出口贸易实践是解除贸易商品、国别结构失衡的内在要求,也是长久之计。基于中国内外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性,对外贸易发展研究需要超越开放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认识局限。要实现出口贸易稳步发展须兼顾区域平衡目标,解除结构性枷锁。消除出口贸易的区域失衡发展困境是解决对外经济发展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制定贸易政策必须以＂省区＂这一基本层面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