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政府驱动——基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地级以上264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需求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变量的基础上发现各地房地产开发、以经济发展和公共产品提供为内容的城市竞争形成了农地非农化的压力;高校园区扩张、开发区热和土地出让收入不仅是城市化土地需求的重要因素,而且在一定时期内具有递增作用.这表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具有明显的政府驱动.分地区计量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中部地区土地出让收入显著,西部地区表现出房产开发和高校园区的扩张驱动.     

财产税、税源替代与耕地保护

我国在土地利用上实施土地利用管理制度,耕地保护存在着保护不力的制度性根源,地方政府既是耕地保护的实施者,又是农地非农化的驱动者.在农地非农化的利益扭曲中,地方政府是土地增值收益的主要捕获者,其中,不彻底的财税体制改革所造成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是地方政府农地非农化的重要诱因.所以,消除地方政府对农地非农化的驱动,积极保护耕地,必须为地方政府寻求财源替代.本文认为,财产税的全面实施为这一同题的解决提供了制度性的思路.     

基于空间的省际农地非农化驱动因素研究

运用空间面板模型,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9—2008年农地非农化及其影响因素的数据构建不同的计量模型。运用Moran’sI指数测度出我国农地非农化与其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空间效应为一种趋同效应,省际间农地非农化存在正的空间相关关系。根据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通过对比得出,地区总人口、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地方政府收益、城市化水平、耕地资源禀赋对农地非农化存在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地非农化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农地保护政策对农地非农化的控制效果并不明显。     

大中城市周边农地非农化进程驱动机制分析——基于中国130个城市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收集1999-2006年全国13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农地非农化进程的驱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就全国范围而言,非农人口的增加、产业集聚的形成、政府自身利益的推动、房地产投资的上升是导致大中城市农地非农化过程的主要原因。对大城市来说,由于需求关联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影响,产业集聚和房地产投资是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力。对中等城市而言,城市非农人口的增加才是农地非农化过程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政府应根据不同规模城市的差别制定相应的城乡土地发展政策。     

农地过度非农化背后的地方政府行为机理研究

农地过度非农化虽然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威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地方政府无疑是造成当前农地过度非农化的重要主体.本文认为,当前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促使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动机,并具有促使农地过度非农化的现实途径.因此,要遏止农地过度非农化,必须加快制度创新,削弱地方政府促使过度非农化的动机,并割断它的现实途径.     

经济基本面、住宅价格与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以区域差异为视角的面板数据模型估计

本文在构建住宅价格、经济基本面与住房支付能力关系模型的基础上,以区域差异、收入差异为视角,利用2000-2006年我国29省市的数据检验住宅价格、经济基本面对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住宅价格、经济基本面对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住宅价格在西部地区的影响低于东、中部,收入和食品消费支出在东部地区的影响高于中、西部.住房贷款利率和居住消费支出在中、西部的影响高于东部地区.医疗消费支出在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教育消费支出在中部地区的影响明显大于东、西部.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区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差异、影响因素的不同制定政策,提高居民住房支付能力.     

我国农地非农化问题讨论综述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进程的加快,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即农地非农化或农地转非)的数量和规模急剧增大,由此引发了诸如征地制度、征地收益、补偿标准、失地农民等一系列问题,直接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农地非农化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现将近年来有关农地非农化问题的讨论做一综述,以飨读者。     

房价上涨、地方政府债务与居民消费升级

振兴居民消费,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点之一.本文利用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在测算我国省级消费升级指数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房价上涨、地方政府债务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总效应来看,房价上涨抑制居民消费升级,地方政府债务促进居民消费升级.从中介效应来看,地方政府债务发挥的正向间接效应弱化了房价上涨直接负向效应,表现为遮掩效应.分区域来看,房价上涨抑制东部和中部地区居民消费升级,但促进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升级.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在东部地区表现为遮掩效应,在西部地区表现为中介效应,在中部地区表现不显著.     

我国农地非农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农地非农化与碳排放之间的计量经济模型,利用我国31省(市、区)1998-200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估算农地非农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实证结果表明:从全国整体而言,农地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将会增加碳排放量,但也存在区域差异,从样本考察期来看,中、西部农地非农化现象显著地增加了碳排放。但对东部地区来讲,从整个样本期来看,农地非农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显著,但是近年来该地区农地非农化增加碳排放的趋势却逐渐减缓。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基于经济增长模型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最大经济增长率下的财政支出结构模型,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东部、中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应该削减竞争性领域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中部地区要合理配置财政支农支出资金,提高支农支出的产出弹性,而西部地区支农支出远未达到最优支出规模,因此,更要采用多种方式增加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东、中部地区科教文卫支出的产出弹性较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西部地区科教文卫支出的产出弹性较小;东、中、西部的行政管理支出均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这表明,三个地区行政管理支出有很强的产出弹性,地方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积极干预。     

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土地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以浙江省为例,研究了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土地资源空间优化配置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温州-台州-宁波-杭州-嘉兴等沿海城市的建设用地利用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农地利用具有比较优势;浙江省在目前区域土地利用配置上并没有完全发挥其比较优势。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分配建设占用耕地指标、补充耕地指标和基本农田保护指标,是协调浙江省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矛盾的有效途径。     

低地价引资增加了工业产值吗*——基于土地抵押贷款视角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DSGE模型发现,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并不一定会显著增加工业产值。特别是对于严重依赖土地抵押贷款的地区,低地价使得抵押物价值下降,从而抬高了企业贷款成本,导致工业增长乏力。进一步地,本文对101个城市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低地价确实能够促进东部地区的工业增长,却对中西部地区的工业产值无明显的增进作用。考虑到东部、中西部对土地抵押贷款依赖度的差异,本文认为只有当某地区不依赖土地抵押贷款时,低地价才能显著地促进工业增长。     

土地财政、虚高城市化与土地粗放利用

本文从我国当前土地利用低效的现实出发,借助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等理论方法,分析了我国体制转型期土地财政、虚高城市化以及土地粗放利用之间的因果联系。研究表明,我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土地低效利用现象,与体制转型期地方政府的行为,尤其是追求土地财政的冲动密不可分。城市化虚高除表现在城市拓展与产业结构升级背道而驰、人口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土地城市化之外,更直接的表现则是许多地方热衷“摊大饼”式的城市化扩张模式。在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发展目标激励下,作为城镇建设土地的所有者、供给者与垄断者“三位一体”的政府,会倾向于通过权衡土地的成本和收益,从而赋予土地宏观方面的增长功能。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在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采取“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的策略行为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土地的粗放利用也成为必然之后果。     

地方政府对城市土地供给的影响研究： 理论与实证

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地方经济增长将导致城市土地过度供给,城市土地产出弹性越大且政府在城市土地出让金中的收益比例越高,城市土地过度供给的程度就越深,并且随着城市土地供给的增加,地方经济中内生含有降低居民收益分享比例、提高政府和企业分享比例的趋势,这构成地方政府不断增加城市土地供给的重要诱因。解决我国城市土地过度供给的根源在于改变地方政府以增长为导向的适应性调整策略,优化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城市土地权属关系,调整我国现有城市土地收益的分配格局,将城市土地供给置于长期化的视野以及制度化的平台上进行,使地方政府的城市土地供给行为与资源的高效化、集约化利用目标相适应。     

耕地红线、土地招商博弈与区域统筹发展

在我国区域间“你追我赶”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的地区间税收竞争环境下,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常演变成以地价、优惠政策为主的价格战,造成土地资源严重透支,18亿亩耕地红线应运而生。运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分析“红线”对地方政府土地招商博弈的政策效应,本文发现尽管“红线”无法根除此种招商博弈造成集聚不足的效率损失问题,但有助于减少地方政府“竞次”行为。如果中央政府对土地供给和收益双统筹配置,既能解决集聚不足和“竞次”行为,也能使全体国民更均等地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促进区域协调,实现社会公平。就现阶段而言,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指标跨省交易市场体系是当务之急。     

Agricultural land loss i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1. Introduction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confirmsthat urban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and necessary coursein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Urbaniza-tion is developing fast in China, which is stepping up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Highpopulation density and changeful life styles have beenseen as the predominant characteristics ofurbanization, accompanied with contracting greenbeltand peripheral rural land conversion. In 2003, Chinahad 660 municipalities, 283…     

农地股份合作社经营模式的效益分析 ——基于湖南省光明村农地股份合作社的个案研究

农地股份合作社的产生有多重原因。基于效益原理,文章首先构建了农地股份合作社经营模式的效益分析框架,然后,通过湖南省光明村农地股份合作社的个案解析,对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效益表现、效益成因以及效益约束进行了分析,并从效益视角探讨了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机制优化与制度安排问题,得出结论：作为新时期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发展的方向,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成功依赖于一定的条件,因而并不适合在所有的地区推广,需要农民、合作社以及政府等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来创造适合农地股份合作社经营的条件,实现合作社经营的效益最大化与可持续。     

Agricultural land loss i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urb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around city agglomerations increases rapidly. Rapid urb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affects food supply, land value and ecological balance in the society. In China, the urban builtup area had increased by 40% from 1996 to 2003. This increase came predominantly from farmland surrounding the cities. How the ongoing urbanization of China affects its agricultural land is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n current studies, we have found that population density; urbanization degree and personal income are ke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Based on this, relation model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to predict the general trends of the urban area expansion in China in 2020. In 2020, the constructed urban area of China would be increased by 1.3 times compared with 2003. In 2020, this study anticipates the conversion of about 32, 562 sq. km. agricultural land of China for urban use.     

中国特色的可交易耕地发展权制度创新研究

在我国耕地发展权制度安排下,耕地保护与非农化配置存在无效率和不公平等问题。创新中国特色的可交易耕地发展权制度可将我国可交易耕地发展权划分为4类：新增基本农田发展权、现存基本农田发展权、新增普通耕地发展权、现存普通耕地发展权。其中,现存普通耕地（基本农田）发展权的权能通过普通耕地（基本农田）保有量指标实现、新增普通耕地（基本农田）发展权的权能通过普通耕地（基本农田）保有量指标和普通耕地（基本农田）补充指标共同实现。建设占用耕地指标的管理权应该归属于中央政府,普通耕地（基本农田）保有量指标的支配权应该归属于地方政府,补充普通耕地（基本农田）指标应该归属于耕地补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