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中国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应研究——基于产业集聚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视角

中国超大城市的拥挤效应日益显现,增强数字化治理能否缓解拥挤压力,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出口产品质量的微观视角尤其值得关注。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以及统计年鉴的匹配数据,从产业集聚渠道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显著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且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成熟型企业和稳健型企业以及低技术型和中技术型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更为显著。机制检验发现,制造业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为负,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为正,数字经济可有效缓解前者的负向影响并强化后者的正向作用,进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此外,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也是数字经济赋能的重要渠道。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否提升城市专利质量？

产业协同集聚与融合发展已成为带动地区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研究测度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度与城市专利质量水平,并实证检验了协同集聚带来的城市专利质量提升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提升城市专利质量水平。产业协同集聚是促进地区创新的空间前提条件。主要影响机制的探讨表明,知识外部性溢出与分工深化是导致城市专利质量提升的主要中介渠道,但创新成果转化加速的中介提升机制尚不明晰。分地区看,相比于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更能促进城市专利质量提升;分行业看,制造业与金融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协同集聚所带来的城市专利质量提升效应更加明显。目前中国整体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存在的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是促进城市专利质量提升的主要障碍。     

数字化转型、技术溢出与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

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察技术溢出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成为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新动能。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及行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在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非国有制造业企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中更显著。中介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技术溢出积累创新知识，进而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鉴于此，应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优化数字营商环境，降低技术溢出门槛，充分释放数字化技术创新效应，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

研究目标：考察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微观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影响。研究方法：采用OP方法测度了制造业企业生产率,采用面板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相对于专业化集聚,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更明显;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国有制造业企业效率提升的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中小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效果不明显。研究创新：将空间集聚外溢效应的衰减指数纳入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指标设定之中,考察了不同城市规模和产业层级下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差异性影响。研究价值：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在测算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经济韧性水平的基础上，实证检验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整体而言，协同集聚能够显著提升经济韧性水平；分维度看，协同集聚对抵御力和恢复力的提升作用显著。异质性研究表明，协同集聚对中西部地区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强于东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韧性的作用强于高技术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协同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呈N型变化趋势。同时，提升人力资本是协同集聚提升经济韧性的重要路径。鉴于此，应提高协同集聚质量，促进高技术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制定差异化区域政策，强化协同集聚对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     

数字新基建对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

作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底座,数字新基建对实现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选取2010—2021年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数字新基建对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新基建对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且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是助推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数字新基建对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城市、大规模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内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数字新基建通过提升技术获取能力和数字创新韧性,间接助推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数字新基建对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提出加快布局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实施差异化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战略、强化区域协同联动效应的政策建议,希冀推动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建设。     

制造业服务化的就业效应：空间关联、影响机制与异质性

本文基于省级层面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到的制造业服务化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合并,得到2000—2013年省份-行业层面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讨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就业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会显著提升本区域的制造业就业规模,但对于空间关联区域的劳动力市场将产生“虹吸效应”,即降低空间关联区域的就业规模。机制分析发现,制造业服务化主要通过产品创新和市场规模两条渠道来影响制造业就业。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东部地区以及非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制造业服务化对就业规模的扩大作用与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并存;对于中部地区以及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制造业服务化只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制造业服务化带来的就业效应尚未显现。拓展性分析发现,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升以及服务业的不断开放,均能显著增强制造业服务化对本区域就业带来的提升效应,同时弱化对空间关联区域劳动力市场的虹吸效应。     

“强省会”战略的创新效应研究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多省开始实施“强省会”战略，而“强省会”战略的创新效应尚不清晰。利用各省和省会城市以及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强省会”战略对全省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从知识溢出和吸收的视角分析了产业同构和教育资源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省会城市规模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的作用增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强省会”战略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强省会”战略不仅促进了省会对非省会的溢出效应，同时促进了非省会城市的创新能力。产业同构和非省会教育资源都可以强化“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强省会”战略对东西部地区、非特大超大城市地区、创新领先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更大。研究结果对于各地依托“强省会”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双向影响机制及检验——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的考察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了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双向影响机制及产业异质性影响。采用2006—2015年中国31个省域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验证了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双向影响机制和产业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存在显著的双向促进作用。产业集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了区域创新，区域创新通过增长极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了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双向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产业异质性，不同高技术产业的集聚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差异，同时区域创新对不同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反向影响亦呈现出差异。东部地区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双向影响程度相对中西部地区更大。     

产业协同集聚如何影响绿色经济效率?——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理论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城市数据实证检验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协同集聚能够稳健地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这一影响效应在东部与中西部皆得到有效验证;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城市规模等级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性;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异性;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对绿色经济技术效率的正向作用上;产业协同集聚通过改善劳动力与资本错配、促进知识溢出与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影响绿色经济效率。据此,应大力推动产业协同集聚发展,注重产业协同集聚的区域差异与城市规模差异。同时,立足于本地实际,探索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发展路径,助推绿色经济效率提升。     

银行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应研究——基于中国257地级市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金融活动普查数据库,构建了银行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研究了银行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影响效果,并对其中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升有效地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协同集聚水平的提升主要通过改善企业融资约束的水平和长期债务融资的获得,从而促进企业的创新。协同集聚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创新具有异质性影响,其作用会因企业规模、所有制以及所在地区等因素存在差异。通过采用不同方法及样本的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结论为优化产业集聚演进、推动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新的依据。     

城市规模对异质企业的创新孵化作用研究

城市是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基于异质企业集聚理论,利用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构建托宾(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的分析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对企业的新产品产值比例存在显著影响,城市规模增长促进本地企业创新,但邻近城市规模增长带来一定的抑制效应;具体作用机制包含竞争性孵化和包容性孵化两条路径,不同孵化机制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市场的竞争选择主要作用于低效企业,而高效企业的创新更依赖于城市的中间服务支持。各地区应增强产业政策与城市发展的协同性、提升外部创新环境与企业内在特征的协同性、注重地区间城市化进程的协同性,充分发挥城市自身的市场竞争和中间服务对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培育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作为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的先行示范区,是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聚集地。借助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检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识别知识产权保护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机制检验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增加知识产权制度供给,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强度,最终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对高科技行业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传统行业企业,对西部地区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智慧城市建设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1)。为研究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使用2003—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基于智慧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探究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对于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缓解融资约束可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异质性分析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对东部地区、成熟期、非国有以及非高技术产业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对制造业及非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则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提出建立健全反馈机制、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加大政策支持的建议。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促进企业数字创新吗？

以2010～2020年我国77个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和238个非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2712家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机制、实现条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创新，且对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创新具有更强的推动作用。质量基础设施、高等人力资本是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促进企业数字创新的主要传导路径；市场分割在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促进企业数字创新中产生负向调节效应；随着质量基础设施、高等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作用呈现“边际递增”特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与企业数字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据此，应加快完善数字知识产权管理框架，构筑“一站式”质量基础设施基站，发挥区域联动治理功能，促进企业数字创新。     

智能化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通过智能化实现制造业企业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4—2019年北京海淀科技园数据集,探讨智能化实施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从创新效率、产学研合作网络挖掘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实施智能化能够显著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创新效率、产学研合作起着明显的中介机制作用,人力资本有正向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智能化转型效果优于国有企业;与新型制造业相比,传统制造业企业的智能化效果不理想。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智能化与创新活动有良性的互动,应重视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促进制造业融通创新,这些都有助于新发展阶段下智能制造的提质增效。     

城市化、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效应

在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下,通过构建城市化、交通基础设施与制造业集聚的空间面板模型,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2000-2011年我国省际城市化、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并探讨二者与制造业集聚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论表明,城市化、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城市化与制造业集聚之间具有倒N型关系,城市化对制造业集聚的拥挤效用比促进作用会更早地出现;交通基础设施与制造业集聚之间存在N型关系;银行业集中度、对外开放度与信息化对制造业集聚均具有显著作用;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不容忽视;我国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与空间溢出效应。     

公共不动产质量结构对中国城市创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在质量经济学研究框架内分析了公共不动产质量结构对中国城市创业质量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改善公共不动产质量结构可以提升城市创业质量。随着城市紧凑度的提升、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共不动产质量结构对城市创业质量的促进作用增强。优化公共不动产质量结构可以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和产业的集聚,进而提升城市创业质量,并且这种作用机制的影响效果因城市空间形态、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揭示了公共不动产质量结构与中国城市创业质量的内在联系,以期为中国城市公共不动产建设提质增效、发挥创新创业驱动作用提供借鉴。     

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绩效的驱动效应——机制识别与空间效应检验

探讨数字经济与城市经济绩效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利用2011～2018年中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在构建与测度数字经济与城市经济绩效指标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细致剖析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技术创新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以及资本错配缓解效应是其有效作用机制;数字经济对东部、中心城市经济绩效的影响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资本错配缓解效应来实现,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则是数字经济驱动中西部、非中心城市经济绩效提升的作用路径;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可为未来如何依托数字经济驱动城市经济绩效提升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支撑。     

数字经济、技术市场发展与高技术企业创新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测度2012—2021年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中国沪深A股高技术上市企业年度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从技术市场发展角度出发，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此结论依旧成立；技术市场发展在数字经济与高技术企业创新之间发挥重要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夯实企业创新基础；完善技术市场，推动企业成果转化；激发区域创新潜能，提高中西部企业竞争力，以此促进高技术企业持续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