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升级、教育提升与中国城镇女性就业——基于教育水平与产业结构协同发展的视角

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女性高等教育普及率大幅提高，可能对女性就业存在显著影响。本文基于女性受教育水平、产业结构与女性就业三者关联视角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地第二产业内部代表低端制造业的加工贸易比重越高，女性高等教育普及率的提升越难以促进女性就业；高端服务业越发达，女性高等教育普及率提升越能促进女性就业。稳健性与异质性检验显示，教育促进城镇女性就业的效果受到当地产业结构升级状况的制约，当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教育促进城镇女性就业的效果就会显著增强，且女性受教育层次越高，刺激效果就越强。     

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性别差异

非正规就业逐渐成为重要的新型就业方式,其就业满意度是评价劳动力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基于CFPS 2016年数据,结合理论分析,利用probit回归等计量方法,从性别差异角度探讨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异质性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非正规就业显著影响劳动者就业满意度,非正规就业的满意度“挤出效应”明显;第二,非正规就业降低了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且存在性别差异,非正规就业更加降低了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满意度,这种效应比男性劳动力高出385%;第三,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满意度“惩罚效应”最明显,其就业质量值得持续关注;第四,工作指标、人力资本禀赋对就业满意度亦产生了一定影响。劳动力市场发育和转型促成的非正规就业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值得进一步关注。     

互联网使用如何降低女性生育意愿?

低生育率问题是党和国家亟须解决的重点问题。在互联网高度普及的现实背景下,探明互联网使用在低生育率现象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作用,有利于政府精准施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CGSS2013、2015、2017的数据,使用泊松回归模型,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女性兼职行为,从而提高女性收入,进而提高女性生育成本和传递有关家庭、婚姻的负面信息,挤出夫妻之间的共同闲暇时间,从而降低婚姻稳定性等两条途径降低了女性生育意愿。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影响女性生育意愿存在户籍类型、就业部门、政治身份、年龄等的异质性,互联网使用显著降低了城市、非党员、非国有部门女性的生育意愿,对18～24岁女性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更大。文章为互联网普及背景下我国低生育率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解释,为信息时代人口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性别观念与家庭能源堆叠消费——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能源微观调查（2014）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2018）的三期数据，采用计量模型考察性别观念对家庭能源堆叠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性别观念现代化转移可以显著促进家庭能源堆叠消费向上移动，即实现家庭生活用能清洁转型；性别观念现代化转移会通过提高女性社会参与、增加女性人力资本和强化女性优生优育意识三条途径促进能源堆叠消费上移；性别观念对家庭能源堆叠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夫妻年龄异质性。     

福利还是压力：家庭负债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来自中国家庭微观数据的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家庭负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家庭未偿负债总额及异质性债务均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家庭债务通过闲暇、心理抑郁以及财务困境渠道抑制居民幸福感的提升。负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而认知能力和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缓解负债对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能为理解我国居民幸福感提供证据,同时也为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提供参考。     

教育的财富异质性回报分析 ——基于微观家户数据的分析

采用CHIPS 1995年和2002年、CFPS 2010年的微观数据,研究全国财富不平等变动情况,估计教育的财富异质性回报。结果发现:个人教育水平对于财富的正向影响大于对于收入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回报率在城乡之间和调查年份之间都存在异质性。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表明,教育对财富和收入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教育信号对于低财富人群有更大影响。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于农村和低财富人群的教育投入,以缓解我国财富差距。     

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

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利用2014—2021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考察数字技术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影响关系、作用机制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显著促进了农民增收且具有长期增长效应,而推动城乡融合、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和助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是数字技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路径;区域异质性显示,经济发达地区数字技术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背景下人工智能发展对女性就业影响的研究

人工智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但其潜在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抽象和不确定的。一方面,人工智能非帕累托式技术进步对包括女性在内的就业市场产生显著、多维度冲击,人工智能系统对性别偏见的“再生产”将提高女性就业门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可抑制“贪婪”工作的负外部性,增加灵活性供给,降低女性选择成本,人工智能发展引致的“情感经济”倾向于强化女性在情感、社交技能方面的禀赋优势,提升其在就业市场中的地位。在与人工智能的“竞赛”中,应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岗位和劳动任务调整、促进高质量女性就业,塑造适应新技术发展、面向人工智能未来的女性教育和培训体系,优化生育政策激励、完善社会化服务,探索高质量人工智能治理、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     

我国女性就业结构的演变

基于对《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有关数据的分析,我国女性就业结构的演变呈现出如下特点:产业结构方面,就业的非农化趋势及产业转移的性别差异显著;所有制结构方面,非公单位就业激增及城镇集体单位就业锐减;行业结构方面,行业间的不均衡变化及关联职业的性别优势显现;职业结构方面,职业性别隔离日趋明显及女性职业层次有所提升;学历结构方面,整体受教育程度全面提升及高学历女性占比仍偏低.     

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女性性别角色观念对其收入的影响,并检验家务劳动时间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现代性别角色观念有助于减少女性家务劳动时间,让女性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进入劳动力市场,或投入工作中,有助于提高女性收入。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经验证据及政策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系统GMM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资本配置效率、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发展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调节变量,不断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技能与农户财产性收入——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

提升数字技能是拓展农户增收渠道、稳步提高农户收入水平的可靠路径,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系统分析了数字技能对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技能可以显著促进农户财产性收入增长。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技能对低受教育水平、中老年及丘陵山区农户财产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能主要通过强化信息获取、拓展社会网络和优化资产配置来促进农户财产性收入增长。为此,要稳步提升农户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积极释放数字技能的信息获取效应、社会网络拓展效应及资产优化配置效应,促进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发展,确保农民稳步增收。     

替代还是互补：公共教育财政与家庭教育储蓄——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经验证据

聚焦于家庭教育储蓄，通过匹配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公共教育财政宏观数据，结合Tobit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方程，考察了公共教育财政对家庭教育储蓄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公共教育财政投入不仅增强了家庭的教育储蓄动机，而且对教育储蓄规模与教育储蓄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异质性方面，公共教育财政对子女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和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影响更为显著；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公共教育财政可通过跨期配置效应、短期挤入效应两种渠道影响家庭的教育储蓄行为。     

“溢出效应”还是“挤出效应”？——与父母同住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考察与父母同住的家庭结构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同住父母通过协助料理家务与提供隔代照料等方式对女性的劳动供给具有“溢出效应”,而为同住父母提供照料帮助则对女性的劳动供给具有“挤出效应”,两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显示“溢出效应”占优,即与父母同住对女性的劳动供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托幼机构等幼教资源的可获得性会显著降低女性对多代同堂的依赖,但养老院等养老资源的可获得性对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没有显著影响。     

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的调查数据

本研究结合金融素养和数字素养测评框架,通过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知识、数字金融风险意识、数字金融风险管理能力、消费者权益和申诉程序知识四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测度框架,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对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水平整体偏低且个体间差异较大;此外,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和亲戚是否从事金融工作均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数字金融素养水平。本研究对于提升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水平、促进农村金融健康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劳动力健康的影响：异质性与影响机制

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为促进女性健康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基于健康资本需求理论,利用2016年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使用与女性劳动力主观健康（自评健康和情绪）和客观健康（BMI指数和是否住院）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首先,无论是女性的主观健康还是客观健康,互联网使用均对其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健康的影响,在不同工作时长、不同户籍、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年份之间存在异质性,尤其与2016年相比,2018年互联网对女性主观健康和客观健康的促进作用更强;最后,有关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健康的作用机制,健康投资与工作压力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就业质量提升吗?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根基与保障.近年来,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快速应用持续影响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然而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就业质量的关系,现有文献却缺少微观证据.文章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相匹配,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上能提高就业者的小时工资率与工作自主性,降低工作时长;但同时也会抑制其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这种抑制作用在非标准就业者群体中较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作满意度的提升效应集中于自雇群体,并通过降低工作时长、增加小时工资率的途径实现;但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不足,抵消了数字普惠金融对非标准就业者工作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进一步考察特定的就业人群,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女性和农民工的小时工资率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利于女性参与社会保障项目.研究结论为中国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稳就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指向.     

对外直接投资对小微企业的就业效应分析——基于企业规模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从企业异质性视角出发,系统地考察了大中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小微企业就业的影响,并在阐明大中型企业OFDI对小微企业就业的影响机制之上,利用我国2001-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对理论分析的结论进行验证。研究发现：从总体来看,我国大中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小微企业的就业具有显著的影响;从分地区估计结果来看,大中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小微企业就业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在东部地区,OFDI对小微企业的发展影响显著为正,对于中部地区影响虽然依然显著,但其影响系数明显降低,而西部地区的影响则显著为负;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在大中型企业OFDI对母国小微企业就业的影响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     

社会性别理论视角下的女大学生就业问题探析

女大学生就业困境是我国当前大学生就业难中的突出问题,是由女性的社会地位及评价偏低、用人单位岗位设计男性化、女性可持续劳动价值不如男性以及忽视人才性别优势的教育制度等因素影响的结果。政府可在政策、制度、法规、资金等方面支持女大学生就业,企业和学校应摒弃片面追求短期效益的观念,从服务社会的角度开发和管理女性人力资源,同时,女大学生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源价值,使自己无论在就业还是创业领域都能有所作为。     

美貌资本价值几何——来自员工、中层和高管的三维度量

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讨了不同劳动力群体外貌特征对其就业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员工、中层、高管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身高溢价、身材溢价、长相溢价的影响,且美貌资本的人际效应同样存在,但与经济效应略有差异;考虑性别异质性,男性劳动力更易受到身高的影响,女性劳动力更易受到身材的影响,而长相对男女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