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与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打开数字技术赋能的“黑箱”

数字技术革命正逐渐成为驱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演变与发展的新引擎，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成为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但鲜有研究深入讨论。文章以2008—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探讨数字技术对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知识资源、市场资源捆绑，能够促进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且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保持成立。机制检验证实，数字技术与知识资源捆绑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推动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同时，数字技术与市场资源捆绑则有助于增强企业服务能力，进而提升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赋能作用在高行业研发投入与高市场丰腴度的样本组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揭示数字技术赋能的理论逻辑，破解中国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锁定困局，助推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提供了经验证据。     

自由贸易协定中贸易便利化规则对价值链贸易的影响北大核心

文章利用世界银行深度贸易协定数据库,对自由贸易协定中纳入的贸易便利化与海关程序规则进行统计,实证检验贸易便利化规则深度对价值链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贸易网络扩大,欧盟在整个贸易便利化结构网络中稳居主导地位,中国、韩国等节点的影响力逐年提升,美国、智利等节点的度中心度有所下降。这些缔约方在自由贸易协定中纳入的贸易便利化规则深度越高,越能促进价值链贸易发展,且对中间品贸易的影响弹性显著高于最终品贸易。在六项代表性贸易便利化规则中,单一窗口、经认证经营者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通过机制检验发现,贸易便利化规则对价值链贸易的促进作用受到成员国之间制度距离、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的约束。但若成员国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贸易便利化规则会放大其贸易效应。研究表明,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与周边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规制高标准贸易便利化规则,对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时代的虚拟集聚与制造业技术创新——来自我国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之根本，加快推进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是我国经济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而这一转变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更为旺盛。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虚拟集聚正成为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将为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带来新动能和新引领。文章利用2014—2018年OEC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我国投入产出数据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城市群虚拟集聚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1）虚拟集聚水平提升可促进城市群制造业技术创新快速发展。相比于单一的传统集聚，虚拟集聚与传统集聚叠加效应对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2）从地理区位上看，相比东部城市群，中西部城市群虚拟集聚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更加凸显；从产权性质上看，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行为对虚拟集聚效应更为敏感；从产业类型上看，虚拟集聚对一般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先进制造业。（3）当城市群整体虚拟集聚水平提升时，中心城市制造业技术创新受益更加明显；相较于城市群中心城市，非中心城市虚拟集聚水平提升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因此，在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应加快制造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着力提升城...     

技术创新能破解国际分工低端锁定吗?

出口企业自主创新是否有助于破解全球分工低端锁定?基于中国授权发明专利数据库、中国税收调查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和作者测算得到的中国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数据库形成的多源匹配数据,文章首先对中国出口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企业全球价值链上游度进行了精准测度,在此基础上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两个维度检验了出口企业技术创新对其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并检验了贸易方式、企业所有制、价值链升级方向等维度的异质性效应。同时,为了缓解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文章基于颗粒工具变量(GIVs)方法进行了内生性问题的处理,并从创新质量再测度、下游度、研发投入等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出口企业技术创新有助于破解出口企业低端锁定,这同时体现在推动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和下游攀升上;(2)就技术创新对企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而言,其质量效应显著高于数量效应;(3)技术创新对出口企业破解低端锁定的影响,在私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下游主导型出口企业上体现得更加显著。上述结果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文章的研究丰富了技术创新和全球价值链等研究问题的内容和方法,也为探寻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可行...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实证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文章基于1995～2017年39个国家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得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结论;并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检验结果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更能够促进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影响存在两面性;进一步用中国16个行业2004～201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国内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产生了挤出效应,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也会不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文章最后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五大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央企业及单位的OFDI最能够促进中国GVC增加值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更能够提升中国GVC增加值能力,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优化提供了参考。     

生产性服务投入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文章理论分析了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作用机制,利用WIOD(2016)数据库中2003～2014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投入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该作用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生产性服务投入对高技术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显著为正,对中低技术行业的正向作用不显著;生产性服务投入将通过技术创新和融资能力作用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但人力资本效应与理论预期相反,进一步分析表明人力资本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服务业开放、数字化赋能与国际循环质量提升

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及数字赋能,是我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抓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开放已历经45年,但服务贸易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特征依旧明显。从生产成本,贸易成本,贸易方式、贸易对象和贸易主体等层面,对我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进行数字化赋能,现阶段仍存在政策性壁垒较高等问题。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看,继续逐步降低服务要素流动的政策性成本,能够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以及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等方面,提升我国的国际循环质量。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同样能够以独立或者与服务业开放互动的形式促进我国国际循环质量的提升。     

数字技术竞争、基础设施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中国企业如何通过数字技术竞争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08～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国内外数字技术差距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国内外数字技术差距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显著负相关,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此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技术进步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显著正相关,产品替代能力较弱和技术进步较慢是造成中国企业无法发挥数字技术经济赋能效应的主要原因;拓展分析发现,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贸易网络中心度显著正相关,说明数字化转型企业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要求更高。这些发现为中国企业参与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提供了理论支撑。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间品贸易政策的选择

在全球价值链的序贯生产过程中,中间品的多次跨境会带来关税成本的放大,进而阻碍全球贸易及价值链生产网络的发展。中国及加拿大的经验表明,部分或全面取消中间品进口关税将有助于推动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融入并提升其贸易竞争力。文章首先基于总贸易核算方法(KWW、WWZ、WWYZ),量化展示了全球价值链上贸易成本放大的典型事实。然后,在三种政策情景下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量化模拟了中间品关税削减在促进中国及世界的贸易及经济增长、加速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     

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数字贸易发展:战略定位与中国路径

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形式,数字贸易发展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动力。在以数字贸易为主导的全球化新时代,数字贸易发展推动数字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改变了全球价值创造模式和全球价值链收入分配格局,形成了全新的价值链,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转型和重构。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强化数字贸易时代全球价值链的主导权,采用多举措提升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为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我国应紧紧抓住数字贸易发展机遇,提升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加强数字贸易全球价值链的基础理论研究,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数字贸易区域价值链,改善数字贸易发展制度环境,构建支撑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快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     

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与制造业技术进步

文章基于最新全球投入产出表构建更加细化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指数,分别利用OP和LP方法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二者进行匹配,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所带来的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制造业生产分割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效益。结果显示: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对于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国内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创新效应大于国外服务要素投入带来的溢出效应;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创新效率提高更明显;降低制造业投入成本、技术创新和溢出是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影响机制,基于中国制造业服务投入结构现状,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商业服务、金融服务业等高技术服务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和创新效应需要得到进一步释放。     

全球价值链嵌入下中国企业出口质量的升级

随着中间品贸易的增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GVC)嵌入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嵌入可以通过中间品进口带来高质量的中间品和技术,外生地提升出口质量;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的俘获效应导致企业内生自主技术创新失灵,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出口质量升级的关系有可能为非线性。文章使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提高中国企业的出口质量,但过度嵌入会降低出口质量,两者之间成"倒U型"关系。全球价值链嵌入下中间品进口的质量效应、规模效应依然能够提升出口质量,但技术外溢效应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为负,再加上全球价值链嵌入会降低企业自主研发创新从而拉低出口质量,因此中国企业内生的与外生的技术创新无法相互吸收和匹配。全球价值链嵌入OECD国家市场会提高企业出口质量,嵌入非OECD国家市场会降低出口质量,但如果全球价值链嵌入东盟市场或金砖国家也依然能够带来企业出口质量的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下中间品进口贸易成本增加会带来企业出口质量的下降,但出口贸易成本增加会激励企业提高出口质量从而进入收入层次更高、距离更远的市场。     

数字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与现代科技融合而成的新产物,不仅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稳步提升,也促使了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以及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持续增强,它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文章将数字金融发展融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中,构建较为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理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并通过构建计量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个结论在一系列检验后仍然稳健;第二,数字金融发展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而且还能通过知识获取、技术创新、制度改进、产业升级等作用机制间接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非常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第四,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过程中,金融监管发挥着显著的调节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加快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中国数字金融发展优化,加快外贸转型升级并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知识产权保护能否促进中外价值链关联?: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构建制度型开放经济体的战略背景下，科学认识知识产权保护这一重要制度措施对中国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利用2000～2014年间WIOD数据构建的双边价值链关联指数，研究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外价值链关联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提升中外价值链关联的紧密度，该结论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成立；第二，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链关联效应主要是由前向价值链关联程度的提升所驱动的，并且表现出对专利密集型行业、服务业渗透率较高的行业以及高收入贸易伙伴国的作用效果更强的特征；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引致的技术创新效应、制度距离效应以及生产步长效应是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价值链关联的重要渠道。文章拓展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研究，为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抓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服务贸易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数字技术加速了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服务贸易打破了传统贸易时空上的限制，有助于调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较高，不同类型的数字服务贸易影响程度也有差异；从影响机制看，数字服务贸易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去加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此，我国应当助推现代产业体系，加速发展生产性服务化，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利益分配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利益分配动态发展格局表明，中国制造业相对获利水平显著提升，但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其获利能力受到削弱；中国在服务贸易利益分配中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制造工序是中国最重要的获利来源，管理工序相对获利能力持续偏低，研发与营销工序相对获利能力缓慢增长。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配重构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外循环贸易获利能力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减弱；跨国公司战略调整下，中国依靠国内大市场主动进行价值链重构的战略空间相对更广；数字技术竞争加剧对中国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形成严峻挑战。为此，中国可推动价值创造内生动力由国际市场向国内大市场转化，促进价值链分工优势从制造领域向服务领域延伸，以制度型开放主动融入全球创新链，依托RCEP与“一带一路”重构区域价值链，实现在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配中的互利共赢。     

FTA网络深度与广度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

文章以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为基础,运用脉冲相应技术,考察了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趋势和演变规律。结果表明,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在国家整体层面、分产业层面和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均有正向的促进效应,但影响效应呈现较大的异质性。最后,文章提出了有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FTA网络发展政策建议。     

消费撬动出口升级——事实与机制

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本文研究了消费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国内消费升级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并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消费升级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所在地区、所处行业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消费升级通过市场竞争效应、进口中间品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此外，消费升级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受到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制度环境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制约。本研究拓展了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边界，对于我国如何在贸易保护主义增强的背景下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联动和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技术标准如何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环节之间的交流和信息传递效率变得愈发重要，而标准是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措施，但却存在遵从成本。那么，标准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作用机制是什么?文章基于2009～2020年国家—行业层面的数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标准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GVCR)的影响和机制。结果显示：第一，总体来看，标准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出口GVCR,更换度量指标、不同固定效应以及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第二，中间品种类效应和中间品质量效应是标准提升出口GVCR的重要机制，但中间品种类效应的促进作用极易被国外中间品价格下降的作用稀释甚至覆盖，导致其产生的中间品替代效应不显著，而中间品质量效应的促进作用则不受影响。文章的研究发现对深入认识中国不同类型标准的作用，以及针对不同国情组合使用标准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企业价值链智能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从技术创新和企业价值链的双重视角出发,基于2007年到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从技术创新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应用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工智能应用对大企业、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因而这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更大。进一步结合企业价值链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价值链环节的应用也均通过技术创新显著地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市场营销智能化的技术创新效应更大一些,从而带来更为明显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对于价值链为生产者驱动型的产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环节的人工智能应用更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于价值链为购买者驱动型的产业,市场营销智能化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更大,这也主要是因为市场营销智能化具有显著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的政策启示是,政府部门要着力构建促进企业全价值链智能化发展的政策体系,同时针对不同产业领域企业智能化转型需求的重点,分行业出台企业智能化转型指导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