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垂直监管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重污染企业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环境规章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垂直监管在一定程度上与企业社会责任负相关,而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了垂直监管与企业社会责任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缓解垂直监管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其正向调节作用在高成长性企业、非国有企业和没有进行绿色环保投资的企业中更显著。因此,相关部门可通过宏观调控和环境规章制度改革引导企业正确看待社会责任,使企业由污染经济效应向环保与社会效应转型。研究结论有助于全面理解环境规制,同时为相关部门完善监管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     

医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式研究 ——以复星医药为例

随着全球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全球对于环境污染的管控问题关注度逐渐提升,我国要求企业披露其在经营活动中的相关环境信息,以达到监管的目的.目前,我国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普遍较低,重污染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受到重点关注,因此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重污染医药企业复星医药为例,对医药行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模式进行...     

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自愿性环境规制路径——以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作用与局限性为例

在经济与环境矛盾日益突出的当前，兼顾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绿色转型对中国制造至关重要。本文从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声誉和组织学习双重效应入手，构建理论模型考察其对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理，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从国家认监委网站获得的企业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参与自愿性环境规制在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同时，也能有效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以ISO14001认证为代表的自愿性环境规制通过绿色声誉的需求引导和组织学习的效率提升共同促进了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本文的拓展讨论部分显示，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转型效应在需要大量技术投入才能减排的重污染行业较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外，企业的“漂绿”行为和所面临的融资约束都会抑制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转型效应。为充分发挥自愿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企业的绿色转型作用，除应降低参与成本、提高企业参与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积极性外，政府还应从强化监管和发展绿色金融等方面来克服自愿性环境规制当前的局限性。     

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与权益资本成本

文章以沪深A股2010—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察环境规制下绿色技术创新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其在不同行业特征与企业属性下所呈现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越强,权益资本成本越低,这种负相关关系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表现得更为显著。进一步地,相比非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下重污染行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使得权益资本成本下降的作用更加显著;相比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下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使得权益资本成本降低的效果更为强烈。研究结论不仅对企业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具有启示意义,也为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六种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一汽企业的实证分析

波特假说提出后,引发了关于环境规制的大量研究,但少有文献研究不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文章基于六种环境规制,利用一汽企业的微观数据,比较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化。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主要的六种环境规制对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特假说",但政策的实施离不开政府的监管,政府的监管力度保证了环境规制的效果。因此,在制定环境政策时,要考虑不同环境政策的效果,有针对性地实施环境规制;且政府与企业间不是零和博弈,要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提升全社会的环保意识。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影响再评估及机制检验

借助2003年国务院实施的环保重点城市限期达标制度作为识别环境规制的准实验机会,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并阐述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相比较达标城市企业,该政策实施使得非达标城市企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TFP)相对下降1.96％,成立时间短、规模小以及资本密度较高的企业,更易受到环境规制的不利影响,但这种不利影响会随时间而减弱,行业竞争有利于抑制不利影响;(2)该规制政策主要通过降低企业创新能力、增加中间成本和弱化企业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生产率,尽管重污染行业中企业的进入率在下降、退出率在上升,但这并没有带来产业层面重构和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3)当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质量越高、绿色偏好越强,环境规制的不利效应越能够得到一定抑制.环境规制确实面临着较大的经济成本,通过市场化改革、政府质量提升以及绿色金融政策实施可以减弱其经济扭曲,伴随着环境成本(代价)趋高和显性化,通过降低污染排放来有效规避环境管制风险越来越成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否“利当前”并“惠长远”

本文将环境规制、污染累积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强度环境规制政策作用下的污染治理效应与经济增长特征.结论认为,污染治理方面,高强度环境规制通过增加污染排放的边际成本约束了污染型企业的排放行为,低强度环境规制未能抑制污染排放对环境的边际损害,随着污染的累积,低强度环境规制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会逐渐失效.经济增长方面,高强度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污染型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使得经济增长中的环境规制效应由“短期损失”向“长期收益”转化,而低强度或较弱的环境规制难以刺激污染型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不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在治理环境污染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符合“利当前”并“惠长远”的目标.     

环境税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基于面板分位数的研究

开征环境税将对重污染企业产生何种影响? 重污染企业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敏感性是否使得环境税的"优胜劣汰"作用在重污染企业上体现得更加明显?本文基于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08～2014年的数据,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环境税的企业竞争力效应.研究显示: 环境税与企业竞争力之间正相关,且存在分位数异质性,即对于竞争力处于低分位的企业,环境税对其企业竞争力效应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于中分位的企业,环境税对其企业竞争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正向影响随企业竞争力的增加呈递增趋势;对于高分位的企业,环境税对其企业竞争力的正向作用呈递减趋势.本研究发现了环境税对企业竞争力的分位数异质性,为环境税效应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雾霾污染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策略

本文利用中国2001～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竞争视角,结合我国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体制,考察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的策略选择行为及对雾霾污染的作用.静态博弈分析表明,地方政府通过权衡自身的环境规制收益与成本进行策略选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随着中央政绩考核体系的不断调整,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的竞争中采取"差异化"的策略选择,对雾霾污染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肯定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对治理雾霾污染的积极效果.为此,应继续完善并加强多元化的政绩考核体系,厘清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及支出责任的划分,明确清晰的责权关系,因地制宜制定治污减排目标和监管考核办法.     

高管激励、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

以2007－2014年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行业的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交互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与环境规制交互效应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以及非东部地区企业中并不明显,表明波特假说的成立有一定的条件。其次,高管短期薪酬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高管持股比例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对技术创新均存在正向作用。而高管在职消费仅在东部地区企业中增强波特假说的有效性。     

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出口贸易的动态关系——基于我国污染密集产业的动态面板数据

环境规制和要素禀赋均会影响某地区的比较优势,但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对于污染密集型产业来说。文章建立产业环境污染指数来定义污染密集型产业,同时建立环境规制强度评价体系来计算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并以HOV模型为基础建立动态面板方程,对我国污染最为密集的四个行业的环境规制和出口贸易进行估计。估计的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显著的,出口量和环境规制程度之间呈现出"U"型的关系,而且在现有经济水平下大多数制造业处于拐点左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仍不利于产业发展和出口贸易。     

药品市场定价背景下政府精准监管的理论与方法

通过分析我国药品市场定价的原因,探究当前背景下政府精准监管药品价格的理论与方法.依据梯若尔的新规制理论,运用规制经济学理论对我国药品市场价格行为与政府行为进行监管.最后,设计激励相客机制用于企业价格行为规制,以监管企业价格行为、减少合谋行为.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效率与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

本文以转移合理度为指标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进行重新界定和测算,基于数理模型的分析结论,运用我国30个省2001～2014年数据构建面板门限模型及动态空间计量模型,以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及绿色技术效率对我国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存在绿色技术效率的门限效应,当绿色技术效率较低时,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效率的提升并不能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当绿色技术效率水平达到门槛值以上时,绿色技术效率和环境规制则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转移产生显著的直接和间接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影响了我国中间品出口吗——来自中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文章将贸易部门分类与工业分类体系匹配,重新归并了23个制造业行业,并基于中美1998～2010年行业面板数据,分别测算出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和两种环境规制指标,在考虑外资开放度、所有制结构和企业平均规模等变量的基础上,探讨了环境规制对我国中间品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以人均收入水平和实际污染排放综合指数分别度量环境规制水平,二者水平的提升均能显著促进我国对美中间品的出口,其中对清洁行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污染密集型行业;TFP提升和外资流入促进了清洁行业的中间品出口,企业规模则不利于其出口;而外资流入和所有制结构抑制了污染密集型行业中间品出口。     

环境规制对我国机电业出口竞争力影响简析

为了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相继出台了各种环境规制政策。作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产业的机电制造业,其污染排放是我国环境污染重要来源。本文定性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我国机电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并提出了机电制造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具体措施。     

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环境规制对不同来源、不同污染密度、不同性质外商投资企业的影响不同。论文将环境规制分为环境政策和执行力度两个方面,并将执行力度引入理论框架,分析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进而用中国城市层面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第一,环境规制对低排放行业外商投资企业不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对高排放行业外商投资企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环境规制对港澳台投资企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非港澳台投资企业不具有显著的影响;第三,环境规制对非独资企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独资企业具有非负的影响。论文结论在高污染行业监管、环境政策执行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雾霾”问题下重污染行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动因探究

本文从雾霾问题引出对环境信息披露的思考，以重污染行业环境信息披露为主要立足点，在分析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上，探讨了目前我国重污染行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动因，最后针对完善我国重污染行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不足提出了一些对策，对于完善重污染行业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状况有积极意义。     

江苏省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研究——以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可持续发展和低碳经济成为社会发展的共识,—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受到社会各界关注.本文以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为样本,重点分析该公司2002-2011年10年间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情况,指出江苏省目前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现状和不足,同时为相关环境信息监管机构和重污染企业提供参考和建议.     

环境规制对产业区际转移的影响--基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研究

文章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产业区际转移的理论机制,进而选取2003－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影响产业转移的门槛特征与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区际转移有显著的影响,且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验证了两者之间存在门槛特征和空间异质性。非正式环境规制整体上推动了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区际转移,显现了非正式规制的经济效应。     

环境规制、环保投资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环境规制日益严格,政府出台的环境规制能否有效引导企业的环保投资,并相应提升企业绩效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文章选取2010—2014深沪A股上市的重污染行业公司为样本,从具体的环境规制——ISO14000环境体制出发,研究环保投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在环保投资不变的情况下,环境规制与企业显著负相关;环保投资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但对于通过ISO14000体系的企业,环保投资的增加与企业绩效的提升没有显著效应。本研究表明,政府的环境规制应该着力于引导企业加强环保投资并提高企业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