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风险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经典资产组合理论为延伸,探讨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着重基于背景风险的视角,分析劳动收入风险、健康状况、商业及房产投资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利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家庭理财者的劳动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反向作用,相反健康状况和健康保障水平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正向作用,而商业及房产投资对风险金融资产表现为"挤出效应"。此外,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中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和收入效应,信贷约束、主观幸福感等因素并不显著。     

金融监管如何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来自CHFS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金融监管是引导金融机构合规运营、保障金融市场有序运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条件,可能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决策。本文利用地方金融监管数据和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所做的研究发现,金融监管强度的提高将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提高家庭资产中风险金融资产的份额;机制分析发现,金融监管主要通过提高家庭信任程度、降低家庭风险厌恶概率路径,来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监管强度提高还可改善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多样性;中央金融监管与地方金融监管的协调配合,有利于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上述结论为研究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为金融监管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支持。     

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

在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家庭购买社会养老保险,不但能够增加家庭对风险金融的投资比重,而且能促进家庭风险金融持有量,并在控制了各类变量的条件下该结果稳定性依然较高,主要原因可能是,养老保险对降低未来不确定的风险具有消减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从城镇和农村两个子样本中分析发现,在农村,养老保险的影响效果较小,说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障水平对金融消费水平的提升还有待完善。     

社会保障对我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福建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西南财经大学于2015年开展的第三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中福建省数据,实证分析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与家庭持有社会保障状况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社会保险持有种类与风险金融资产持有量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家庭持有社会保险种类每增加一种,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量平均增加约1.5万元;社会保障对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在城市家庭中较为显著,而在农村家庭中并不显著;其他相关变量中,风险态度和资产总量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仍有显著影响。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利用CHFS2015数据通过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城乡总样本中配置股票对个人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配置银行理财产品对个人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基金、债券均无显著影响。但在城市、农村子样本中,不同风险资产配置又体现出差异性,如股票对幸福感的影响在农村不再显著。我们还发现,我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极低,股票比重较大,结构有待调整。     

居民家庭结构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的数据分析居民家庭结构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核心家庭与直系家庭结构正向激励居民家庭增加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而单人家庭、夫妻家庭则呈现抑制效应。数字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对核心家庭与直系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存在促进作用,且因为数字鸿沟的存在抑制了单人家庭和夫妻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进一步的渠道检验显示,家庭结构可以通过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两种中介变量影响资产配置。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应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弥合数字鸿沟,帮助居民提高金融素养、树立理性的风险态度,以提升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度,进而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财富水平。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基于风险态度的视角

基本养老保险为老年人口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能够有效缓解家庭养老压力,释放家庭预防性储蓄,并调整家庭资产配置结构,提高家庭资产配置效率,有必要从基本养老保险参与角度研究家庭资产利用率的提高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本文利用2013、2015、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城乡养老保险参与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降低了家庭配置金融性风险资产的可能性,提高了家庭配置金融性无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与对城镇居民、收入较低、养老经济压力较大或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具有更大的影响。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通过提高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调整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结构。因此,应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发展,发挥养老保险的经济效应,多渠道促进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缓解居民家庭养老压力,并着力提升居民金融认知水平,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研究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养老成为重要问题。文章基于数字普惠金融新视角,探究其对商业养老保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省级截面数据,建立了Probit模型、Tobit模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家庭商业养老保险参与意愿与投资深度,并且存在总资产及金融知识中介效应。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实证初探

本文通过对2011年CHFS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研究分析了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发展,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额总体上呈现先增长、后减少的趋势。此外,对微观家庭户的实证分析结果还发现,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等因素均对家庭金融风险投资有一定的影响。户主偏向风险较小的投资项目,自有住房对家庭金融资产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社会养老保险与我国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社会养老保险会显著提高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和风险金融资产比重,边际效应分别达到25%和22%左右。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家庭的经济水平、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主观投资风险偏好态度等因素后依旧稳健,一个解释是社会养老保险能有效地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进一步分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子样本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在农村很小且统计不显著,这说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障水平和拉动金融消费的作用仍有待提高。     

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与消费行为 ——基于CFPS的微观研究

基于投资决策视角,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是否参与和参与深度两个层次,对农村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选择与消费支出的关系进行了微观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投资于风险金融资产能够显著提高其消费水平,其消费支出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规模和比例正相关.通过比较耐用品和非耐用品消费的影响,发现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状态对前者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后者.本文的研究为我国的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即可以通过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促进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的合理配置来激发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     

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2013年CHFS的实证研究

作为我国重要的住房保障制度,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鲜有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检验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住房公积金能显著提高有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和投资比重,但是对无房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则无显著影响。研究其影响机制发现,住房公积金会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户主风险偏好,从而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本文研究结论对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引导居民家庭合理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和实现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有借鉴意义。     

主观幸福感、风险异质性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Binary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对家庭储蓄参与概率影响为正,对股票参与概率影响为负,对商业保险参与概率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基于家庭风险偏好分类的实证分析发现:家庭主观幸福感与储蓄参与概率之间存在一定的风险异质性,与股市参与概率之间存在一定的趋同性,而在商业保险参与概率上风险异质性不显著。指出各金融机构应与居民建立完善、高效的沟通机制,以满足居民多元化金融消费需求;金融监管机构应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体制机制改革,为投资者搭建健康有序的资本市场。     

家庭股票投资行为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的关系研究

本文使用CHFS的2013年的家庭数据,分析了家庭股票投资行为和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家庭持有股票的平均时长、家庭股票投资盈亏状况较好与家庭金融资产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股票初次投资金额,使用自家电脑、办公场所电脑、网点电脑,投资股票的数量、户主作为投资主要决策人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的实证回归结果对于家庭如何控制金融投资组合风险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家庭在进行股票投资时,应该更加理性投资,同时也要提高自身的金融知识水平。     

后代特征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家庭人口结构是影响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重要因素,家庭人口中后代组成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家庭资产投资决策。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发现后代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资产配置比重,且数量越多影响程度越大。而后代性别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男孩会显著降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概率和配置比重,女孩对家庭资产配置行为均不会产生影响,且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东部地区和高收入水平的家庭。进一步验证了后代性别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渠道:有男孩的家庭因结婚买房带来的财务压力,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     

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研究——基于赣州市1043户居民的微观调查数据

以赣州市居民的相关统计数据为样本,对赣州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状况进行调研和分析,论述了影响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构建了基于Probit的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回归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决策者文化水平、决策者职业、家庭收入和家庭房产持有状况四个因素是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决策者年龄和家庭人口数对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影响不够显著。房产投资对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存在正向作用,对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投资不存在"挤出效应"。     

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分析研究

论文从社会网络的角度解释了其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后认为,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促进作用。社会网络越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概率越高,其中我国城市家庭比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更积极,而东部地区的家庭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参与度和广度最高。另外,社会网络可通过提高家庭金融素养和降低风险感知度来促进家庭参与金融资产配置,对影响路径的研究是一种补充。     

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研究——基于赣州市1043户居民的微观调查数据

以赣州市居民的相关统计数据为样本,通过对赣州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状况的调研和分析,论述了影响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建立了基于Probit的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回归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决策者文化水平、决策者职业、家庭收入和家庭房产持有状况四个因素是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决策者年龄和家庭人口数对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影响不够显著。房产投资对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存在正向作用,对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投资不存在"挤出效应"。     

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诸多关注,众多研究从各种角度展开探讨,但少有文献基于城镇家庭研究。随着我国城镇化脚步的加快,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问题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为进一步研究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状况,本文以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因素为主题,对国内外前沿代表性文献进行梳理,据此整合影响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各类因素,归纳总结相关的实证方法,指出现有成果的不足及提出未来我国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若干方向性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