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来十年碳排放强度降低带动总量增速放缓

本报告总结了碳排放占全球总量近80％的18个国家的经验,并结合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展望,预测了未来十年我国碳排放总量.碳排放总量决定于经济增长、能源强度的变化以及单位能源消耗的碳排放强度变化等三方面因素.本研究表明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增速虽然会比以往降低,但仍将保持在年均7.1％的水平.与发达国家可比发展阶段的情形相比,我国目前能源强度水平并不高;我国制定的节能减排行动计划的力度,也丝毫不逊于发达国家在可比发展阶段上的实际轨迹;未来在优化能源结构降低单位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方面,我国尚有可观潜力.综合看,我国能源强度和单位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将带动碳排放总量增速放缓,但未来十年总排放量尚不会出现峰值.     

1990—2007年中国能源碳排放的省域聚类分析

本文以能源碳排放的总量和份额为排放数量指标,以排放强度和人均排放为排放效率指标,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各省域的能源碳排放类型进行划分。结果表明,GDP标准下的经济强省大多属于"高排放"类型,其中部分省甚至属于"高排放-低效率"类别。因此,我国较大比重的GDP和人口处在相对"高排放"的发展模式下。这对于我国实现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的战略目标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中国土地利用碳排放及其空间关联

基于研究单元全部土地利用类型数据,采用碳排放计算模型,估算了中国31个省区1990-2008年的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揭示其时空演变规律,并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探讨了中国省级尺度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①1990-2008年,中国土地利用碳排放量从9.67×108t持续上升至32.37× 108t.建设用地是主要的碳排放来源,其碳排放量占总碳排放量的97.83％以上.林地是主要的碳汇,其碳排放量占总碳排放量的90％以上.②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形差异的影响,碳排放强度空间差异显著,重度碳排放区域集中分布在东部、北部沿海地区,轻度碳排放区域集中分布在西北、西南地区.③全局自相关Moran'sI值从1990年的0.1558持续上升至2008年的0.2734,说明中国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在省级尺度上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不断增强.④集聚中心和孤立点的空间转移存在较强的规律性.⑤局域自相关分析表明,中国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局部空间差异.碳排放强度高值集聚区和低值集聚区均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锁定和路径依赖特征,体现为高值集聚区向沿海集中,低值集聚区向内陆迁移.     

工业化进程中碳排放变化趋势研究——基于主要发达国家1850～2005年的经验启示

基于对主要发达国家1850～2005年工业化以及碳排放的历史数据,考察了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碳排放的演变趋势,从中得出碳排放和一国工业化进程间的规律性。使用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三个指标多角度分析了碳排放的演变特性与规律,分析了各国碳排放周期,指出了工业发展中碳排放倒U型发展模式,并将整个周期划分为五个不同阶段。结合发达国家的经验,针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有效降低碳排放的建议。     

碳交易制度的先决问题与中国的选择

政府是采用碳排放的总量控制还是排放标准控制,这是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基础和先决问题。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采用的是总量交易原则,并要求中国放弃碳排放强度原则与其对接。虽然从减排效率看,碳排放强度原则的操作成本大于碳排放总量原则,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决定了中国应坚持追求在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降低碳排放强度。基于欧盟十四国2005～2010年数据的面板模型,也证实了碳排放总量原则下经济发展与碳减排是无法兼得的矛盾体,碳交易额与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碳排放强度原则可以实现两者的统一,避免发展中国家陷入两难选择。因此,中国应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二轮谈判中坚持碳排放强度原则,并以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工业发展。     

中国工业行业碳解锁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系统评估了1998—2012年中国工业各细分行业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以及碳排放脱钩弹性,分析了中国工业行业碳解锁的进程、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工业各细分行业的碳排放强度普遍呈下降趋势,但高排放行业的下降速度较为缓慢;大多数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处于相对脱钩状态,高排放行业的碳排放脱钩指数高于中、低排放行业,且高排放行业和低排放行业的碳排放脱钩弹性的波动幅度较大。指出:需要保持工业节能减排与结构调整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增强结构性减排在工业碳解锁中的作用,依据行业特征有针对性地实施节能减排以加快行业碳解锁进程。     

中国省域碳排放权分配——基于环境FCAM

考虑CO_2排放的非期望产出特性,以最大化整体平均效率为目标,构建省域碳排放权分配的环境固定成本分摊模型(FCAM)。对世袭制、平等主义和支付能力三种公平分配原则下的省域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结果进行加权组合,从而获得综合公平原则下的省域碳排放权分配方案。以基于环境FCAM的分配方案趋同综合公平原则下的分配方案为目标,构建优化模型,以融合效率和公平。2020年省域碳排放权分配结果表明:最终分配方案在达到效率最优的同时,属于"绝对平均",较好地融合了效率和公平;基于强度减排压力和总量减排压力对30个样本省进行分类的结果基本一致。最后,针对四类省区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减排建议。     

基于IPAT公式的省际间碳排放驱动因素比较研究

现阶段深入研究我国各省区经济发展中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对有的放矢地制定减排政策,发展低碳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IPAT公式,对1999—2008年我国各省区碳排放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近10年来各省区碳排放量均有增加,不同省区驱动因素的作用不同,多数省区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强度都出现下降的趋势,表明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单位能源的碳强度出现增长趋势,加上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时期,具有对能源和碳排放的需求刚性,因此我国未来的减排工作依然充满挑战,藉此提出了开展碳减排的政策建议。     

碳排放强度控制与人文发展: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我国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低碳发展最终必须落实到促进人类发展。已有研究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双向反馈机制。通过采用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变化和人类发展指数(HDI)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并且双方互为格兰杰原因。这表明,从长期看我国碳排放强度控制和人文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不仅降低碳排放强度能够促进以人文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和谐发展,而且人类发展反过来也能推动我国碳排放强度控制目标的实现。当前我国应同时采取提升HDI和促进碳排放强度降低的政策组合。     

北京市低碳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对2005~2010年间北京市CO2排放和碳强度进行了测算,并利用LMDI指数分解法对历年碳排放量和碳强度差异进行了因素分解。研究结果表明:(1)2005年到2010年北京市碳排放总量基本呈上升趋势,但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2)北京市经济和人口增长是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节能减排的推进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减缓了碳排放总量的增长速度;(3)产业部门能源强度因素和产业结构效应是北京市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导因素,碳强度效应(即能源结构效应)对碳排放强度变动的降低效果不明显。     

气候变化的地球环境解读与不良后果分析

地球相对适宜的平均温度为15℃,这种动态平衡显然已被打破,全球加速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影响地球环境变迁的天-地-人三大因素中,天和地的作用是客观的、决定性的、不可逆的;生物作用特别是人的作用大多是主观的、非常重要的、负有人为责任的.气候变暖的负面影响,不仅使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繁发生,使局部地区甚至整个生物圈结构和功能失衡,导致全球环境进一步恶化,而且在经济社会层面各方借机争夺未来在能源发展和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势必引发全球公共资源的新一轮利用和分配问题而产生的冲突,威胁和与平安全.看来,限制CO2等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主流的努力,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在政治或经济上是否可行,需要展开进一步深入的国际磋商与务实合作实践.     

地球暖化与温室气体的排放——中日贸易中的CO2排放问题

本文结合中日两国国民收入及外贸基本经济数据,利用数学方程把经济因素、环境因素、国际关系联系起来,建立了环境与经济综合分析的模型,测算经济与环境之间的数量关系,同时为中日两国的环境政策合作、能源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     

国际碳排放贸易的经济学解释

在京都议定书的机制安排下进行的国际碳排放贸易是一种新兴的贸易形态,经济学理论对其作出了许多解释,新古典主义在由于其前提假设在解释问题上遇到了困境;庇古税试图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法对私人成本进行校正以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但对于CO2这种全球公共品解释乏力;科斯经济学试图通过明晰产权而解决外部性问题,但CO2交易却不满足科斯条件;排放权交易的市场安排看似可行却事实上很难解决＂搭便车＂的行为。     

大都市区贸易隐含碳测算及其失衡度分析——以北京为例

采用MRIO模型,测算了1997—2007年北京国内外贸易中的隐含碳及其构成、行业分布和失衡度。结果表明:历年北京均是国内贸易隐含碳的净调入方;1997年、2002年北京是国际贸易隐含碳的净出口方,但2007年逆转为净进口方;北京一半以上的调出和出口隐含碳都是为满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间投入而排放的,多半以上的调入和进口隐含碳是为满足本地最终需求而排放的;北京的国内外贸易隐含碳失衡现象严重,失衡度行业主要是原料、燃料及其加工型行业和轻型装备制造业。     

中国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可持续增长

在低碳经济已成为未来经济发展模式新趋势的背景下,运用处理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计算出2000-2007年我国30个省区的碳环境技术效率,对能源消耗、二氧化碳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状况进行评价,进而尝试探究碳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区域间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状况差别显著。北京、上海、福建、浙江、广东、海南、江苏等东部地区处于低碳经济发展,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碳环境技术效率普遍较低,特别是中部地区大部分省份高碳经济特征明显。(2)生活水平和技术进步都会极大促进碳环境技术效率的改善,工业结构重型化、粗放式增长方式及城市化阻碍碳环境技术效率的提高,制度因素尚未对碳环境技术效率改善产生显著影响。     

CO_2驱油提高采收率项目的经济评价方法

针对CO2驱油技术与常规采油技术的区别,在分析项目技术特点的基础上,对CO2驱油项目投资、成本和产出等参数及其预测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建立了经济评价模型。实例检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操作性强、结果准确、可有效降低投资风险、保障项目投资有效性等优点。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核算和比较——基于行业能耗碳与责任碳视角

基于生产者责任原则,提出了行业能耗碳理念并构建了行业能耗碳指标;基于消费者责任原则,提出了行业责任碳理念并构建了行业责任碳指标。证明了两者均为性质优良的碳排放考核指标。利用上述两种指标,核算并比较了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的行业碳排放。结果表明:中国的行业碳排放呈现出5种典型特征,其中能耗碳型关键行业的碳排放以能耗碳较多且能耗碳责任碳率较大为特征,能耗碳型一般行业以能耗碳责任碳率较大为特征,责任碳型关键行业以责任碳较多且责任碳能耗碳率较大为特征,责任碳型一般行业以责任碳能耗碳率较大为特征,普通行业以能耗碳与责任碳比较接近为特征;这些特征在研究期间均较为稳定。建议根据不同类型行业的碳排放特征有侧重地考核其碳排放责任,并有针对性地实施碳减排政策。     

外国直接投资、经济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关系研究

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随着经济规模的发展，我国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通过对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规模以及经济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外国直接投资是我国经济规模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规模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可以通过经济规模导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上升。     

基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分解的工业二氧化碳强度驱动因素分析——以新疆为例

新疆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面临着巨大的节能减排压力.对与能耗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进行分解,研究其背后的驱动因素,能够为有的放矢地制订减排政策,发展低碳经济提供重要的实证依据.文章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方法,对新疆工业二氧化碳强度变动的分解结果表明:1994～2001年工业二氧化碳强度略有上升,其正向驱动因素是部门结构和行业结构,负向驱动因素是能耗强度和能耗结构;2002～2007年二氧化碳强度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能耗强度的上升,能耗结构、部门结构和行业结构虽有负向贡献但相对较小.此外,各工业行业的二氧化碳强度普遍呈上升趋势,主要资源型工业行业的规模扩张和技术滞后是新疆工业二氧化碳减排的重要制约因素.     

内蒙古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的分解分析

本文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应用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法,建立了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1999—2008年内蒙古的经济产出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及能源强度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经济产出规模对内蒙古该阶段的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贡献率最大,达到89.22%,其他影响因素按贡献率绝对值的大小排序依次是产业结构(17.01%)、能源强度(-6.71%)、人口规模(2.78%)、能源结构(-2.30%)。因此,目前内蒙古节能减排的重点在于提高能源效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及实施绿色GDP核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