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对收入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再检验——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结合中国2010—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发展对收入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总体而言,金融发展对收入贫困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影响,即金融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会降低贫困发生率;分地区来看,在包含国家级贫困县的省份,金融发展对收入贫困影响的倒U型趋势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金融发展通过经济增长渠道和人力资本积累渠道改善了收入贫困,而金融资源向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非贫困地区和非农部门的集聚可能"挤出"贫困人口的资金供给,不利于收入贫困的改善;此外,考察期内,金融体系并未通过影响收入分配而对收入贫困产生影响。本文进一步从金融视角探讨了改善收入贫困的政策启示。     

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人口的减贫效应

农村地区的包容性金融发展是否有利于减缓农村人口贫困,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作者从人力资本积累视角出发,构建理论模型,在计算各省份农村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利用2006年~2015年全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控制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受教育水平、农村就业水平以及财政支农水平等外部变量,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人口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即随着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农村人口贫困现象显著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作者指出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小型微型金融机构,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构建包容性金融发展体系。     

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

本文基于1997—2012年全国30个省份的相关数据,利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和门槛面板回归模型,考察农村金融发展和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于减贫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短期看,相邻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提高有利于本地区农村贫困减缓,但长期看,则会抑制本地区农村贫困减缓;农村金融发展对于贫困减缓还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边际收益递增的情况。此外,农村经济发展抑制了农村贫困减缓,而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则有利于减缓贫困。     

多维视角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消费贫困、收入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三个维度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主要指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地区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分别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门槛特征值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有效减缓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且其减贫边际效用呈逐渐递增趋势。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教育贫困的减缓作用并不理想。相较之下,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能有效减缓教育贫困。此外,通过地区差异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效应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浙江省、北京市和上海市这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     

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减贫:门槛、空间溢出与渠道效应

本文在阐明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07—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发展深度、空间广度及渠道维度三个方面,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减贫的门槛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门槛与空间层面,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抑制作用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的特点,且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对农村贫困减缓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渠道层面,普惠金融减贫的直接渠道与间接作用渠道并存,直接路径中可获得性渠道发挥主要贫困减缓作用、服务质量渠道的作用尚未显著发挥,间接路径中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渠道均得以有效验证。     

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帮助7000万贫困人口减缓贫困的目标背景下,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教育水平、移动电话普及率、对外进出口贸易额、政府干预程度和人均生产总值等因素对我国贫困减缓工作的影响程度的实证研究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提高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数字普惠发展对不同地区的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效果不同,由于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较完善,相比来看西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第三,除数字普惠金融外,教育水平、各省对外开放度、财政支出占GDP比例对贫困减缓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基于贫困减缓视角的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本文利用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发生率的年度数据,对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检验,结论是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贫困减缓有明显积极作用,即普惠金融服务覆盖率大小和普惠金融服务成本高低对贫困减缓产生明显直接的正向影响,而普惠金融服务使用效率高低则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整体上表现不明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普惠金融发展影响贫困减缓的作用机制。最后,提出普惠金融利于贫困减缓的发展建议。     

精英俘获、收入门槛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减贫*——一个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文章旨在阐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发展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发挥。分析精英俘获对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为精准减贫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撑。[方法](1)利用数理分析的方法理顺金融减贫出现目标偏离的内在逻辑;(2)采用2009—2016年我国中部地区104个传统农业县的面板数据,构建以农村居民收入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的贫困减缓效应。[结果](1)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出鲜明的双重门槛特征;(2)当农村居民收入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效果显著减弱。[结论]农村金融"嫌贫爱富"及农贷市场"精英俘获"现象是金融减贫效应呈现门槛特征的潜在诱因,而减贫资源更易被农村富裕的精英群体获取导致金融减贫的初衷难以落实,加大了农村贫困内部社会分化;该文建议,应站在乡村社会和乡村治理的角度反思金融减贫,建立金融减贫长效机制,以避免农村金融减贫工作陷入"内卷化"的窠臼。     

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

自2007年8月财政部、教育部、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以来,普惠金融便成为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重要举措。本文首先分析了普惠金融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理论机制,然后基于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三个维度,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广度、深度及强度,且长期纾解效应呈现出倒"U"型的非线性变化趋势,同时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的纾解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随着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会被削弱;通过测度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时域和空域短期、长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一步证实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会削弱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     

县域银行业竞争与普惠金融服务深化——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分层解析

中国县域特别是贫困县域现存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能否发挥深化普惠金融服务的作用,这既是事关银行主导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向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普惠金融国家发展战略实施中面临的核心问题。本文利用2010～2017年1927个县(市、旗)的银行网点分布数据,考察2006年确立的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所带来的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业结构的深刻变化,并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分层检验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业竞争对深化普惠金融服务的影响,探讨不同类型银行作用的差异。研究发现:银行在县域的战略布局已由收缩转为扩张,但贫困县的银行网点数量仍明显少于非贫困县;县域银行业竞争显著促进了普惠金融服务深化,但这种促进效应在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的贫困县较弱;根植于贫困县本土的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两类县域法人金融机构能显著促进普惠金融服务深化,而国有五大商业银行促进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效应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均不显著。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反贫困绩效:基于2003—2010年的经验证据

农村贫困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挑战,金融扶贫被普遍认为是有效的扶贫方式。农村金融作为一种为贫困农户提供资金要素的途径,其反贫困绩效已得到了较多人的肯定。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03—2010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于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金融规模有利于减缓贫困,但农村金融效率对缓解贫困有负向影响。这表明农村金融反贫困不仅要坚持市场规律,而且需要有良好的内外部环境的支持。     

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机制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机制,提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直接减缓相对贫困,以及通过促进居民就业创业、缓解信贷约束、互联网保险、储蓄效应等间接减缓相对贫困。     

新疆贫困国有林场扶贫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为了扶持贫困国有林场发展生产，国家林业局、财政部从１９９７年开始给贫困国有林场安排扶贫资金。扶贫资金主要用于改善贫困国有林场的生产条件，发展多种经营以及利用当地资源发展林场经济，有利于贫困国有林场脱贫致富。新疆是贫困面较大的省区，８６个县（市）中有２５个国家级贫困县，５个省级贫困县，８个非贫困县中有１９个插花贫困乡。自治区６４个平原国有林场、站大多数分布在这些贫困县或贫困乡里。１９９４年根据林业部的安排，自治区林业厅对全区的贫困国有林场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将专题调研报告上报林业部。自治区林业厅国有…     

新疆县域生态脆弱性与贫困的关系研究

文章借鉴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环境研究的理论,结合新疆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建立评价新疆生态脆弱性的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权重,对新疆83个县市的生态环境脆弱进行评价,并根据环境脆弱指数进行分组,将新疆县域生态脆弱性分为重度脆弱、中度脆弱、轻度脆弱、不脆弱四类,并利用非参数统计方法对生态脆弱性与贫困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生态脆弱性有显著差异;新疆各县市的生态脆弱性与贫困有显著关系,生态环境越脆弱,经济越贫困,居民生活成本越高,发展有更大的障碍。     

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多维贫困分析

[目的]考察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的程度和特征,为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方法]基于能力贫困理论构建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利用AF法,基于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农户生计调研数据测度汉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多维贫困的程度,利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研究各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的特征,剖析其产生原因。[结果]连片特困地区各主要民族都面临着多维贫困问题,且非收入贫困比收入贫困严重;与汉族相比,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多维贫困覆盖率高,贫困程度严重;从各维度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来看,汉族的教育维度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最大,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收入、教育和健康维度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较大。[结论]收入低下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是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摆脱多维贫困的重要障碍,新时期反贫困工作应充分考虑各主要民族贫困的差异性和多维性特征,尤其要重视从人力资本方面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新疆区域多维贫困测度及评价

为了精确瞄准贫困县目标,全方位剖析贫困原因,精细划分贫困层次,文章将贫困县的概念从一维拓展到多维,提出了多维贫困县的维度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量化了新疆多维贫困县的程度,分析了贫困县特征,准确的定位了新疆极端贫困的县,为有效制定扶贫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西部地区农村长期性贫困成因及对策

西部地区是我国反贫困战略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突破区。本文从自然环境资源、人力资本、经济结构、发展动力、历史积累效应、体制制度六个方面,对构成西部地区长期性贫困的成因进行了剖析,针对性地提出了缓解和消除该区域贫困的基本对策。     

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对贫困变动的影响研究——基于新疆农村的数据分析

文章利用新疆1988-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组数据,运用洛伦茨曲线确定的广义二次法,估计该阶段新疆农村基尼系数和贫困发生率,采用Hendry"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考察新疆农村贫困变动、收入增长与不平等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无论从长期或短期来看,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产生积极的影响,即经济增长减少贫困。但收入不平等对贫困减少产生消极的影响,即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经济增长减缓贫困的效应。研究结果还显示,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的积极影响大于收入不平等对贫困减少的消极影响。因此,为了有效解决新疆农村贫困问题,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还要注重收入差距的缩小,使贫困群体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收益。     

云南省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探索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对巩固云南省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经济稳步增长具有深刻的理论及现实意义。从渗透度和资金使用情况两个方面构建普惠金融指数,以度量云南省各州市普惠金融水平,然后用面板模型对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联系展开实证探究。研究发现：云南省普惠金融水平整体不高,且各州市间差距较大;整体上看普惠金融对云南省缓解贫困有着较为显著的正面影响。为此,可以加快完善金融机构建设、创新机构种类等,以推动云南普惠金融与巩固脱贫攻坚工作的共同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绿色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双碳”目标和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探索通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蕴藏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远的政策意蕴。本文从绿色创新视角切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及作用效果如何,实证检验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如何强化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部署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绿色创新中介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在机制;（3）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和金融发展的稳步推进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4）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而绿色创新是中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发挥作用的关键机制,东部地区中介效应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