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禀赋、社会福利与农村老年贫困研究

家庭资源禀赋差异与社会福利的发展向度是影响农村老年贫困发生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农村老年贫困分解为经济贫困、健康受损与精神孤独三个维度,利用2011年中国老龄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资源禀赋、社会福利制度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农村老人经济贫困、健康受损与精神孤独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家庭收入、子女的资源供给等家庭禀赋因素以及公共养老金、公共医疗服务可及性都会显著影响农村老年贫困的发生。并且,农村老人经济贫困、健康受损与精神孤独三个维度之间也存在很强的正向关系。提高家庭养老保障能力与社会福利项目的福利水平成为防止农村老人陷入贫困状态的政策选择。     

贫困治理：一条中国特色化道路——演变历程、路径及困境

国外针对反贫困问题作了大量研究,为世界贫困缓解和消除做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反贫困理论及反贫困模型并加以应用。中国现阶段农村贫困群体致贫的原因包括身体、个人能力、家庭状况、劳动力不足、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缺乏社会资本以及公共政策实施中的问题等,导致贫困产生。国内扶贫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通过资金投入、项目扶持、多种政策等,对贫困人口进行救济式帮扶,采取了财政扶贫、金融扶贫、教育扶贫、旅游扶贫、产业扶贫等策略,随后发展为精准扶贫模式,但贫困治理依然存在数字扶贫、关系运作、精英捕获、弱者吸纳等问题。     

社会资本能否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基于生计策略转型视角

农村相对贫困的治理事关全国共同富裕目标能否如期实现。文章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2020年数据,使用预期贫困脆弱性方法测算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社会资本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2020年较2018年农户相对贫困发生率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务农型农户的相对贫困发生率显著高于其他两类农户,分别提高了5.83个百分点、7.43个百分点;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多以暂时贫困为主,占比20.24%,远高于长期贫困的12.83%。（2）社会资本对缓解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具有正向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社会资本在农户生计策略转型中能够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尤其对务农型农户的缓解效果最为显著。（3）个人及家庭特征、村庄等因素对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基于脆弱性理论,文章结合农户生计风险及外部环境冲击,构建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分析框架,并采用基于预期贫困脆弱性方法识别农户相对贫困,按照不同生计策略进行分类,探索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     

收入贫困和主观贫困视角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研究——来自甘肃省779个样本家庭的微观证据

文章以收入贫困和主观贫困作为切入点,利用甘肃省779份样本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能显著缓解家庭收入贫困和主观贫困,且流入东部地区、从事技术含量高的工作、拥有更长外出务工时间和更高文化水平的务工者能更显著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率;此外,家庭资源禀赋也对贫困发生率有一定影响,进而验证了文章的理论分析。当地政府应当有引导、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重视教育的减贫作用,提供社会保障和有序统筹调动劳动力,促进土地规模经营,鼓励种植经济作物。     

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动态研究

本文利用1993—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计算中国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并将总体贫困脆弱分解为慢性贫困脆弱和暂时性贫困脆弱,同时考察贫困脆弱动态与家庭特征和地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程度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村家庭更多表现为慢性贫困脆弱;慢性贫困脆弱比重与户主年龄和家庭规模呈U型关系,与教育程度和家庭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暂时性贫困脆弱比重则相反。     

医疗保障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吗?

本文利用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测量了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并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实证检验了医疗保障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医疗保障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该效应对于不同禀赋以及不同区域的家庭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中,暂时性贫困以及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可以通过医疗保障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但是对于慢性贫困和不贫困家庭以及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而言效果则并不显著。此外,医疗保障政策主要通过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等渠道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以上研究发现在稳健性检验和采用其他回归方法后依然成立。据此,本文认为,医疗保障是降低我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贫困家庭医保投入力度和政策保障。     

收入结构、收入不平等与农村家庭贫困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2010年和2014年的数据,通过对贫困指标的测算和分解,研究发现:农村家庭贫困发生率在下降,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趋于恶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恶化了贫困状况,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增大。基于不平等的收入结构分解,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家庭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最高,以下依次是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主要集中于高收入组家庭,而家庭经营性收入主要集中于贫困等低收入组家庭。基于收入和不平等的回归分解,研究发现:包括自然生态条件等村庄特征变量、家庭人口结构等家庭特征变量、户主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家庭总收入、不同来源收入和收入不平等都存在有差别的影响。未来扶贫工作的难度增大,在构建公平收入分配体系的同时,要基于精准扶贫的理念,因地制宜、因户因人而异,采取有差别的扶贫措施。     

我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动态性研究

基于2012-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FGT指数测度我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利用贫困转移矩阵分析我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状态持续与转变。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消费贫困程度增强,绝对贫困尚未缓解,相对贫困更加严重;农村家庭以暂时贫困为主,极少数农村家庭是慢性贫困;多数贫困家庭能快速退出贫困,少数非贫困家庭进入贫困。不同区域农村家庭消费贫困状况存在差异,东部地区贫困程度最轻,中部地区慢性贫困最严重,西部地区进入贫困概率最大。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动态性分析可为我国消费贫困帮扶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金融普惠、风险应对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

贫困脆弱性研究关注农村家庭在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在贫困研究中具有前瞻性,贫困脆弱性指标也是衡量脱贫机制长效性的重要工具。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研究金融普惠对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首先,基于因子分析法,本文从金融服务的渗透度、使用度和满意度三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了村庄层面的金融普惠指数,发现金融普惠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其次,进一步通过区分金融普惠的不同维度发现,金融普惠的渗透度对降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更大的作用,尤其是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的渗透度;在金融普惠的使用度上,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数字金融服务可以比传统金融服务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金融普惠通过提高农村家庭风险应对水平缓解风险性问题,进而对降低其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本文研究表明,以增加金融服务广度为目的的金融普惠发展,作为中国当下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对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具有重要作用。     

家庭劳动力就业结构与缓解相对贫困

文章基于CFPS2018年微观农户数据,从相对贫困发生率、相对贫困深度和相对贫困强度三个角度测度了农村贫困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利用Probit和门槛模型分析家庭劳动力就业结构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分配中增加非农就业人数能够明显减缓相对贫困,但其减贫效果具有明显的门槛特征,当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占比较低时(14.29%~20.00%),其对这部分家庭的相对贫困减缓效应较高,超过这一占比,减贫效应有所减弱;分析影响机制发现,家庭劳动力分配中增加非农就业人数可以促进收入增加、降低收入不确定性进而减缓相对贫困。因而,应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拓宽非农就业渠道,持续做好低收入家庭的就业帮扶工作。     

家庭农场模式下农户融资反贫困的策略研究

随着全国各地政府密集出台的家庭农场政策,农户获得融资的机会增加,农场主利用融资进行生活性和生产性投资,构架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缓解收入贫困和能力贫困。文章通过借鉴美国金融服务家庭农场举措,提出我国家庭农场模式下农户融资反贫困的对策建议,即完善家庭农场发展模式,优化农村金融环境,健全融资体系,加大对农业补贴力度,缓解农户融资难题,以提高家庭农场竞争力,促进家庭农场的快速发展。     

中国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研究

提高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对打赢脱贫攻坚战、构建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选出全国23个省(市)3 277个农户家庭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分析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户的贫困发生率显著低于非劳动力流动户4.7%;从劳动力流出地村庄特征来看,少数民族聚集区和自然灾害频发区的农户家庭参与劳动力流动的较少,而高污染企业、矿产资源区和风景名胜区的农户家庭参与劳动力流动的较多;此外,农户家庭户主特征、农户家庭特征、村庄地理特征对农户家庭参与劳动力流动的决策均有显著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要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并通过技能培训、政策扶持等激发贫困农户家庭的内生发展动力,使得"输血"和"造血"一起运行,助力脱贫攻坚战。     

西藏贫困的脆弱性和多维性*——以昌都、日喀则为例

［目的］贫困是伴随人类发展社会进程所出现的世界性问题,农村贫困更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难题。定量评估农村贫困的多维性和脆弱性特征,不仅有助于理解贫困本身的复杂性,而且能为制定针对性的扶贫对策提供有力支持。［方法］以西藏典型贫困区昌都和日喀则为例,采用入户调查方法获取一手研究数据,对贫困户多维性和脆弱性进行定量测度和评价。［结果］研究区贫困类型可以划分为人力资本缺乏型、基础设施缺乏型、金融资本—基础设施兼缺型、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兼缺型、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兼缺型、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缺乏型、生计途径缺乏型; 研究样本脆弱性指数最大值为097,最小值为-023,平均值为036,不同家庭结构和生计策略下贫困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不同家庭结构下影响贫困脆弱性的最显著因素是家庭收支和贷款,不同生计策略下影响贫困脆弱性的最显著因素是生计多样性、抚养比、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支; 样本户由单一维度引起的贫困现象较少,主要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的多维贫困,生计策略以多样型生计策略为主。［结论］研究结论对理解西藏典型农村地区的贫困特征及其精准脱贫实践具有参考价值。     

乡村数字化何以缓解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

中国已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亟待解决的难题。文章以乡村数字化发展为嵌入点,分析对多维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机理,结合实证方法剖析乡村数字化减贫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差异表征与空间效应。结果发现：（1）乡村数字化可显著缓解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影响效应为-0.13。（2）乡村数字化可通过提升家庭非农就业水平和社会融入度减轻自身贫困程度,两者的中介效应分别为16%和24%。（3）在未接受政府补助、贫困程度较高以及从事非林业生产的家庭中,数字减贫能发挥较大功效。（4）我国各地区农村贫困程度存在显著的省际空间自相关,乡村数字化发展会缓解本省份和临近省份的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文章从促进就业和融入度两方面揭示数字减贫的内在机理,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乡村数字化减贫的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并从家庭是否进行林业生产活动等角度分析数字减贫的差异表征,丰富现有减贫研究方法与视角,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新思路。文章得出政策启示：培育农户新型职业,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广泛设立农村就业岗位,建设数字化社交平台,强调物质经济援助与激发自主能力并重;积极培育林区...     

工程移民、贫困与经济再发展——水库移民发展路径分析

文章系统综述了移民经济发展路径,通过回顾已有移民文献,发现当前移民脱贫速度放缓,贫困率普遍高于安置地的原居民,在少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反弹。贫困移民不仅表现出环境和交通条件恶劣的宏观特征,更多的还表现出家庭劳动力少、受教育年限低以及户主观念落后等微观特征。这意味着移民贫困原因是多元的,环境恶劣、交通闭塞,贫困文化蔓延是移民贫困的一般性原因,搬迁导致的能力受损和权利受限是移民贫困的根本原因。因此移民反贫困措施的理念构建应由当前"前期补偿、后期开发"转到以移民能力再造和赋权为核心,反贫困措施的主体构建除了加强政府部门的作用,还应该重视社区的作用,这是从根本上帮助移民走出贫困的有效路径。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反贫困绩效:基于2003—2010年的经验证据

农村贫困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挑战,金融扶贫被普遍认为是有效的扶贫方式。农村金融作为一种为贫困农户提供资金要素的途径,其反贫困绩效已得到了较多人的肯定。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03—2010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于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金融规模有利于减缓贫困,但农村金融效率对缓解贫困有负向影响。这表明农村金融反贫困不仅要坚持市场规律,而且需要有良好的内外部环境的支持。     

贵州省农村的贫困问题及其反贫困策略

贵州省是我国贫困问题最突出的欠发达省份,贵州的贫困根源在于农村的贫困。本文基于统计数据对贵州农村的贫困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贵州农村地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产业发展缓慢、固定投资不足、教育发展滞后等,贵州农村实现反贫困的任务艰巨而紧迫。为此,必须调整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增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建立＂教育反贫困＂战略。     

能力视角下影响家庭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剖析

研究解决贫困及其代际传递问题应该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从能力视角看,家庭贫困是在特定国家和地区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下,一个家庭占有和使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能力,以及抵御天灾人祸风险的能力在经济收入上的表现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额。它是一个家庭占有和使用资本的能力、抵御风险的能力的函数。贫困家庭占有和使用资本的能力、抵御风险的能力与贫困程度呈现负相关。对于所有家庭而言,国家的体制机制、宏观政策,以及自然资本和生存环境条件等都是影响家庭贫困的外在因素。一个家庭占有和使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能力与抵御疾病与意外伤害风险、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才是贫困代际传递的内在决定因素。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实证分析

做好农村家庭财务风险的防范工作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使用数字金融能够显著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和创业水平、提升农村家庭的金融素养和保险参与间接降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而通过增加农村家庭的相对收入和净资产，直接降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边际效应在不同特征的家庭之间存在“数字鸿沟”，且不同数字金融使用类型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借贷反而提高了农村家庭发生财务脆弱的概率。因此，应持续深入推进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结合农村地方情况“因地制宜”发展数字金融，同时加强对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和网络信息安全的监管，为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保驾护航。     

二重社会变迁视角下的库区移民介入型贫困问题研究

本文从强制性搬迁和经济社会转型二重变迁出发,依据多维贫困理论探寻了介入型贫困的测量模式和发生机制,并基于三峡库区农村移民监测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增长和政策补偿缓解了移民显性贫困,但非自愿迁移导致的能力受损使得隐性贫困仍较严重,消费贫困高企也将带来返贫风险;经济社会变迁与家庭禀赋、生计资本存量、搬迁安置等因素共同影响移民贫困水平,但相互间的耦合作用会使预期的减贫效应出现异化。因此需重新认定贫困移民,并据此对基础实施建设、就业培训、产业扶持、社会保障等后期扶持措施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