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政府行为与地区经济增长

分税制以后,经济增长的主要政治推动力从中央政府转到地方政府。政府行为的市场化不仅为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推动力,也为地方政府官员运用现有权力和可控资源进行寻租提供了可能。从地市级层面上探究地方政府行为对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并将官员腐败纳入地方政府产生干预行为的动机,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在多重利益驱动下产生的银行信贷干预行为,会对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地市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财政激励、晋升激励、腐败都会对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但在地区之间存在差异,而且三种利益动机驱动下产生的信贷干预行为的影响程度同样存在差异,其中晋升激励和腐败行为的影响更大。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研究综述

有关财政分权对公共品供给影响的研究,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制度特征,以及不同公共品与经济增长的短期关系,得出地方政府偏好基础设施类生产性公共品的供给,而轻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非生产性公共品的供给。现实中,地方政府官员行为目标的差异、地方政府扩张预算外收入的策略性行为、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竞争、行政管理支出的扩张、腐败等因素都影响公共品的供给。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和地方政府义务教育供给

我国财政分权的实践在不受"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约束的条件下,不能促进义务教育的供给.本文使用1978-2008年28个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在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供给情况.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供给起负作用,在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扩大义务教育供给和发展经济增长处于顾此失彼的境地.原因在于:在以GDP为考核指标的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更热衷于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方面的支出而压缩短期内不拉动GDP增长的义务教育支出.另外,本文发现财政分权对教育供给存在地区差异并且在此基础上得到了一些政策启示.     

权责分离、政绩利益环境与地方政府债务超常规增长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客观上存在权责分离,这意味着债务权力难以受到债务责任的有效约束,如果出现地方政府“经济人”利益诱导,地方政府债务将超越社会利益范畴而出现超常规增长.可见,权责分离为地方政府债务超常规增长创造了条件,同时这种超常规增长还取决于不同政绩利益环境下的地方政府利益行为选择.实证检验发现,权责分离加剧了基于追求经济增长预期和应对人员支出压力对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债务违约.进一步检验发现,权责分离对债务超常规增长的影响还取决于地方政府“经济人”利益强度,这与上级政府补助引起的支出独立性存在负相关,即上级补助越多,支出独立性越弱,对债务依赖越小;与政府官员晋升激励存在正相关,即在“唯GDP”政绩考核模式下,周边同类地区经济水平越高,越能激发地方政府加速举债.最后,本文从改变债务权责关系、转变政府官员政绩观、优化财政分权体制等方面提出遏制地方政府债务超常规增长的相关制度措施.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省级出口增长

我国整体出口奇迹的背后是省级层面的区域出口增长.本文分别阐述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这两个制度因素促进我国各省出口增长的理论逻辑,并分别采用2002-2012年、1994-2012年我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了这两个制度因素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以分税制为代表的财政分权作为经济激励因素,以晋升锦标赛为特征的地方政府竞争作为政治激励因素,两者都直接促进了我国省级出口增长.这一作用没有因为我国在2001年加入WTO而发生改变.由于两者的内在联动,财政分权还通过地方政府竞争间接促进了省级出口增长,这些结论在分别采用支出法和收入法衡量财政分权变量时均稳健成立.     

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

财政激励与预算外收入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考察了财政分权背景下财政激励对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满足当地真实需要的敏感度(responsiveness)的影响.中国的财政分权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规模巨大的预算外收入会扩大地方政府的规模,从而加重当地居民和农民的负担;其次,地方政府预算外支出的规模效应递减;第三,城市化水平(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和地方政府对城市维护方面的支出负相关,表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并不一致.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对2007-2019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不仅可以直接抑制技术创新的发展，也可以通过影响晋升激励间接抑制技术创新的发展。建议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厘清财权事权的界限，并将官员晋升指标多元化来弥补晋升“锦标赛”的缺陷，进而促进技术创新向好发展。     

省以下财政分权、晋升竞争与环境质量:理论与证据

基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环境污染恶化并存的现象,本文构建了引入环境质量因素的多维晋升激励政府间竞争模型,解释中国环境质量下降的形成机制.本文利用2004～2010年河流水质监测面板数据,匹配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地方官员晋升竞争两种形成机制.结果表明,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程度、地方官员晋升竞争力上升,促使地方政府降低环境保护支出和环境监管力度,增加污染物排放,降低地方环境质量.两种机制对环境质量下降的扩张效应具有替代效应,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则不确定.     

经济责任审计、官员治理与地方政府投资效率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过度投资所引起的地方债务激增,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央政府为了控制金融风险,不断出台新的政策叫停不少违规或擦边的融资方式,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地方政府是由地方官员组成的,在地方政府非效率投资的背后往往存在着地方官员的利益。因此,本文从地方官员的治理着手,研究官员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和经济责任审计对这种影响的约束作用,进而用实证检验经济责任审计基于对官员权力约束而产生的对地方政府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     

论政治收益激励与财政竞争效率的关系

政治收益激励适度,且地方政府官员政治收益与增进地区居民福利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容性,则招商引资过程产生过度竞争的可能性较小,竞争通常是有效率的;如果政治收益激励强度太大,政治收益与地区居民福利改善之间的相容性较差,过度竞争就可能发生,竞争可能是低效率的.我国的政治治理制度为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竞争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激励,但地方政府官员政治收益与地方利益具有较好的相容性,这才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原因.     

公共选择视角下转移支付中地方政府行为探究

中国不规范的预算管理制度和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使得转移支付在省以下的分配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地方主要官员的财政支出偏好。官员行为逻辑的一个理论背景是追求预算最大化。但在中国,由于官本位制的传统影响和官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追求晋升成为其最大的激励。在当前委任制体制下,政绩和执行上级政府政策偏好的效果成为获得晋升的主要标尺,因此,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偏好主要受政绩和上级政策目标的约束。     

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赤字与土地财政

本文基于地方财政赤字的视角,研究了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策略的内在作用逻辑。理论分析表明:中国式财政分权所造成的地方财政赤字扩大化,激励了地方政府在利益觉醒后利用预算制度缺口,用"扭曲之手"来攫取预算外财政收益,进而驱动地方政府通过积极的土地财政手段来实现财政增收的政策目标。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赤字对土地财政的正向驱动作用。     

中国城市群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研究

区域一体化、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已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文章从中央政府基于经济绩效晋升地方政府官员出发,并实证分析了中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几大城市群,探索地方官员为了获得政治晋升,选择区域一体化或者市场分割背后的原因和条件。 结果表明地方官员的选择取决于自身努力的外部性。 若地方官员的努力具有正外部性,则官员会倾向区域一体化,反之则偏好市场分割。     

论绩效考核和晋升机制对地方领导行为的影响——从地方政府预算的制定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一种更以绩效为基础的官员考核和晋升体系的存在,对地方官员在他们任期内具有战略意义的时间点上增加政府开支以提升自己的晋升前景形成了一种激励。同时,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行政分权和以财政包干为内容的财政分权改革,地方官员对政府预算支出的控制力也有了极大的提高,这为地方领导人在他们任期内的关键时刻战略性的加大财政支出提供了可能性。为此,试图以地方政府预算的制定为角度,从理论上探究以绩效为基础的干部考核和晋升机制对地方政府领导人行为的影响。     

晋升激励与企业盈余管理

本文基于2007年~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从地市级层面探讨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最终结果表明,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促进了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和正向盈余管理行为,机制检验发现,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政府补贴资源的资源诱导机制以及寻租机制实现的。本文不仅将中观官员晋升与微观企业财务行为联系起来,拓宽了"晋升锦标赛"与企业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也为完善官员晋升的政绩考核制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宏观调控下的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博弈分析

随着中央政府加大财政分权的力度,一方面促进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地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很多弊端,其中之一就表现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上的步调不一致.本文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就在于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以及由此引起的地方官员之间的政治锦标赛.为此.我们构造了一个官员晋升博弈模型.通过这一模型对上述宏观政策步调不一致现象进行了解释,并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式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中国式分权的最大特点是在经济分权的同时保持大的政治架构不变。本文将探讨在中国式分权的制度安排下,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发生扭曲,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过去30多年,中国社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主要表现为城乡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本文将以广东省为例,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和实证检验中国式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分权本身有利于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收敛,但内生于晋升锦标赛模式的以经济绩效为主的考核体系扭曲了地方官员的激励和行为模式,这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分税制改革提高了地方财政努力吗? ——基于税收分成、转移支付和预算外收入三元视角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税收分成、 转移支付和预算外收入对地方财政努力的影响机制,并基于1998～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分税制改革后政府间财政分配对地方财政努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转移支付不利于地方政府提高财政努力水平.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努力激励作用为负,专项转移支付同样会抑制地方政府提高财政努力积极性.(2)税收分成比例和地方财政努力正相关,且不同税种的分成比例对财政努力影响具有差异性.(3)预算外收入的大量存在抑制了地方政府筹集预算内收入的积极性.(4)财政净流出地区少量的转移支付能够提高地方财政努力程度,财政净流入地区转移支付对财政努力具有负向影响;税收分成对财政努力正向影响,且相比财政净流出地区,净流入地区更小.     

政治周期、选择性环境管制与环境绩效

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周期模型和整体博奔方法,对我国地方官员在环境管制领域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分析和实证研究.分析认为,在晋升锦标赛和现行激励体制下,地方官员在环境管制方面偏好于选择性执行,并且中央政府无法对地方官员机会主义的整体博弈行为进行处罚,因而表现出环境管制的政治周期特征.结果表明,我国"两会"召开周期与能耗强度的周期波动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政治周期对能耗强度的降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官员任期、标尺竞争与公共品投资

本文利用官员任职期间的晋升预期差异以及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地方官员面临的政治晋升激励及相对绩效考核方式对于城市公共品投资的影响.基于1999-2013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官员倾向于在任职关键时点增加具有短期增长效应的经济性公共品投资,而具有长期投资属性的社会性公共品投资则随官员任职年数增多而减少,这意味着官员晋升激励对公共投资产生了推动效应.此外,在官员晋升激励更强的城市,经济性公共品投资的地区间策略互动更强,从而验证了标尺竞争机制,但该机制并未出现在社会性公共品投资上.最后,地区发展阶段差异导致官员的公共品投资行为出现异质性:晋升激励推动东部地区更多投资于社会性公共品,而中西部地区更多投资于经济性公共品.这意味着在社会性公共品供给上,地区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