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居民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研究

从宏观层面分析农村居民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区域对比研究分析不同区域间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的主要驱动力,为土地利用相关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以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面积为因变量,采用多元非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模式主要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其中,城镇化的影响最为显著,由于农村居民点土地缺乏行之有效的退出机制,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方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越粗放。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政府财政支持可以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点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不同区域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驱动力不同,可分为城镇化驱动型、规划政策引导型、混合驱动型和尚未形成用地节约集约的起步型4种类型。     

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区域差异验证分析

为从数理上验证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社会经济影响的区域差异,为相关理论的研究和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采用对比法和相关分析法,以湖南省为验证区域.将其与其他研究区作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区域差异明显.同一项影响因素在不同区域的作用程度不同;政策制度以及管理措施的引导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有着深刻的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需要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支撑,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农村居民点整理进程的决定因素;在运用相关性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研究事物变化的影响因素时需认真考虑驱动因素与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影响机理.     

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建设用地和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而构成建设用地主体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在城镇化中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该文分析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存在占地面积大且增长快,利用率低效、空置率高、布局混乱、违规占地严重等问题。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经济发展、家庭收入提高、家庭规模变化、心理因素、城镇化、交通改善、缺乏规划、宅基地限流转、社会保障不健全等是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的主要因素。最后,根据不同影响因素提出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无序增长的政策建议。     

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建设用地时空变化分析

应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与变更调查数据,分析了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建设用地结构、规模数量及空间分布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与特点.研究结果表明,建设用地规模迅速扩张,城镇建设用地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同步增长;建设用地集约节约水平不高,建设用地外延扩展占用耕地现象较为突出.青海高原东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建设用地的扩张与耕地的减少给区域土地资源...     

黑龙江省林甸县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研究

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对于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林甸县农村居民点用地特点和空间变动趋势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全县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潜力进行计算,得出土地整理潜力综合值为74.96,表明土地整理的潜力较大,应采取农村城镇化型土地整理模式进行居民点整理.从组织领导、法律法规建设和村镇规划体系完善3个宏观层面提出了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对策.     

广州市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区域建设用地变化中，占重要地位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已经成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以城市化为角度对广州市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和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广州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滞后于广州市经济发展和城市；针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状况，当前的对策主要是依托城市化对农村居民点进行土地整理规划使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向规模减少、集约利用发展。     

青海省城镇发展与差别化土地政策协调度研究

［目的］旨在研究青海省城市化过程中,城镇发展与差别化土地政策的关系。［方法］采用Logistic模型预测了青海省城镇化水平; 运用系统相对状态发展模型对城镇建设用地增量变化率与城市化速率进行耦合分析,分析重点区域及典型城镇其城镇发展与差别化土地政策的协调度。［结果］（1）青海省东部地区和柴达木盆地地区发展最好,城镇化水平最高; （2）青海省东部地区和柴达木盆地地区的差别化土地政策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东西部城市化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需尽快完善未利用地开发激励机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别化的土地管理政策,引导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结论］差别化土地政策是城镇协调发展的关键,青海省应在分析政策原因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土地政策。     

基于GIS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动态变化分析——以福建省漳州市为例

以1996-2005年漳州市的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和经济发展数据为依据,运用GIS空间分析及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漳州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96-2005年漳州市农村居民点用的变化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阶段性.导致漳州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驱动因素主要是城市化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第一产业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及政府政策.     

城乡用地结构与布局优化的措施研究——以衡水市为例

衡水市的城乡建设用地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耕地大量被占用;(2)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3)中心城市和县城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低,辐射带动能力较弱;(4)农村居民点超标用地与闲置并存.优化用地结构与布局的思路:(1)按照“中心城市组团式发展、中小城市紧凑发展、小城镇聚集发展”的原则,建立多极、轴线与组团式发展的城镇工矿用地格局;(2)农村居民点布局以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为原则,积极建设中心村.优化城乡用地结构与布局,要科学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健全土地市场体系,强化土地用途管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城乡挂钩”政策,稳步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     

基于空间核密度的新型城镇化实验区农村居民点变化研究——以天津市蓟州区为例

[目的]天津市蓟州区于2016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深入分析天津市蓟州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点的演变过程及其特征,能够为该地区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方法]文章利用1980年、2000年和2015年3期蓟州区土地利用数据,通过计算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了蓟州区1980~2000年和2000~2015年两个时期土地利用变化情况;采用景观格局指数法,对蓟州区农村居民点斑块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定量分析;采用空间核密度估计法对3个年份农村居民点进行密度计算,通过对比研究区各期核密度值变化,分析1980~2015年农村居民点的变化特征。[结果]1980~2000年蓟州区农村居民点规模整体变化较小,城乡、工矿、居民用地增加了3 140.2hm~2,其主要来源为耕地。农村居民点斑块数量有所减少,但农村居民点平均斑块面积有所增加,农村居民点变化主要集中在离城区较近的中部平原地区;2000~2015年蓟州区农村居民点整体上有较大发展,城乡、工矿、居民用地增加4 823.6hm2,其主要来源为耕地、林地和草地3种地类,农村居民点斑块数量和面积加权平均形状指数明显增大,聚集度降低,研究区内景观趋向破碎化,居民点分布更为分散。北方山区发展十分突出,受当地重点发展农村特色旅游政策的影响,北方山区农村居民点变化较大,居民点数量增加,规模扩张明显。[结论]在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官庄镇、下营镇等新形成的高核密度值全新居民点组团,可以优先考虑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区域。     

困局下的四川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关于射洪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四川省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以四川省丘陵地区示范县——射洪为考察对象,对其卓有成效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市场主导下工农联动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并阐明了该模式对四川省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兵团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应坚持的几个原则

招商引资是经济技术协作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环境不断发生变化,要求我们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必须审时度势,坚持科学原则,更新招商理念,调整招商策略,创新招商方式,提高工作水平,才能达到科学、协调发展经济的目的。     

论我国牧区土地产权的三个不对称

在我国牧区存在着土地产权的三个不对称,从而导致了我国牧区在土地制度建设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就此,本文通过研究我国牧区土地产权不对称的表现,并结合实证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点政策建议.     

日本农业劳动组织的分化方向

以家庭经营为主要经营方式的日本农业,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其经营组织也在迅速地分化。本文利用多重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劳动组织的经营要素,明确劳动组织分化的规定要因,探讨个体经营如何形成经营组织并且顺利运转的理论机制,在分析农业经营中劳动组织的状态及发展方向的同时,阐明劳动组织的分化对于提高生产力的意义。     

中国西部地区的扶贫开发

西部大开发是中央政府为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 ,促进全国经济均衡、快速、持续发展 ,实现全民族共同富裕目标而作出的一项跨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其实质及最终目的就是从根本上铲除贫穷。因此 ,西部大开发既为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机遇 ,又为扶贫开发工作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对做好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 ,缓解和消除贫困现象 ,将产生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一、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经过农村体制改革 ,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和组织实施“国…     

小议我国现行征地补偿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较之原来的土地补偿标准有了较大提高,体现了征地补偿的公平性,防止了征地补偿的随意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征地难度.但是也造成了相邻区域补偿水平相差太大,不同地却同价,依然采用老的计算方式和政府定价,未完全体现土地价值等问题.应积极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征地补偿机制.     

农村道路投资与减贫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对农村道路投资的减缓贫困效果进行因果关系分析，力争明确解释道路投资对缓解贫困的效果。文章通过双差异比较和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道路投资前后项目村与对照村的贫困户和非贫困户贫困状况的变化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对道路投资效果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重庆市5个贫困山区（县），修建技术等级较低的砂石路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有较高的回报，且减缓贫困效果显著。     

Evolutionary governance in mining: Boom and bust in peripheral communities in Swede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onsequences of dramatic price fluctuations on the global iron ore market between boom and bust for the Swedish communities Kiruna and Pajala, located above the polar circle, in the years 2006-2018. It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the Swedish state’s reorientation towards neoliberal policies that have entailed reduced state involvement in peripheral communities still dependant on heavy industry. This reorientation was manifested in the Mineral Strategy presented by the liberal-conservative government in 2013, in which the state was prescribed a role as facilitator of investment of foreign and private capital in the Swedish mining sector, but not as an active owner or developer of mining enterprises. The neoliberalisation of Swedish mining has established a fundamental conflict of interests between communities whos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wellbeing depends on long-term state commitment, and the state whose main interests are aimed at global capital flows rather than the maintenance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peripheral regions. This conflict remained latent as long as global mineral prices were high, but as boom turned to bust around 2012, it was activated in a way that highlighted asymmetric relations of pow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sparsely populated and resource-rich northern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densely populated south.     

我国城市水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为系统研究我国城市水管理，深化城市涉水事务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城市可靠的防洪安全保障、稳定的水资源供应保障和优美、和谐的生态与环境保障，以实现传统水利向现代可持续发展水利转交，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城市水管理的机构及其职责现状，总结归纳了我国城市水管理在管理体制、管理机制和水问题的具体表现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体制改革、法规政策、行政管理、经济调控和工程措施等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傣族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研究

本文以一个傣族村寨为例,利用不同模型计算了傣族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结果表明,以教育衡量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很低,但以信息获得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此外,在以是否参与赌博为代表的社会收益率方面,教育年限的作用不显著,初中以上教育程度对是否参与赌博有正的影响,而信息获得水平的影响却是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