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福利比较及启示

在经济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实践中,长期存在着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之争.从福利视角看,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不存在绝对最优的情况.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福利绩效显著取决于货币定价行为、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资本流动状况、效用函教的形式等诸多因素.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福利权衡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具有启发性意义:要统筹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变革、人民币自由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要创新金融工具,发展资本市场,增加经济主体的金融资产避险渠道;要积极开展国际货币合作,协调汇率制度的福利效应.     

外汇管制下的人民币汇率失调及其福利损失

基于1997年至2005年的月度数据和行为均衡汇率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维持单一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外汇管制和政府干预导致人民币均衡汇率呈现高估和低估的循环交替性汇率失调,给我国造成了一定的福利损失。汇率失调对进口和出口的非对称性影响导致实际汇率失调更多地影响我国的进口,这通过影响居民的进口品消费水平和消费篮子的结构调整造成了一定的福利损失。同时,人民币汇率失调还放大了消费波动的方差,增加了国民福利损失。尽管汇率失调程度和福利损失均不是特别严重,但实证研究发现福利损失具有持续性和逐步增强的特征,因此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浮动汇率下的汇率管理措施和系统优化外汇制度是更具根本性的战略选择。     

人民币汇率对经济冲击的价格传递及福利效应

人民币汇率对供给冲击、需求冲击的价格传递具有不完全性,但其对经济冲击在生产阶段和消费阶段的价格传递效应都较大,因此不能忽视经济冲击通过汇率渠道作用物价水平的波动进而产生的福利效应。人民币汇率对需求冲击的传递效应略大于对供给冲击的传递效应。为此,确保国内需求持续稳定增长、确保一个温和的物价水平是降低汇率波动通过价格传递机制产生福利损失的重要保证,而协调内外经济均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是长期中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着力点。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经济冲击的价格传递效应分析

人民币汇率对供给冲击、需求冲击的价格传递虽不是完全的,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经济冲击在生产阶段和消费阶段的价格传递效应都较大,因此,不能忽视经济冲击通过汇率渠道促使物价水平波动进而产生的福利效应。人民币汇率对需求冲击的传递效应略大于对供给冲击的传递效应。为此,确保国内需求持续稳定增长是降低汇率波动通过价格传递机制产生福利损失的重要保证。     

汇率制度改革与资本账户开放的中间路径探讨

本文通过修正的非抛补利率平价模型设立资本流动管理政策指标,建立DSGE模型比较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中央银行政策组合及福利损失。研究结果表明:相比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对资本流动进行管理有利于央行降低福利损失;同时采用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资本流动管理"三位一体"的政策组合带来的福利效应始终优于其他政策实行方案。因此,存在这样一条中间路径,即同时采用管理浮动汇率制与资本流动管理二者相结合的宏观政策组合,从而在维护经济和金融稳定发展的前提下,有序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改革。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效果实证分析

本文从政策灵活性的视角出发,用相关理论分析了两种不同汇率制度下汇率波动程度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而比较了1994年和2005年我国先后两次汇改后汇率制度改革效果.并通过相关实证检验,表明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具备更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和传导机制,建议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汇率与汇率制度

本文介绍了汇率与汇率制度的相关情况。主要内容分为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的分类、特点,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固定汇率制度的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成员国汇率的监管原则。     

汇率制度的选择与宏观经济绩效:文献综述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关于最适汇率制度的选择与评价一直是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方面的研究。对汇率制度选择与宏观经济绩效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从汇率制度的分类、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回顾和基于宏观经济绩效分析的汇率制度选择的实证文献三方面来进行论述。     

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广州市的实证分析

在对人民币汇率与出口贸易关系的众多研究中,研究者总为理论与实际的差距所困挠.文章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把汇率从影响出口贸易的众多因素中分离出来,并以广州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分析.我们的结论是:汇率是影响出口贸易的因素之一,人民币升值会抑制出口,短期影响程度不大,长期有积累效应,人民币汇率存在滞后的J曲线效应.我们的结论证实了汇率理论的有效性.     

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路径选择的比较研究

本文在系统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制度调整目标的基础上,给出了未来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三种选择路径,并进行了三种选择路径对未来人民币汇率制度调整目标的正负效应分析,进而提出了短期内应考虑建立有管理的,低频浮动汇率制度方案,长期内,适时审慎推动依赖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以及国际经济环境演变,以人民币为主体,以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国家或地区为主要范围的亚元区方案.     

贸易模式、汇率传递与人民币汇率安排

结合中国现行贸易模式的特点,文章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入手,采用了新政治经济学中关于汇率制度战略选择的研究方法,对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和汇率升值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对汇率变动的反应弹性差异很大,不同国际贸易模式下的汇率传递系数是不同的.因此如果我国现行对外贸易依然以加工贸易为主,扩大汇率波动幅度在理论上并不会对我国社会福利产生严重影响.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加大汇率弹性更有利于丰富货币政策当局的工具选择范围,有助于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保持,也有助于推进出口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是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方向的合理选择.     

假命题:“人民币汇率操纵”—一个基于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实证

本文以后危机时代为背景,在中美人民币汇率现实争端以及学术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IMF协定》关于"汇率操控"的定义出发、通过实证研究和对中美两国贸易实践的理论分析,得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政府"汇率操控"的指控不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即人民币贬值并不能带来中美贸易顺差。中美之间的贸易实践也有力地证明了美国对中国政府操纵汇率的责难缺乏事实依据和理论基础。美元主宰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的出口管制、美国的经济结构、消费模式等才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最主要原因。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动态博弈分析

文章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建立了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完全且完美信息动态博弈模型,采用逆推归纳法归纳总结了各种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博弈中构成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的策略组合,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促成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条件.结论是: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以及调整的幅度和速度,主要取决于以中国政府为代表的一方与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另一方的相互利益博弈的结果.     

Exchange rate regime and external adjust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for the U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net external position and the exchange rate regime. I find a structural break in the US net external position at the end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of fixed exchange rates that changed both the mean and variance of the series. On average, the US changed from a creditor to a debtor position and the variance of the external position increased during the floating period. This increase is to a large extent due to the valuation component of external adjustment that accounts for 54% of the variance of the US external position during the floating period but only 29% during the fixed exchange rate period.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xchange rate regime mainly affects the valuation channel of external adjustment. There is also evidence of another structural break in the US external position around the tim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uro. Finally, I document asset pricing implications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change rate regime and the external adjustment process, as external imbalances predict the foreign exchange once the exchange rate regime is taken into account.     

资本项目可兑换与汇率制度的互动协调分析

资本项目可兑换与汇率制度相互作用、相互协调.一方面,市场化汇率制度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资本项目可兑换决定均衡汇率,并促进汇率制度弹性化和市场化.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和日益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应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相应地逐步增大汇率制度的弹性空间,最终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和浮动汇率制度.     

人民币汇率政策国际压力分析:以日元升值教训为视角

表面看,美中人民币汇率争端与当年美日汇率争端同出一辙,都是因为两国存在长期贸易顺差所致,但深入分析,就会发现美国对中国汇率压力要远远小于当年其对日本的压力。这是因为,中美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入世承诺为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障;中国在汇率政策上享有更大的自主权等。日元升值后由于日本内外经济政策处置失当导致其长期经济衰退,中国应吸取其教训,对于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除在国际法层面提出抗辩外,还要从经济结构、发展模式方面进行适当的调整,以减缓相应压力。     

Exchange-Rate Volatility,Exchange-Rate Regime,and Trade in OIC Countries

The authors examine the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on trade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 (OIC) countries from 1995 to 2008 using panel estimations to distinguish differences between disaggregate trade, and examine its threshold effects. Results reveal that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generally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export and import with lag. However, exports of OIC with flexible exchange rate regime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xposure to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The authors also document a threshold effect for countries with trade value constitutes more than 30% of the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the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becomes significant positive for export but significant negative for import with lag.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均衡、错位及其矫正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5-2010年1季度数据,研究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均衡水平、错位程度及其矫正机制。研究发现:长期看,美国经济增长1%、中国经济增长1%、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贬值1%,导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分别增加4.46%、0.81%、0.93%;2005年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导致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小幅度增加。中美贸易收支错位的自我修正机制存在,自我修正功能较强。短期看,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升值、我国货币供给减少、美国政府支出增加、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贬值,导致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增加。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错位是经常性的,2009-2010年1季度,中美贸易不平衡低于均衡水平。政策含义是:积极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坚持人民币对美元适度升值;策略性地应对来自美国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理论之争及评析

汇率制度的选择是国际金融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一在对“固定”与“浮动”、“两极”与“中间”两种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上的争论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文章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动态体系,汇率制度选择是一国具体情况的相机抉择,任何一种汇率制度都不可能适合于所有国家和一个国家的所有时期。     

中美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针对中美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关系的问题,本文通过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人民币升值在短期难以对中美贸易顺差产生调节作用,从长期影响而言,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作用也不大。此外,中美贸易顺差在短期还是主要取决于当前贸易收支的现实情况,而中长期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因此,人民币升值不会缓解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而且即使美国贸易收支出现改善也不会对美国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