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投资基金概念之匡正

长期以来,人们对产业投资基金的认识一直处于混乱状态,这直接影响到我国有关产业投资基金的立法工作。要设计好、发展好我国的产业投资基金制度,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人们对产业投资基金的认识问题。     

投资、结构转型与劳动生产率增长

本文基于中国投资与消费的产业增加值构成差别显著的事实,在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投资的产业构成,研究了投资影响结构转型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经济机制。本文理论模型能够很好拟合中国非农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增长趋势。对模型进行的反事实数值模拟表明,中国投资的产业构成变化对结构转型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显著,但投资率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不同部门生产投资品的相对技术是影响投资的产业构成变化的主要因素。     

国有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后续管理要点分析

投资后续管理是产业投资的重要环节,主要包括监控管理和增值服务两方面内容。国有产业投资基金大部分为政府主导,投资后续管理存在着代理风险、增值服务欠缺、政府干预较多、管理人才缺失、管理水平较低等问题。建议设置特殊股权安排等激励和约束机制,降低代理风险;引入和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加速推广有限合伙制,设立专门委员会等降低政府干预;与外资投资基金合作,加强内部学习,提高投资后续管理水平。     

成本效率模型在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投资项目选择中的应用

鉴于政府引导下设立的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现有的以投资收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项目选择模型不适合于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项目选择评价。为此,同时考虑农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立了一个基于DEA的成本效率模型的投资项目选择模型,并通过算法改进有效地降低了其对决策单元数量的要求。投资项目选择模型在项目评价过程中将农业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在备选项目较少的情况下同样能有效地选择出综合效益最高的项目。     

估算中国的IFDI和OFDI——来自“避税天堂”与返程投资的证据

本文梳理了现有文献对离岸金融中心导致的直接投资头寸统计偏差进行修正的方法,详细比较了直接投资头寸数据集的优劣差异,并以CDIS宏观数据集为基础,引入Orbis微观企业数据库作为重要补充,对直接投资的动机按避税目的和境外上市目的进行区分,以此估算我国的IFDI和OFDI存量。结果表明:(1)估算后,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IFDI调减1.1万亿美元,其中超过80%是出于避税目的进行的返程投资;(2)考虑VIE架构境外上市企业的影响后,返程投资占比增长至近37%,规模约1万亿美元,其中VIE架构境外上市企业贡献了16%;(3)我国对外投资存在经过“避税天堂”进行中转的现象,其中最终投向英属维尔京群岛的OFDI存量约占1/4,是我国实际OFDI的最主要投向地。     

事实汇率制度选择、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

企业“走出去”和汇率制度安排灵活化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两大典型特征,本文从企业异质性视角讨论了双边事实汇率制度选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理论层面上,本文将Gali and Monacelli(2005)的一般均衡框架拓展为两国模型,发现双边固定汇率制度降低了企业进入东道国开展OFDI活动的生产率阈值,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同时,尽管企业生产率的提升能够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但其促进力度明显不及双边事实固定汇率制度安排。实证层面上,本文采用了中国商务部公布的2000-2013年《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等微观企业数据,发现双边事实固定汇率制度能使企业进行OFDI概率平均提高0.8%~55.4%。考虑其他异质性因素及内生性问题后,本文主要结论依然稳健。     

公共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经验研究

选取2000～2008年中国29个省市级数据构建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实证公共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政府的研发经费投资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而言,政府对教育、能源、通讯和环保的公共投资更能显著地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水平的提高;在各项公共投资对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中,东部地区能源投资最显著,中部地区则主要依赖于科技和通讯投资,西部地区更侧重于教育和政府的绿色公共投资。     

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一以贵州省为例

资源陷阱对于资源丰裕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综合问题。本文通过对贵州省资源与经济增长、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考察,深入分析了贵州省资源陷阱发生的机制,并通过实际数据的比较说明证实了资源通过投资挤占、效率损失、收入分配等效应对经济和社会福利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文章研究了如何通过优化投资结构、规划资源发展、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发展低碳循环经济等方式跳出资源陷阱,以实现贵州省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净现值与内部收益率在投资决策中的选用

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是投资决策中最常用的两个主要指标,但是,通过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后者在满足净效益最大化决策目标、假设条件的经济合理性以及普遍适用性三个方面均存在严重缺陷,因而不是一个可靠的项目价值衡量指标,最多只能用作决策的参考,不能用作项目取舍的依据。     

新中国70年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理论逻辑与政策体系

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五个阶段,即艰难探索、尝试发展、调整发展、快速发展和全面发展的历程及其政策演变发现：动因变迁深刻影响区位与行业变迁、制度创新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有的驱动因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必将成功应对“逆全球化”挑战。同时,根据实践历程与理论探讨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结构图并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应加强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建设、强化对外直接投资扶持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提高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绩效、增强政府与企业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     

政府补贴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评估

本文采用广义倾向评分匹配(GPSM)方法,更为严谨地分析了政府补贴强度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我国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补贴技术创新水平更高或更具技术创新潜力的地区.同时,地方政府的补贴强度还受到政府支出的制约;(2)政府补贴强度与地区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即当政府的补贴强度小于临界值时,政府补贴能够显著地促进地区生产率的提升,而当政府补贴强度大于这一临界值时,政府补贴对地区生产率会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发现,政府补贴能够通过提高集约边际下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地区的生产率,但同时也会通过抑制二元边际下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而对地区生产率产生不利的影响.总的来看,在政府补贴强度较低时,政府补贴的正效应大于负效应,而当政府补贴强度超过其临界值时,政府补贴的负效应将更加明显.     

盈利要求与投资决策

本讨论了公司盈利要求对经理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将该结果与社会最优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本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盈利要求将导致经理选择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即使该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未必高于低风险投资项目。从社会福利最优角度来看，盈利要求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取决于公司所面临的投资环境和投资项目性质。     

中国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合理性判断：1978-2005

无论从国际比较,还是从对中国资本生产率以及增量资产产出率的分析来看,中国消费率显著低于国际水平,而投资率显著高于国际水平,且偏低的消费率与偏高的投资率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     

投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

采用 VEC 模型,考量投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国内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结果证实产业结构调整是引起经济增长和国内投资增长的原因,国内投资的增长也是引起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     

利用决策支持系统提高农业项目投资决策效果

本文对农业项目投资评估的研究进行了简要综述 ,并对农业项目投资评估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划分 ,分析了当前决策支持技术的发展动态 ,认为将决策支持技术应用于农业项目投资评估中可解决项目投资决策问题的结构不良问题、决策方案的模糊性、目标的冲突性等问题 ,进而提高项目决策效果。     

我国智力资本投资决策研究

对智力资本职能重新定义,指出智力资本具有物质、精神、政策等职能,通过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个体对智力资本投资决策建模分析,得出中央可以根据地方偏好、个体投资实际能力,通过政府补贴引导多渠道的智力资本投资.     

扭曲因子、进口中间品价格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网络结构一般均衡模型事后核算方法

基于BF(2020)模型框架,本文构建了嵌入间接税、成本加成和进口中间投入品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网络结构一般均衡模型,并提出了一种扭曲—调整的索洛余值的事后核算和结构分解新方法,进一步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WIOD数据库等编制了与模型匹配的社会核算矩阵,实证测算分析了1997—201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结构变化。研究表明:(1) 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且两者存在明显此消彼长的“跷跷板”特征,劳动的贡献相对较小且贡献率呈下降趋势。(2)纯技术效率变化一直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主要贡献部分,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07年是其分水岭,受技术模仿后发优势逐步式微的影响,技术进步速度下滑,但2012年后受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影响,纯技术效率逐步提升。(3)扭曲因子配置效率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贡献由正转负,进口中间品贸易条件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贡献率由负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大背景下,资源配置效率变化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但2007—2012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扭曲因子配置效率出现短期恶化并拉低了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实证研究

利用回归分析对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现状进行了剖析,找出了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的基本特点。根据权威机构的数据,利用财务指标分析法设计了相应变量,构造了综合评价模型,获得了不同投资方式对投资的平均超额收益率和窗口期累积平均超额收益率的影响。然后,剖析了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存在的主要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中国潜在产出的综合测算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分别利用生产函数法、状态空间模型、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及DSGE模型四种方法,对我国1993-2018年的潜在产出进行了估算,详细分析了其变动原因和政策含义,并给出未来10年的趋势预测。主要结论有:(1)1993-2018年我国潜在产出呈现出逐步放缓走势,平均增长率为9.4%,略低于9.5%的实际GDP平均增长率。其中,全要素生产率趋势平均增速为3.6%,资本投入平均增速为11.7%,劳动力投入平均增速为0.6%,对潜在产出增速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38.3%、58.3%和3.4%。(2)近年来潜在产出增速的趋势性放缓主要源于高投资并未形成有效资本,进而导致有效资本投入对潜在产出的拉动力持续走低。而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放缓,投资调整成本上升,资本形成效率快速下降,是有效资本投入不足和潜在产出放缓的深层次原因。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3)劳动力市场搜寻成本较高,供需结构不匹配,导致劳动的增长贡献率较低,我国的人口优势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和有效发挥,进一步加剧了近年来潜在产出增速的趋势性放缓。(4)如果不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未来5-10年我国潜在产出平均增速仍将缓慢下降。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潜在产出增长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在劳动投入方面。(5)政策上,应在平衡好短期需求与中长期改革目标基础上,以结构性改革为导向,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力质量,降低就业主体的搜寻成本。着力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加注重优化投资质量和结构,提高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水平。     

社会创投、资源获取与社会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在社会使命和市场经济的双重驱动下,社会企业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创投作为一种新型投资模式,解决社会企业发展难题。由于二者在国内起步较晚,学者们对社会创投如何影响社会企业发展的研究较少。借鉴风险投资和传统商业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实证分析社会创投对社会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企业在接受社会创投后绩效实现提高,并且资源获取在社会创投与社会企业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这为社会企业绩效提升以及社会创投与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