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了企业能源效率吗

本文利用2000—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系统考察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进口技术复杂度显著促进了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在考虑样本选择性偏误、变量的内生性及使用不同的衡量指标后，核心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在出口企业、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机制检验表明进口技术复杂度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和竞争效应提高企业能源效率。     

中国城市出口:集聚效应还是排序效应

文章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考察了集聚效应、排序效应与城市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生产率提升、城市出口贸易发展是集聚效应和排序效应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但集聚效应是城市生产率提升、城市出口发展的核心源泉;(2)集聚效应、排序效应对中等城市生产率和城市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最大,对大城市的最小;(3)集聚效应和排序效应对中部城市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最大,对西部城市的影响最小;集聚效应和排序效应对中部城市出口贸易促进作用最大,而对东部影响最小。     

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以及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经济集聚水平、银行业竞争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等路径实现。进一步研究显示：市场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越大,而失信环境则会阻碍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正向影响;对于大城市或东部地区城市,数字经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效应更明显。研究结论为全面深入了解数字经济的作用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对外贸易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出口对生产率影响的非均衡性研究——基于Veblen-Gerschenkron效应的考察

出口对于生产率的影响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从企业异质性视野切入,实证考察了出口之生产率增长效应的非均衡性论题。借助新近兴起的技术前沿距离方法的研究表明,出口对于与技术前沿距离远的落后地区生产率提高的作用要大于与技术前沿距离近的先进地区,意味着出口具有Veblen-Gerschenkron效应,即技术落后地区在出口过程中获得的技术溢出和生产率增长要大于技术先进地区。而且出口的Veblen-Gerschenkron效应还具有时间持续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强化。针对门槛效应的检验表明,只有在行业出口超过某个临界值后,出口的Veblen-Gerschenkron效应才渐次显现并不断强化。此外研究还显示,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同行业集聚与关联行业协同集聚外部性都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上述结论对于制定利用出口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化地区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出口贸易对我国能源效率影响实证分析——基于 1995～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

通过理论分析并建立实证模型,采用1995～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出口贸易对非出口部门的直接技术溢出效应对整体能源效率有明显改善作用,其引致的模仿和竞争等间接技术效应对能源效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人力资本对出口贸易改善能源效率起促进作用。进一步分区域进行研究表明,出口贸易的间接技术效应对能源效率影响上表现出区域差异性。     

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的非线性检验

本文在构建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新型测度方法的基础上,测度了150个经济体1997-2011年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系数,进而运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揭示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得到的结论主要有:首先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具有显著的"逆水行舟"特征,赶超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专有策略";其次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出口技术复杂度适度赶超能够有效地改进一国的能源效率,过高和过低的赶超均不利于能源效率改进,跨越"极限门槛"型赶超是中印高出口技术复杂度与低能源效率并存的根本原因;最后高等教育对能源效率改进具有显著的边际递减特征,经济增长能有效地促进一国能源效率提升。     

智能制造、劳动力技能结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基于2003—2016年31个省份数据，研究智能制造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智能制造显著地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且促进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相比于金融危机前，金融危机后智能制造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效应更明显；智能制造主要通过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即协同中高级技能劳动力和替代低级技能劳动力，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显著提升。     

数字经济、资源再配置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现有文献大都只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正效应，鲜有文献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负效应。文章使用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作为上述两种对立效应的综合反映，利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背后的逻辑机理，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发现“成本加成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是数字经济影响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两个渠道，定量计算两者在总效应所占比重，发现“相对价格效应”居于主导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作用。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动态分解结果显示，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77.97%归因于资源再配置效应，且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重要渠道。     

进出口贸易对物流业能源效率影响研究

研究进出口贸易与物流业能源效率的关系,对于提升我国物流业能源效率,实现低碳物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研究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物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相对于出口来说,进口对物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分样本分析发现：加工贸易对物流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远大于一般贸易;外资企业出口能够显著提升物流业能源效率,内资企业进口对物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基于此,本文提出要进一步推动贸易结构的优化调整,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建设现代化物流体系,以及多措并举提升物流业能源效率。     

城市劳动供给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成本效应”抑或“技能效应”

本文提出人口转型背景下,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实现人口红利从"成本效应"到"技能效应"的过渡是应对劳动力供给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不利冲击,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手段。理论层面上,在质量异质性理论框架中纳入城市劳动力供给因素,剖析了人口结构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刻画出了"成本效应"和"技能效应"两大作用机制。本文构建出地级市层面涵盖人口流动因素的城市劳动供给指标,与高度细化的企业—产品—目的国层面数据进行匹配,构造出城市—产品—目的国这一细化的高维面板数据并据此进行研究。基准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城市劳动参与率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促进作用;用工成本的上升会削弱这一正向效应,表现为"成本效应";人力资本的上升则会增强这一正向效应,表现为"技能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加工贸易、出口关系持续性、超级城市、城市产业政策以及多产品企业行为因素后仍保持了高度稳健;在企业层面给出了同样稳健的经验证据。本文的结论不仅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这一新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而且意味着在人口转型背景下,要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需要更多着眼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劳动力技能的提升,实现人口红利从成本到技能的过渡。     

城市治理模式与城市创新效率关系研究——基于智慧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城市是创新的重要载体。本文以278个城市数据为样本，结合国家智慧城市试点，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推行智慧城市治理模式对城市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推行智慧城市治理模式对提升城市创新效率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等教育水平较高的城市相比高等教育水平一般的城市推行智慧城市治理模式的创新效应更加显著；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推行智慧城市治理模式具有显著创新效应，但在东部和中部城市提升创新效率的边际效应相对较小。机制分析表明：智慧城市治理模式提升城市创新效应主要是通过应用信息技术产生的技术环境效应、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产生的产业结构效应，以及城市宜居宜业水平提高和就业机会增加产生的人力资本效应。这对进一步拓展城镇化与创新关系研究、完善城市创新效率提升路径具有重要启示。     

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对城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中的重要环节,自2013年以来,我国已先后建立了21个自贸区。本文采用2007-2019年26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自贸区的设立对城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确保了结论的可靠性,研究表明自贸区的设立对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自贸区的设立对沿海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拉动作用略高于内陆城市;对非省会城市和省会城市的外资利用水平的提高显著,对直辖市的外资利用水平存在不明显的抑制作用,可能存在政策倾轧现象。自贸区的设立通过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促进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以及受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调节作用,进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     

数字经济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与门槛效应

利用2011—2020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作用机制与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总体上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使用系统GMM回归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不同等级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对（新）一线城市促进作用最显著,其次是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机制分析说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还受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对全样本城市而言,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有所削弱;分城市等级看,数字经济对（新）一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较为显著,而对二线城市不存在门槛效应。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应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施差异化数字发展战略,因地制宜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新产业园区、技术创新与外贸发展——基于两阶段DEA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企业创新能够优化出口结构的假定，探索高新产业园区效率提升能否促进企业创新，进而改善出口结构和提高出口增速。研究表明：一、产业园区效率的提升确实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进而提高出口增速；二、随着国际贸易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产业园区效率提升对其促进作用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u型曲线。这表明在国际贸易发展的初级和高级阶段，能够通过产业园区的带动作用促进国际贸易发展；而在初级向高级的变革时期，这种促进作用弱化，此时应以政策引导和政府扶持为主。     

中国逆向服务外包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基于2000～2018年CEPII-BACI数据库和OECD投入产出数据库,文章探究了中国逆向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逆向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稳健可靠。机制检验表明,逆向服务外包可以通过生产率提升效应、创新促进效应和资本品进口效应等三种渠道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优化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逆向服务外包对技术密集度和服务渗透率较高的行业以及差异化程度和质量梯度较高的产品促进作用更大,并且来源于发达经济体的服务要素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制度环境在逆向服务外包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正向调节作用。     

虚拟集聚、知识结构与中国城市创新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如何借助新一代数字技术打造的虚拟集聚平台赋能城市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技术选择模型将表征产业组织数字化的虚拟集聚与城市创新绩效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内，考察了虚拟集聚与城市创新之间的关系及其通过知识结构影响城市创新的关键路径。研究发现，虚拟集聚促进了城市创新发展，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虚拟集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知识溢出的空间阻滞问题。异质性分析发现，虚拟集聚对东部地区、中心城市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促进知识结构相关多样性提升是虚拟集聚影响城市创新绩效的重要渠道，并且虚拟集聚的创新增长效应遵循“梅特卡夫法则”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此外，城市虚拟集聚水平越高，引致的创新促进作用及创新模式越偏向于渐进式创新。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产业组织数字化和城市创新方面的文献，为探索产业数字化及中国城市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拓宽了视角。     

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城市多中心结构视角

本文结合LandScan人口分布数据库和县域人均GDP数据,综合考虑城市内部区域经济活动和人口密度构建了衡量城市多中心化水平的综合指标,并实证检验城市内部多中心结构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GVC)升级。研究发现:城市内部多中心结构有助于提升企业GVC地位。机制分析表明,多中心结构主要通过效率提升路径助力企业GVC升级,具体来看,多中心结构提升了劳动力配置效率、国内中间品效率以及技术溢出效率。此外,均衡的多中心分布、主中心与次中心的邻近、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要素流动水平的提升均有助于强化城市多中心结构对企业GVC地位的提升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城市发展实践中依托城市空间布局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支撑，为城市经济和外贸高质量发展增添了动力。基于2007—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探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升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其中，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和贸易成本降低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三条主要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群内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发展较好的城市中更有利于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进一步分析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本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同时，也带动了邻近地区出口技术的升级。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深入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助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外资银行参与对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基于经济自由和金融监管程度的分析

本文基于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调研数据,探讨外资银行参与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关注经济自由度和金融监管度对外资银行参与与企业出口关系的中介效应。采用分位数回归的估计方法,减少了由于数据异方差或尖峰厚尾带来的回归不稳定性。研究结果支持了外资银行参与度提升对企业出口有促进作用的观点,并且对中低等出口水平企业的促进作用与对高等出口水平的企业相比更加显著,表明现有银行体系低效率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外资银行的资源来促进企业融资,增加企业出口。同时我们发现,经济自由度和金融监管程度对这一传导机制有明显的中介效应,这一效应的大小随企业出口水平的变化而显著不同,表明宏观金融环境在其中的重要影响。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多重性影响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具有多重影响，本文对环境规制与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关系及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并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逐步回归法、联合显著检验法和调节效应检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集聚、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提升的多重中介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有助于碳排放效率提升；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存在既有正向促进也有负向“遮掩”的多维关系；考虑时间和空间外部性，短期内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本地-邻地”溢出效应，长期来看，会抑制邻地碳排放效率提升。因此，需要发挥环境规制对城市减排的结构和效率双向激励，鼓励关联产业合理集聚，重视“本地-邻地”的产业分工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