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一带一路"沿线的35个国家2007-2014年面板数据,结合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具体评价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自然资源丰富、政府较为稳定的国家或地区,同时偏好于政府有效性较弱的沿线经济体.通过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提出了对策建议:提高风险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加强政府间沟通等.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引力模型

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马车",对外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化解我国过剩产能更是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渠道,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更是我国极为重视的一大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2003年-2014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并借鉴投资引力模型对影响我国"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东道国GDP、外资开放程度、法律制度、监管治理、政治的稳定性和腐败监管等因素的影响,最后结合我国产能过剩现状和"一带一路"沿线需求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对策建议。     

基于空间视角的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一环。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异质性特征和空间关联,本文运用2005—2015年中国对沿线48个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在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国效应和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证实了第三国效应的三种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第三国市场潜力和第三国不可测因素的显著影响。此外,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但这些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影响有所差异,劳动力成本过高是阻碍中国在沿线高收入国家开展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则更关注自然资源获得成本和基础设施的影响。     

“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要素分解及其外部性检验

"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在于促进多元共建、利益共享。基于2010—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双边经贸数据,分别从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三个方面对参与"一带一路"的中国要素进行了分解,通过面板回归检验了中国要素与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明显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前提是要素之间的相互协同,如果要素之间相互挤出,要素投入的作用就会大幅降低甚至被抵消。当前,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中国要素主要是对中贸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当地承建工程的增长效应尚不显著。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又显著改善了沿线国家市场环境,提高了当地市场效率,而这恰是"一带一路"国家持续发展的关键。为了更好地平衡沿线国家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市场秩序扩展的难题,中国在参与"一带一路"时就要强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引领作用,特别是通过出口平台型等投资方式来带动东道国产业链的综合发展,从而优化其对外贸易结构。同时也应注重中国在外承建工程的产业发展效应,构建多元化主体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机制,完善沿线国家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定量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中国OFDI增长,其中制度质量改善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亚非地区、中等收入水平、资源禀赋欠丰富、市场潜力大以及与中国投资合作信任度高的沿线国家通过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沿线各国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可以通过削减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等渠道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最后聚焦行业差异的分析表明,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OFDI扩展边际的提高,且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大。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贸易效应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贸易规模持续增加。为探究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内在联系,运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利用60个沿线国家在2003-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呈正向关系,稳健性检验强化了这一结论;机制检验显示,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抑制了中国OFDI的贸易促进效应,而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与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升了中国OFDI的正向贸易效应。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制度环境因素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2007—2015年10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引力模型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东道国资源禀赋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其投资的主要因素;其他变量技术禀赋、政治稳定性以及与东道国的距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子样本的检验中,子样本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存在差异,而且子样本的实证结果也各不相同,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双边高层会晤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基于母国助推视角,本文考察了双边高层会晤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基于2003-2013年的面板数据,用面板校正误差模型研究发现,中国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高层会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其中,出访的作用最大,也最为显著;接待来访的影响也较为明显,但作用不如出访,而工作会晤的影响则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双边高层会晤的直接投资效应中,国家主席与国务院总理的积极影响存在一定差异。     

双边高层会晤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北大核心CSSCI

基于母国助推视角,本文考察了双边高层会晤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基于2003-2013年的面板数据,用面板校正误差模型研究发现,中国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高层会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其中,出访的作用最大,也最为显著;接待来访的影响也较为明显,但作用不如出访,而工作会晤的影响则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双边高层会晤的直接投资效应中,国家主席与国务院总理的积极影响存在一定差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中国直接投资的业绩指数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美两国投资数据的对比研究

本文主要关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情况,探究"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吸引中国直接投资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本文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在世界投资报告中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业绩指数构造了东道国吸收中国直接投资的业绩指数,并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的数据进行了测算和分析;之后探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哪些方面特质会影响其对中国投资的吸收情况,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国家竞争力指数各个维度指标作为衡量系统,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同时与美国同期投资数据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充分体现了中美两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性质的差异。     

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的研究

发展导向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否需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文章以世界经济论坛知识产权保护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发现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中强于非沿线国家样本,二是在低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国家样本中强于高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国家样本。“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度较低,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更多是处于被模仿的地位,需要通过双边或者多边协定,敦促沿线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文章结论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政策导向提供了实证基础。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潜力研究

本文基于真实效应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从进口和出口两方面实证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02-2015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效率波动性较大,国际金融危机导致近年来的贸易效率趋于下降,对进口贸易的影响更加严重;中国与中亚及独联体地区的贸易效率相对较低,但贸易潜力相对较大;"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在政府治理能力和贸易便利程度方面的缺陷抑制了双边贸易效率,中国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提升贸易效率和实现贸易潜力。     

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随机前沿分析

通过随机前沿方法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模式为垂直型投资,虽然投资总额较大,但是投资效率偏低,投资规模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国应根据东道国经济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并加强与东道国经济社会合作,为在东道国的投资营造良好的经济、政治环境。从而逐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充分挖掘投资潜力,提高投资效率,开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新局面。     

“一带一路”倡议、东道国制度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态面板数据GMM的经验考量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产生的效应不同,本文运用GMM方法并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对世界187个国家(地区) 2003—2015年的跨国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经济体的东道国制度因其不完善而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同时,欧洲地区将成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并发挥应有效力的落脚点。鉴于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一带一路"沿线的欧洲发展中经济体,并借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资金支持沿线亚洲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产业布局

"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借助对外的产业布局,对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产业布局的现状与存在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应对建议。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国际经济效应研究——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中国与"一带一路"辐射国家和地区展开投资贸易合作,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本文运用CGE模型构建社会核算矩阵,在此基础上模拟不同自由贸易情境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成自由贸易区后,参与"一带一路"各国的GDP增长率、进出口总额均将有不同程度提高;参与"一带一路"各国的贸易平衡趋于稳定而中国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中国的福利、贸易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并结合自由贸易情境分析结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进行了压力测试,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本需求较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相对于压力情境还存在一定的资金缺口,同时侧面反映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空间巨大。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俄罗斯及泰国直接投资分析

近年来,我国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对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上,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新增长点。本文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选取了俄罗斯和泰国这两个国家,先整体上从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来分析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再分别对这两个国家不同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前阶段我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属于资源导向型与市场导向型投资,这是由于当地具有丰富的矿产、能源资源;对泰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流向了橡胶制品、农产品、矿物质加工、陶瓷纺织、金属制品、机械设备领域,属于资源导向型投资。未来我国对俄罗斯和泰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综合考虑多重动因机制下带来的投资机遇与潜在风险,拓宽投资范围,合理利用当地的优惠政策,引导我国产业"走出去"。     

“一带一路”国家税收竞争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以2007—2015年"一带一路"44个国家税收数据为样本,编制国家税收竞争力综合指数,测度"一带一路"国家税收竞争力水平,并基于GMM模型实证分析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1)"一带一路"发展中经济体税收竞争力两极分化明显,发达经济体税收竞争力水平较高;(2)"一带一路"国家税收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税收负担竞争力和税收管理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贡献最大;(3)由于税收竞争力差异的影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流向了"一带一路"市场规模较小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4)经贸合作区的设立可以提升"一带一路"国家税收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态势浅析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改善了外部发展环境,更是成为新常态下外贸提质增效的战略支撑。笔者基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数据分析,揭示三大态势:一是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出口双增长,但制成品出口中沿线国家所占份额趋于稳定,而初级产品出口中沿线国家占比不断上升;二是工业制成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滑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势明显;三是对东盟出口中间品与进口最终消费品保持较快增长。进一步分析表明,上述三大态势缘自"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以及东亚分工体系的调整。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出口结构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了考察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分析了2006—2015年中国对54个沿线国家OFDI的出口结构效应,得出"OFDI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效应有限"的结论。为了发挥对外投资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效应,提出加强国家间合作,推动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