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债务规模与债务结构的双重视角

在提出测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新方法的基础上,基于所测算的数据,从债务规模和债务结构的双重视角,全面分析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债务规模而言,当地方政府债务率相对较低时,增加债务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地方政府债务率相对较高时,进一步增加债务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会减弱。就债务结构而言,当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占比过高时,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更为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隐性债务对民间投资的挤出作用更强。因此,防范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应采取"一刀切"的策略,而应从债务规模和债务结构两个视角综合考量,为各地量身打造防范与化解债务风险的最优策略。     

“民富”比“国富”更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发表该刊新论说，建设和谐社会，实际上意味着政府要重新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重新安排自己的职能。过去若干年，中国整个社会带有强烈的物质主义色彩。各级政府拼命地追求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但因为地方政府的权力未能有效限制，经常为了增长而牺牲环境、生态，甚至牺牲部分民众的权利。可以说，以增长为唯一导向，导致地方政府职能错位、行为扭曲，进一步导致社会的失调，也造成了文化与精神的失调。因此，建设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社会形成新的政府观。过往的教训表明，实现经济增长不是政府唯一的职能，甚至也不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政府的首要职能是维护正义，通过民主和法治体系，对社会进行公正治理。在此基础上，政府可以按照民主财政程序，进行适度的再分配，使每个人分享到改革的成果。     

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Amery曲线效应——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Armey曲线效应是否存在呢？如果实证结论存在,则可以从一个全新角度来评价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的有效性,为我国政府如何科学合理地确定政府最优规模,提高增强政府调控资源的力度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基于1998-2009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文章采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来检验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Amery曲线效应。研究发现,我国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Armey曲线所描绘的非线性效应;平均最优政府规模为10.04%左右,且在大多数年份内中国政府规模存在扩张无效率的嫌疑。     

地方政府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一个三方博弈的解释

随着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关FDI规模是否适度的问题就值得关注。本文利用缺口理论,通过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外商直接投资者三方的博弈分析,探讨了FDI规模问题,以此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利用FDI规模增长的内在机制,并得出FDI规模问题实质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结论。相应地,解决FDI规模问题就需要中央政府清理整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策不一致的招商优惠政策。     

我国地方融资平台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贷款规模增长的爆发性、平台使用效率低、违规关联担保多发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急剧扩大等。文章提出明确政府的职能和定位、明晰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政府应作为理性信用担保者参与项目运作等化解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的路径和办法,以期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     

分权与区域经济发展:面向一个最优分权程度的理论

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已有的理论认为分权可以使得地方政府更好地发挥其信息优势,同时,分权也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好的经济激励,因此,分权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是在经验研究上,中国的分权改革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本文认为,分权也可能带来一些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利的影响,其中,由于地方政府的战略性经济发展政策和对经济的干预而导致的经济资源误配置是分权所带来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成本。因此,在理论上可能存在一个最优分权结构,偏离了最优程度的分权反而可能对经济增长不利。     

我国政府人员规模和人口规模非线性系统的动态经济学分析

文章应用动态经济学原理,建立了我国政府人员规模(GM)和人口规模(POP)非线性动态系统(GM-POPNLDS)模型,揭示了我国GM和POP的非线性关系及最优政府人员规模。结果表明:我国POP对GM的影响呈现U型的非线性关系,人口规模在120 398万人时对政府人员规模的影响出现动态的结构性变化。目前,我国POP对GM的影响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说明控制人口规模可以抑制政府人员规模的扩大。GM具有增长极限,与中国人口规模相适应的政府人员最优绝对规模为2 199.702 27万人,最优相对规模为1.3972%。目前,中国政府人员规模较GM-POPNLDS的最优规模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我国应大大放慢政府人员规模扩张速度。     

政府最优规模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政府对经济的作用尤其是政府规模问题历来都是经济学各派争论的焦点.本文首先建立一个理论模型,说明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得出政府最优规模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在实证上,运用云南省的经济数据分析了云南政府的最优规模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权力经济的成因

[英国《金融时报》5月23日]中国经济当然是市场经济，但为什么被当成权力经济？政府各部门权力增大，职能增加，规模扩大．政府为完成经济增长和其它社会增长任务，比以前更多介入了经济活动。     

“善治”语境下优化地方政府规模路径选择

优化地方政府规模,目的是要地方政府尽可能地以最少的行政成本提供最优的公共服务,实现公共服务目标最大化。我国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张之势需要以"善治"理念优化。善治的实际就是还政于民,指向人民的公共利益,国家权力回归社会,国家与公民间的良好合作。以善治为导向,以实现公共服务目标最大化为目标,打造有限责任政府、打造阳光政府、建设满意政府、规范地方政府规模扩张、优化地方政府规模成为必然选择。     

企业自身视角的企业信用内涵探析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企业信用是整个信用体系的基础与核心,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客观要求,也是企业自身长盛不衰的基本条件之一。随着社会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企业守信"不仅是社会对企业的客观要求,还应是企业自身追求长久发展并对品格和能力等无形资源积极创造的要求。企业     

建国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历史沿革

建国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性特征由于利益主体和具体的利益内容不同而反映出不同的时代特征,而党的领导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为指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根源性问题的解决也反映了党执政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执政能力的不断增强。     

考虑讨价还价和经理能力的有效激励研究

在委托代理理论中,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各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且他们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等不确定性因素,委托人应对代理人进行有效的激励和引导,使其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力,达到企业业绩最优。本文建立了一个动态的经理激励合同设计模型,假设经理在完成第一期任务后,可以与委托人重新谈判,进而对经理的有效激励问题进行了研究。根据计算和分析得出,经理能否得到满意的固定薪酬对经理人的行为选择和企业的长期业绩有重要的影响。     

关于投保人缺位情形下人身保险合同解除的有关问题

基于人身保险合同的特殊性,在投保人缺位（死亡或者破产）的情形下,保险合同因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利益而继续有效,而此时保险合同的解除权如何行使在我国《保险法》中未作明确规定,这就难免滋生纠纷并影响权益救济。根据各方当事人利益平衡原则,有必要从理论层面上探讨在投保人缺位情形下人身保险合同解除权行使规则,并从投保人和保险人两个角度对如何完善人身保险合同解除具体制度进行设计,提出立法对策和措施。     

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理论基点、实践难点及政策切入点

农民工是我国现阶段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一个日益尖锐的特殊问题，正视它的存在并积极求索化解之道势在必行。文章在农民工社会保障理论基点的基础上，重点剖析了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和障碍因素，并提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策选择。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社会范型转向

人从自然界中走出来，但不能脱离自然界而独立自在，而是与自然界构成一个完整和谐的整体。当人将自身的力量加于自然的同时，既影响人外部自然的变化，也影响人自身自然的变化即人体自身的人化，这是个人成为社会成员的基本条件。工业文明颠倒和割裂了生产、生活与生态的秩序和联系，使自然生态环境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人类应该从工业文明的社会范型转向生态文明的社会范型。     

浅析重塑"个人契约"与企业变革

变革已成为企业21世纪的生存法则。本文从“个人契约”的角度，阐述了企业变革中普遍存在着的员工抵制问题。并在分析重塑“个人契约”及“心理契约”在企业变革过程中的关键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企业在重塑“个人契约”进程中应做好的几项工作。     

常州市旅游商品的开发设计策略研究

变革已成为企业 2 1世纪的生存法则。本文从“个人契约”的角度 ,阐述了企业变革中普遍存在着的员工抵制问题 ,并在分析重塑“个人契约”及“心理契约”在企业变革过程中的关键地位的基础上 ,进一步论述了企业在重塑“个人契约”进程中应做好的几项工作。     

论期刊编辑对学术不端行为的防范

学术不端行为是学术腐败的重要表现,是当前学术界必须解决的问题。期刊编辑应充分利用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把好初审关,公正遴选审稿专家做好论文评审工作,在完善管理制度的同时注意提升自身素养。通过硬件检测系统、审稿专家库、反学术不端联盟等构建立体化反学术不端体系。     

党校收入多元化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47家市委党校的截面数据分析

选择中国47家市委党校的截面数据为样本,对党校收入多元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为：党校培训容量对党校收入多元化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党校人力资本对党校收入多元化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党校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对党校收入多元化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党校所在地居民收入对党校收入多元化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党校所在地产业结构对党校收入多元化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