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群空气质量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2015—2017年全国20个城市群的空气质量数据,分别从多个时间尺度比较总结了城市群空气质量的时空演化特征,对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群空气质量影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并总结了社会经济驱动规律。研究表明:(1)2015—2017年,全国城市群空气质量指数波动上升;空气质量呈季节性变化;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平均比例降低;空气质量指数空间上呈"北高南低"格局,且城市群内部空气质量趋于均衡;空气质量指数分布形态较为稳定,且不同类型城市群空气质量指数差距缩小;(2)人口集聚、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能源消耗和技术进步对整体城市群空气质量变化具有显著影响,但各影响因素对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群的空气质量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强度存在差异。     

中国县域普惠金融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县域普惠金融的均衡化发展是助推国家金融战略实施的重要环节。文章采用中国2007—2017年1 972个县域数据,考察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格局、演进趋势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县域普惠金融整体水平较低,且呈稳步上升趋势;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显著且随时间扩大的地区差距,并具有显著空间正自相关,且高热点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成渝城市群;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演化趋势存在显著的"俱乐部趋同"和"马太效应",同时处于高水平县域的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最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就全国而言,公共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与本地及周边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而就地区(东中西)而言,各影响因素差异性明显。最后,依据实证结论得出相关政策启示。     

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收集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企业的信息,利用核密度分析和热点分析方法对1995、2005、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企业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物流企业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95—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企业在数量上急剧增加,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由分散趋于集中,形成北京市、天津市及石家庄市三大集聚中心,物流企业的分布区域由京津冀城市群西北部向东南部转移,但北京市及周边区县物流企业发展水平始终较高。对比京津冀城市群2015年商业物流企业和国有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可以发现,商业物流企业布局受第三产业比重、道路密度、居民可支配收入、企业集聚的影响。该四类因素对物流企业布局的影响均存在区域上差异,企业集聚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各区县物流企业布局的影响最大,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对物流企业布局的影响区域差异最大。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宜居水平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在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城市宜居水平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以2004—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宜居要素空间数据库为基础,首先运用熵值法和Moran’s I指数探讨了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宜居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其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其宜居水平演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从宜居水平的时间演变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宜居水平位序变化明显且中低水平城市提升较快,城市间差距不断缩小。②从宜居水平的空间演变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宜居水平参差不齐且空间相关性较弱。③各城市宜居水平在单一标准层下的地域分异与综合标准层下的地域分异存在显著差异,单一标准层下各城市均有其优势与不足。④自然地理环境与区位的优劣对宜居城市建设具有直接影响,社会经济方面,人均市政设施维护建设投资额、人均住宅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及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水平呈正相关,而工业SO2排放量与城市宜居水平呈负相关。     

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企业创新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

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活动的核心地区,具有引领国家创新发展的作用。基于1995—2013年140.87万件企业发明专利数据,采用基尼系数、集中度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内企业创新发展阶段、空间分异、蔓延形态与等级结构进行剖析,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企业创新发展整体呈指数型增长态势,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各城市群创新产出变动趋势各异,其中中国加入"WTO"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是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事件。(2)三大城市群企业创新空间分异指数变化均呈"倒U型"。京津冀城市群空间非均衡性最显著,以京津"双核心驱动"为主,未形成区域性城市创新等级结构体系。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均呈现"多中心带状蔓延形态",等级体系上存在"倒金字塔型"和"金字塔型"两种结构。(3)影响因素分析发现,经济基础与政府政策支持是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产业结构、本地高等教育资源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地区效应差异化明显。     

中国三大城市群多中心网络的时空演化

回顾了城市群多中心网络的测度方法,并结合企业总部—分支机构的特性进行了计算方法的进一步完善,在此基础上,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3个典型城市群的多中心网络进行了2001—2009年的演化研究。研究发现,三大城市群的跨城企业数量明显增加,城市间总部—分支机构的联系表现得更为频密且逐渐增强,区域一体化程度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尽管3个典型城市群的多中心程度在增强,但是城市体系的层级性却有增强的趋势,核心城市的多区位企业集聚现象更为突出,多中心程度的增加主要来自于整体网络的拓扑结构演变。     

湖北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时空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湖北省17个城市2004—2013年的空气监测数据为基础,利用Daniel趋势检验、空间插值分析、面板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时空演化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0年间湖北省城市空气质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空气质量下降的城市有10个,并在月份上表现出U型特征,冬季的1月和12月份是空气污染最严重时期。其次,湖北省的城市空气污染存在一定的空间转移趋势,SO2的污染重心由鄂西的恩施州和宜昌等地区,逐步向荆州、宜昌以及鄂东南的黄石、鄂州转移;NO2和PM10的污染主要集中在个别受工业污染与城市汽车尾气排放影响比较突出的大中型城市,如武汉、宜昌、鄂州、黄石等地区。面板计量检验表明,建成区面积、汽车拥有量两个解释变量对空气环境有着显著的作用,SO2和综合空气质量指数与城市经济发展呈现U型曲线的变化趋势,空气污染依然严峻。因而,严格控制城市规模、有序地进行城市建设和汽车尾气污染治理是当前湖北省城市空气环境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向。在产业结构调整、工业污染减排的大背景下,未来需优化区域产业布局、落实涉气建设项目环评区域限批、加强区域联防联控。     

城市群视角下黄河流域生态效率时空格局演化及溢出效应研究

城市群是能够兼顾黄河流域生态治理整体性与差异性的重要治理单元。运用SBM-DEA方法测算2007—2018年黄河流域五大城市群51个城市的生态效率水平,利用修正引力模型构建城市及城市群生态关联网络,分析流域城市群生态效率时空格局演化规律及网络关系。研究发现:黄河流域生态效率整体呈持续改善态势,其中呼包鄂榆城市群与山东半岛城市群生态效率水平较高,中原城市群与兰西城市群生态效率水平相对较低;各城市群中核心城市生态效率更高,城市群交界区域容易形成"生态洼地";五大城市群之间生态关联强度则呈"U"型变化;中原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生态溢出能力较强;个体城市之间表现出典型的"高位溢出、低位吸纳"的生态溢出效应。     

中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中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综合评价体系,利用Arc GIS核密度估计、探索性数据分析(ESDA)、冷热点等空间分析方法,对1999、2006和2015年科技创新能力的时空格局、总体趋势进行研究,并采用Geo Da对形成这种格局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直辖市及省会城市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远高于其他城市,占高校科技创新总量的80%以上,与其他城市的差距逐渐增大;(2)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科技创新能力整体大幅提高,高值区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城市,中西部地区低值区连片分布,东部和中西部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差异日益显著;(3)1999—2015年,科技创新能力的热点区稳定地分布在环渤海、长三角地区,冷点区大幅减少;(4)教育财政投入、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与第三产业比重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时空格局形成的主要因素。     

中国人才集聚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区位商理论,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中国人才集聚变化,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探索中国人才集聚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人才集聚差距逐年缩小,东部地区人才集聚程度最高、东北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第三、中部地区最低;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政性教育投入对所有分位点的人才集聚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资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对低分位点人才集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对人才集聚在高分位点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大学对人才集聚在中间分位点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地区开放性对人才集聚在不同分位点的影响不一致。最后,针对人才集聚程度较低的地区,从经济基础、政策环境、文化教育和社会环境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     

中国经济韧性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数字金融视角

为促进区域经济韧性协调发展,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Theil指数、ESDA等方法解析中国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化特征,并通过SPDM模型识别影响经济韧性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讨论不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差异。结果显示：(1)经济韧性整体呈波动上扬态势,东部地区经济韧性水平最高。(2)经济韧性呈愈发均等化发展态势,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差异较大。(3)经济韧性水平大致呈“东强西弱”的空间分布特征,强韧性省(市)多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弱韧性省(市)多位于西部内陆地区,且空间关联模式主要表现为H-H型和L-L型。(4)数字金融对经济韧性发挥显著促进效果,且两者之间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5)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单一门槛效应下,数字金融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呈边际递增态势,即当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数字金融才能够对区域经济韧性发挥显著促进效果。     

湖北省区域经济格局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以县域为单位,以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三个评价指标,研究了2000年到2011年湖北省区域经济时空格局差异。通过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的方法,对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经历了先减小后增大的过程;县域相互位置关系和经济结构因素是区域经济动态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地形、人口密度和城市化率等自然社会因素也对其变化有一定影响。     

企业投资视角下金融科技的空间联系网络演化与影响因素

基于金融科技企业投资数据构建区域间的金融科技空间联系网络,运用趋势面分析、模体分析方法、网络中心度以及网络社团发现算法分析网络的全局特征与结构特征,并运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探究金融科技网络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金融科技本地关联空间分异特征较为显著,表现出明显的空间不平衡性,外部关联网络演变逐渐复杂,呈现出由区域中心型网络逐渐向均衡型的复杂网络结构过渡,覆盖广度也明显提升。(2)省级网络与市级网络具有一定结构异质性,拥有关联趋向性的模体是金融科技空间联系网络的重要组成结构。网络社团发现有金融科技企业投向超越地理约束的投资模式转变。(3)网络自组织效应、节点属性效应、多维邻近效应均是影响金融科技网络形成的重要因素。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加快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及环保减灾五个维度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熵值法、Moran指数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总体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但维度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服务和环保减灾服务是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升的核心驱动力,而教育文化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则成为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升的短板。(2)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区域差异显著,整体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分布格局,且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关系。(3)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本地区和邻近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升具有促进效用;农村人口密度则对本地区和邻近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升具有负面影响;城镇化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农村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具有相反影响。     

我国区域创新差异时空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了我国2001-2011年区域创新水平存在的差异及其时空格局演化,并探讨了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10年间,我国区域创新差异总体呈现扩大的趋势;我国区域创新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并逐渐呈现空间集聚的态势;我国区域创新增长水平也存在差异;人才因素已经成为当前推动我国区域创新的重要因素.     

中国城市网络腹地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随着城市网络联系的日益增强,城市外部影响力日益拓展到更加广阔的地理空间,城市网络腹地的研究已经成为新时期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课题。文章基于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总部—分支机构的网络视角,研究中国城市网络腹地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网络腹地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体系经济景观的显著特征,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网络腹地规模分布呈现等级结构特征,网络腹地空间模式存在明显的类型分化,同时超越本地的经济联系构成腹地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导致许多城市的网络腹地相互交织重叠;(2)资源优势、地理距离等城市属性是塑造网络腹地关系的重要因素,其中经济规模通过市场潜力、政治地位、知识厚度、经济效率等中介机制正向影响着城市拥有或嵌入网络腹地的能力,区位条件的改善倾向于提高城市间网络腹地关系产生的概率,历史上形成的网络腹地关系对网络腹地格局演化具有持续性的影响。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政府需要顺应网络腹地的发展趋势,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组织城市经济活动,并高度关注城市知识性资产的积累,以充分释放网络效应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     

中国大陆入境旅游产业结构时空格局演化及类型划分

以大陆31个地区2000—2012年入境旅游产业发展数据为例,综合利用产业集中指数、区位熵、偏离—份额分析等方法,揭示入境旅游产业结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进一步对各产业部门进行类型划分。结果表明:2000—2012年大陆入境旅游产业各部门均获得一定程度发展,长途交通、购物、住宿部门在入境旅游产业中占据较大份额。入境旅游产业集中指数及专业化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带特征。结构性因素与竞争性因素对入境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显著的地带效应,结构因素对东部地区入境旅游经济的贡献较大,对中部地区的贡献较小,2000—2012年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增长中"结构红利"现象明显。根据动态SSM分析结果,可将入境旅游各产业划分为4种类型,交通、游览、购物总体上属于结构驱动型产业,住宿、餐饮、邮电通信属于竞争力驱动型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