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趋势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已成为形成和畅通国内大循环体系的重要基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五要素是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驱动力.为探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城乡"生态、经济、安全、社会"四维协调发展系统,运用熵权法测算并归纳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结果 表明: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总体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形成东部较强、西部较弱的空间格局,地区差异呈现缩小趋势;东部地区经济协调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东北地区生态协调与安全协调水平较高,优势明显.基于此,应以改善城乡生态环境、提高城乡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社会进步水平、统筹城乡发展与安全为路径,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文章理论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机理,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量了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际单位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省际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上升程度较低,且整体上耦合协调度较低,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地区递减的现状;（3）影响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主要有政府支持力度、创新能力水平、教育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因此,各地区可因地制宜,通过改善以上因素来提升本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同研究——基于江西省脱贫县(市)的数据北大核心

通过构建城镇化、乡村振兴指标评价体系来分析两系统的耦合协同度,探索城镇化、乡村振兴的协同演化规律。基于江西省2011—2018年10个贫困县(市)的统计数据,首先运用熵权法测算出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综合指数,进而利用耦合协同模型对两者的耦合协同度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2011—2018年,江西省10个县(市)的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平均指数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分别从2011年0.4293、0.3690上升到2018年的1.2408和1.1607;其耦合协同度从2011年的中度协同(0.4173)向2018年的高度协同(0.7541)过渡;不同时序脱贫县(市)的协同度具有较大差异。因此,要进一步实现要素流动的双向流动,振兴乡村发展水平,真正达到城乡融合发展,从而有效促进贫困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长江经济带城乡协调发展评价及其时空格局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2003、2008和2013年长江经济带131地市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乡村发展水平进行时空定量分析,然后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城乡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规律,最后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冷热点分析对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差异进行时空分布格局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发展水平和乡村发展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城乡协调发展耦合度先下降后上升,协调度先缓慢上升后加速上升。城乡协调发展高值集聚区和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下游地区,逐渐向中游地区扩展;低值集聚区和冷点区域主要分布于中上游地区,逐渐向上游地区收缩。     

乡村产业振兴协调度研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与已有基于截面数据研究不同,采用空间数据,基于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构建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运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协调度模型,对宁夏乡村产业振兴水平、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协调度及耦合度进行评价,揭示宁夏乡村产业振兴水平与空间分布。结果表明,宁夏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空间差异明显,呈北高南低空间分布;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发展协调度较为分散,呈现东高西低空间格局;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耦合度呈交错式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结论可以为巩固拓展国家级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借鉴。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互动关系研究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解决城乡发展面临困境的重要战略,明确两大战略的发展现状及其互动关系,对西部地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城乡融合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西部地区12个省份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西部地区两大战略的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结果发现,2013—2018年,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低于新型城镇化水平;两大战略发展存在空间差异,且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耦合协调度也较高,在内蒙古、重庆、广西和四川等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两大战略实现良性互动,在青海和西藏等比较落后的地区,两者勉强协调。西部地区需要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注重交通通信的发展,重视人力资源,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两大战略的高水平协调共振和城乡融合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关系比较研究北大核心

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的逻辑框架,利用熵值法对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进行测算,并运用耦合协调度分析13个城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13个城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度较高;各城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协调度参差不齐,北京为良好协调,天津和唐山为初级协调,其他城市为轻度或重度失调;2010、2015、2018年3个年度里,北京、天津、承德、张家口、秦皇岛5个城市为新型城镇化引领型,新型城镇化对乡村产业振兴的贡献度较高;2010年廊坊为新型城镇化引领型,2015年转变为乡村产业振兴引领型;而石家庄、唐山、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7个城市则为乡村产业振兴引领型,乡村产业振兴对新型城镇化的倒逼作用高于新型城镇化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促进作用。     

城镇化水平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度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在回顾已有城镇化质量以及协调度评价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新近的城镇化质量分段函数评价模型,对河南省18地市2001—2010年的城镇化质量进行动态评价,采用协调度模型对河南省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的协调状况进行评价,主要结论为:1各地市城镇化质量指数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指数和基础设施指数的持续增长,而生活质量指数、社会发展指数、城乡统筹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波动变率较大,反映出城镇化质量"重形式轻内涵"。2各地市的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度处于稳步上升态势,至2007年,河南省所有地市全部摆脱弱度失调,进入不同层次的协调发展阶段。3各地市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度的地域差异较大。郑州、洛阳、平顶山、鹤壁、焦作、三门峡、济源七地市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的协调度较高,商丘、周口、驻马店、濮阳等地市协调度较低。4当前河南省城镇化水平与质量整体协调水平较低。高度协调、中度协调、低度协调、弱度协调的地市数量分别为1、6、7、4,低度协调和弱度协调的地市数量占全省地市数量较高。     

快速城镇化下欠发达平原农区的聚落规模变化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影响着区域城乡聚落规模的变化和空间分布状况。基于1972—2015年豫东平原地区的聚落斑块数据,运用城市/乡村位序—规模法则、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欠发达平原农区聚落斑块规模变化特征。结果发现:(1)研究时段内豫东平原聚落呈现出斑块总面积、平均斑块面积逐渐增加,斑块数量逐渐减少的特点。(2)研究区域内城镇聚落规模增长较快,其规模分布的齐夫指数逐渐上升,且1995—2015年拟合指数上升幅度较大,位次靠前的城镇聚落在体系中的优势更为凸显。(3)区域乡村聚落符合负指数位序—规模分布特征。模拟结果显示,1972年以来,其拟合曲线斜率逐步变大,说明较大的乡村聚落稳步增长,较小的聚落不断减小。(4)区域内规模相对较大的聚落斑块多集中分布在交通节点上。(5)对不同规模等级聚落到县/区中心所在地邻近距离的分析发现,同一年份不同等级聚落到县/区中心的平均邻近距离从Ⅰ级到Ⅴ级聚落逐渐增加,说明研究时段内小规模聚落与中心的空间联系弱于较大规模聚落;不同年份同一等级聚落到县/区中心的平均邻近距离从Ⅰ级到Ⅴ级聚落则有所下降,说明较大规模聚落与中心的空间联系逐渐增强。在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豫东平原地区城镇聚落、乡村聚落规模变化特征的分析,对合理规划城乡聚落,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耦合关系研究——基于湖南省88个县(市)数据的分析

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县域人口回流趋势明显的背景下,实现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运用复杂系统理论探讨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相互作用机理,进而构建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以及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关系模型,以中部人口大省湖南省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GIS技术对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和空间可视化表达。研究表明:①县域城镇化是人口、产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各系统协调发展的过程,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②湖南各县域整体上人口城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低,且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天津市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协调度的研究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简称"三化")协调发展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重要基础。从系统论思想出发,构建天津市"三化"发展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数学建模,计算1992~2011年度"三化"子系统协调度并运用协调度评价模型实证评价各个年度的协调度,进而计算天津市"三化"发展协调度。结果发现,自2005年起,天津市"三化"协调度和发展协调度失调现象日趋严重。最后就实证结果提出相关建议。     

欠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水平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基于政府效率和互联网发展视角

欠发达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共进,面临着特殊的后发挑战,是影响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不确定因素,然而这方面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文按照量化分析的范式,采用2005—2018年省级数据,构建中国欠发达地区的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两者的耦合协调等三个水平指数,并利用计量模型研究欠发达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共进的影响因素,提出深化两者协同共进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推进中国欠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从而实现深度和可持续的协调共进提供新思路。     

基于NPP数据的河南省淮河流域生态经济协调性分析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是评价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指标。基于MODIS17A3数据分析河南省淮河流域NPP时空演变特征,顾及区域主体功能类型特征构建生态经济协调度模型,对研究区生态经济协调关系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2001—2010年,研究区NPP均值为395g·m-2·a-1,呈中部高、南北低的特点;10年间NPP总体呈增加趋势,年均增长率为3.48%。(2)流域生态价值呈"倒U型"曲线波动变化,2008年达到最高值896.08亿元,最低值为2001年的675.78亿元,单位面积生态价值为96.8万元/km2。(3)流域GDP呈线性增长,人均GDP高值区集聚在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核心区,形成了流域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京广线以西的黄淮平原农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集聚分布。(4)流域生态经济协调度先降后升,呈"U型"曲线变化。协调发展区域沿陇海、京广线分布,主要集中在中原城市群地区;弱协调发展区域沿京广、陇海线分布在协调发展区域的外围及桐柏、大别山区;失调发展区域分布在京广线以东,主要是黄淮农区的县市,长期处于失调发展状态。最后,提出了构建淮河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和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以解决主体功能定位对流域经济和居民福祉的影响。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基于省级尺度时空演化分析

协同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分析与地理探测器等模型,系统剖析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12年以来全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水平不断提升,逐渐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差异逐年缩小;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但省份间的联动效应及高值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经济城镇化、生活富裕、乡风文明和社会城镇化是影响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其中生活富裕最关键。     

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研究

文章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时空演化规律,并借助障碍度模型诊断关键障碍因素。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现上升态势。就空间差异而言,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表现为“沿海地区高,内陆地区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就时间演变而言,各省份主要呈现“橄榄球”型耦合分布状态。就障碍因素而言,产业兴旺为影响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障碍因素。     

乡村振兴助推绿色城镇化发展研究

目前,从乡村振兴视域研究绿色城镇化还有待破题。乡村振兴,为绿色城镇化的谋划与推进,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长远的考量。当前,绿色城镇化推进出现了忽视整体认知和实践贯彻的全面耦合性;忽视了城市与乡村的一体性;忽视了绿色城镇化的动力持续性等问题。这些问题的破解,需要在深刻认知乡村振兴与绿色城镇化的逻辑关联下,进一步变革城乡居民发展理念,根植绿色发展认知;推进农村产业改革,提供绿色生态产品;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供绿色城镇化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农业农村基础功能,为绿色城镇化推进提供价值支撑;推进城乡协调发展规划,引领城乡生态规划实践;推进城乡产业转型升级,为绿色城镇化提供产业支撑。     

基于乡村转型的黄土丘陵区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

以典型黄土丘陵区——兰州市七里河区为例,以65个行政村为研究单元,基于农村发展特征综合数据库,采用Delphi与AHP方法,从乡村发展度、乡村转型度、城乡协调度出发评价了乡村转型发展水平和乡村发展比较优势。结果表明:1七里河区乡村发展度、乡村转型度、城乡协调度均具有明显随坪台区—丘陵区—低山区—中山区变化的海拔梯度格局。坪台区区位优势明显,乡村转型发展水平最高;丘陵区农业发展基础好,乡村转型发展水平较好;南部低、中山区乡村经济发展缺乏有效的支点和动力,乡村转型度相对较低。2坪台区位于城市边缘且"城乡结合部问题"明显;丘陵区村庄分布零散且农户对居住环境改善需求强烈;低山区原土风貌特征明显且集聚整治空间有限;中山区生态环境脆弱且居民点废弃比例较高。3采取城乡融入型、前山集约型、低山提升型、中山迁移型4种整治模式可实现七里河区农村居民点多元化和差别化的科学整治。     

省域农业现代化指数与乡村文化指数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通过农业现代化指数和乡村文化发展指数,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中国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及空间分布关系,最终根据2016年中国5种乡村文化子指标和5种农业现代化子指标,计算得出各省市的乡村文化综合指数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进而计算出各自这两种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分析各自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总体乡村文化发展指数低于农业现代化指数,农村文化生活发展滞后;全国主要地区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文化发展处于高度协调、较高的耦合关系,但是个别地区的协调度和耦合度较低;这两个系统的发展程度与经济总体发达程度空间分布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即东部地区各种指数较高,而西部各种指数较低。     

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

基于系统科学视角,构建了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8—2017年我国31个省(市、区)(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与城镇化质量、区域经济质量的发展变化特征之间具有一定关联性,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滞后于其它两个子系统发展,且滞后期大约为2年;②2008—2017年,我国各省(市、区)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关系总体比较稳定,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明显;③从风险因子探测结果来看,人均GDP、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货物进出口总额是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因子交互探测结果来看,双因子交互作用要强于单独因子作用;④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是由基础设施支撑力、资源集聚力、经济拉动力、政府调控力、市场推动力、社会促进力等多元驱动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     

空气质量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关系研究——基于全国73个主要城市的数据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空气质量和城镇化质量问题成为当前全民关注的焦点。基于《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对全国城市城镇化质量的评价结果和按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测度的全国73个主要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通过协调度计算公式计算二者的协调度,对73个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我国目前的空气质量问题不容乐观,绝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2)东南沿海地区的城镇化质量优于中西部地区,73个城市的城镇化率和城镇化质量总体上匹配良好;(3)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水平处于中度协调和勉强协调,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以京津冀地区为圆心的环状分布,越接近圆心协调度越差;(4)空气质量指数和城镇化质量指数相关关系不强,73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与城镇化质量匹配度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