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源错配、空间溢出效应与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系统探讨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3-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表明地方政府以低价大规模供应工业用地的行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不利影响；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说明土地资源错配不仅抑制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还对周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意味着土地资源错配引发的空间溢出效应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中发挥了重要的抑制作用；土地资源错配对不同区域城市、不同规模城市以及不同资源禀赋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对特大城市的影响显著为正，对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影响显著为负；且抑制了资源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但对非资源型城市的负向影响尚未凸显。     

论城市规模政策与城市规模效益

实证与理论研究都表明大城市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多重规模效应。针对我国城市集聚程度较低、规模效益较差的现实,应当调整我国现行的城市规模政策,走以集中型为主的城市化道路,以充分发挥城市的规模效益。     

产业结构视角下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在理论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04—2016年中国24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论如下:整体来看,地方政府绝对竞争与相对竞争不仅可以直接抑制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还会通过引致产业结构的工业化抑制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就总效应而言,地方政府绝对竞争与相对竞争仍抑制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稳健性检验支持以上观点;分地区、城市规模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中等城市、小城市地方政府绝对竞争与相对竞争均能通过引致产业结构的工业化来抑制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大城市地方政府绝对竞争与相对竞争未能通过引致产业结构的工业化来抑制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对人均GDP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指出城市规模扩大的外部正效应远远大于负效应,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大城市比在中小城市发挥的作用更大。     

户籍管制、城市规模与城市发展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面临两难政策选择:放开户籍管制所产生的农民工市民化效应将促进城市发展,但同时产生的公共服务拥挤效应也将对城市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运用2005~201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放松户籍管制,对小城市的发展具有正的净效应,而对大城市的发展具有负的净效应;规模较大的城市倾向于加强户籍管制,而加强户籍管制又提升了大城市的规模潜力,使其规模进一步增大,即大城市户籍管制具有自我强化特征。户籍改革的突破口在于中小地级城市,前提在于促进中小地级城市发展,缩小与大城市的收入差距。     

走以大城市为主导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人口城市化道路“以小为主”还是“以大为主”,争论的实质在于城市规模效益的评价。突破以往仅就经济特别是工业化评价城市规模效益的局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集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效益于一体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城市规模效益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综合效益与城市规模成正相关变动的结论,为阐发以大城市为主导、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提供有力理论支撑;走“以大为主”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并非城市规模越大越好,因为城市规模与经济、社会因子等的效益不完全成正相关变动,需要具体分析,警惕拉美超大城市畸形发展的城市化“陷阱”发生。     

制度变迁背景下中国城市空间增长驱动力探讨

制度变迁及其相应的复杂影响必然在城市空间结构上有着明显的表征,并强烈影响着城市空间增长的进程。文章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度变迁及其空间效应,构建中国城市空间增长驱动力理论分析模型并进行实证验证,结果表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增长、道路交通情况、农用地租金和政府财政分权共同影响着我国城市空间增长,其中道路交通改善和人口增长具有主导性的驱动作用;政府财政分权对东部城市空间增长的驱动力更大,耕地产值的提高对东部城市空间增长的抑制不明显,中西部城市空间扩张最主要驱动因素是道路交通系统的完善;单位耕地高产值和耕地保护政策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建成区的盲目扩张,大城市的空间规模对人口增长的敏感度降低,而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带来的人口规模增长是小城市迅速扩张的潜在巨大推动力。     

公共服务、城市规模与人才区位——基于新空间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将城市规模引入新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探讨公共服务、城市规模对人才区位的影响机制,并且利用2011-2017年CMDS微观数据匹配244个城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①城市规模对公共服务影响人才区位具有非线性门槛效应,只有当城市规模满足一定门槛条件时,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才能显著吸引人才流入;②全国层面的实证分析有效验证了理论预期;③分区域看,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门槛条件具有异质性,东部地区人才流动呈现竞争效应,中西部地区呈现集聚效应;④分城市等级看,大城市与中小城市门槛条件差异明显,满足门槛条件时,加大中小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吸引人才效果会更显著。最后提出基于城市规模和区域异质性的公共服务供给对策。     

中国十大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比较研究

我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对推进我国城市群战略实施效果评价和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综合运用地理软件和空间分形理论,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分维数和回归方程入手,探寻中国十大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的异同点及其变化规律。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群整体呈现出倒"T"型结构;且各个城市群都是高度集中于某一地理要素,核心城市主要以高速公路及铁路干线为扩散轴向外扩散延伸;城市群的未来发展是中西部地区。随着城市群战略的推进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市群可扩张土地的减少,使得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出现了一定的"挤压"效应。     

多中心空间结构是否有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

结合区域经济理论,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从多中心视角探讨了区域空间结构对中国企业生产效率的动态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区域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特征,将样本按照企业所处城市规模、行业要素密集度以及生产规模划分之后,此结论依然稳健。在作用机制方面,市场一体化和要素流动加快是多中心空间结构提升中国企业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市场一体化与要素流动加快在多中心发展模式影响企业生产效率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     

中国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变迁研究

大城市的企业是否支付更高的工资,历来是极具争议的问题,产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城市规模对劳动者工资产生的外部性发生着动态变化.本文通过匹配《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同时借助中国人口普查分区县数据,系统估计了2000-2009年间城市规模带来的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工资溢价情况.研究发现:(1)中国的大城市存在显著的工资溢价效应,但工资溢价从2000年到2009年呈下降趋势,这一结论在控制了企业劳动者的个体特征、企业的选择效应以及城市规模与劳动力工资之间反向因果关系后仍然成立;(2)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呈现从西到东逐渐递减的特征,再次说明中国城市化进程存在发展滞后和户籍制度掣肘等问题;(3)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不断下降的两个渠道可能是:城市规模对本市、周边企业的溢出效应不断下降和大城市企业的工资增长速度逐渐变慢.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及推动中国城市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借用规模视角下中国城市收缩时空特征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近年来中国城市收缩现象日益突出,客观准确识别城市收缩现象并探究其影响因素,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11—2018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城市收缩指数测度指标体系,从功能规模借用和绩效规模借用的视角,对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都出现增长与收缩并存现象,不同类型收缩城市数量、收缩程度和区域分布都存在显著差异。(2)功能规模借用和绩效规模借用2种效应在城市群和非城市群中均表现出异质性,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现象。功能层面以规模借用形式存在,在全国范围内效应都显著;绩效层面则以集聚阴影形式存在,在非城市群中效应不显著。(3)借用规模因城市规模不同对城市收缩呈现非线性影响,功能规模借用水平表现为大城市>小城市>中型城市,而在绩效层面中小城市表现为集聚阴影,大城市则表现为绩效规模借用。     

单中心或多中心：城市群空间结构对TFP的影响

本文运用夜间灯光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了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对微观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并确定出这种影响下中心城市的门槛规模。研究发现，城市群空间结构与微观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中心城市规模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当中心城市规模低于门槛值时，强调要素集聚的单中心结构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在中心城市规模超过门槛值以后，适度疏解并及时形成多中心化结构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     

城市规模、集聚经济与资本的空间极化——基于我国县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新经济地理学的资本流动模型分析了城市规模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3-2009年我国653个县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集聚效应导致大城市以更高的效率吸收资本,城市规模增长促进了资本深化;控制其他因素后,人口规模增加1%推动城市人均资本存量平均增加0.22%,而省会以上城市的管理职能放大了城市规模的作用。     

地方政府竞争、“双碳”目标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以2007—2020年中国27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我国地级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从横向府际竞争与纵向压力型体制双视角出发,探讨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及“双碳”目标压力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竞争显著抑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2)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双碳”目标压力可以弱化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不利影响,二者的叠加效应有利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3)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在东部、中部以及超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更为显著,而对西部、东北部以及Ⅱ型大城市、中小城市并不显著。因此,应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纵向协调优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完善考核激励制度,建立多维目标管理;针对不同城市异质性,因地制宜地实施目标压力管理。     

工业用地价格、选择效应与工业效率

本文基于新新经济地理(NNEG)理论,首次从"选择效应"的视角对工业用地价格影响工业效率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与实证探讨。利用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和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数据库,从区县和企业维度实证分析了2007—2012年中国35个省会、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工业用地价格对工业效率的影响,验证了选择效应的存在性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工业用地价格对工业效率具有提升效应,且在城市内部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中心城区的选择效应强于外围地区,在考虑不同效率测度方法和空间识别策略的情况下,结果仍然稳健;第二,工业用地价格上升带来的工业效率优势来源于选择效应,其作用机制体现在更低的低效率企业进入比例和更高的低效率企业淘汰风险。     

企业规模、城市规模与集聚经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2004年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检验了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得益于何种类型的集聚经济。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和城市人口规模效应后,小型企业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行业内集聚经济),在超大和特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跨行业集聚经济);中型企业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但只在特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大型企业即使在特大和超大城市中也很少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     

中国大城市的企业生产率溢价之谜

基于双城模型,本文构建了大城市企业生产率溢价的概念框架,考察了选择效应、分类效应、集聚效应与竞争效应如何导致城市间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分布差异;同时,基于1998—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回答了中国大城市的企业生产率溢价之谜。研究发现:(1)城市的企业生产率溢价是集聚效应、选择效应、分类效应和竞争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行业中这四种作用的溢价贡献不同;(2)集聚效应提高了大部分行业的企业生产率溢价;(3)竞争效应不一定导致大城市企业生产率呈现更大的"贫富不均";(4)城市间异质性企业区位选择存在着"水往高处流"现象;(5)大城市并不一定有更高的市场进入门槛。     

中国的城市规模过大么——基于273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关键发展时期,城市规模迅速扩张,但与此同时也衍生出很多城市问题,中国是否应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针对该问题,本文在包含异质性个体的城市内生性理论框架下,重点分析中国城市的最优城市规模和均衡城市规模的差异,并衡量差异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的均衡规模均超过其最优规模,但规模差异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较小.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中国应该继续鼓励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     

1998-2003城市生产效率:基于包络技术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包络技术估算我国1998-2003年216个城市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和规模报酬状态,对扩张时期城市生产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两个主要结论:一是我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改善,表明城市总体在良性轨迹上发展;二是我国部分大城市缺乏规模效率,投入-产出比例失衡;部分中小城市技术效率不足,要素使用效率低下.因此合理化要素配置和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是我国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