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乐发展的地域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浙江、湖北、四川的比较研究

作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下乡村旅游经济的重要业态,我国农家乐表现出显著的东、中、西区域非均衡发展差异格局。以浙江、湖北、四川3省为研究样本,基于网络数据平台爬取农家乐空间信息,运用GIS空间分析工具及数理统计分析方法,综合比较农家乐地域空间差异特征。结果表明:3省农家乐均呈凝聚型空间分布状态,但空间集聚格局与均衡指数具有显著的省际差异;其中浙江省农家乐呈网络状均衡集聚;湖北省农家乐点状集聚于武汉、宜昌等市,省域分布不均衡;四川省农家乐团状集聚于成都平原,省内空间分布较均衡。进一步探讨省际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发现区域政策供给导向是农家乐空间集聚的驱力,高经济水平是农家乐规模扩张的基础,完善的设施供给是农家乐空间分布的外部依赖,山脉与平原地貌交错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则成为农家乐集聚的沃土与温床。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特征研究

基于地理学视角,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湖北省673项国家级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的空间结构、时间演变及特征进行梳理和分析。研究表明: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发展中总体呈现"四峰三谷"的变化特点,即在石器时期、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隋唐至宋朝时期、明清时期发展兴盛,而在商朝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元朝时期发展缓慢;湖北省非遗十大类型的数量结构表现为四级,整体空间分布为凝聚型,呈现出"四团两带"的"人"字型空间结构,鄂西南及鄂东南是主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密集区,恩施、武汉、宜昌三个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较多;湖北省国家级非遗呈现以武汉及周边地区和宜昌为核心的"双核"结构,省级非遗则表现出以武汉及周边地区为中心的"单核"结构。     

湖北省文化遗产时空演化研究——以文物保护单位为例

以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法对湖北省文化遗产时空演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历经时间较长,主要集中在史前至先秦时期、明朝至近代以来这两个时间段之内。2随着历史演进,湖北省新增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重心移动距离呈不断增加的趋势;移动方向呈现出先向南、再向东移动的趋势,与湖北省历史发展轨迹较为一致。3不同历史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类型表现出较强的相似性,均属于集聚型。4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演化逐渐由"多核聚散"演变为"一枝独秀"的发展模式,从以襄阳、荆州、鄂—黄为中心的聚散分布格局发展到以武汉为中心的分布格局。     

湖北省旅游空间结构识别与可达性测度

基于GIS空间分析功能,以A级景区和星级酒店为空间对象要素,识别湖北省旅游空间结构,利用矢量道路交通网络测度其可达性格局,并应用空间关联方法分析可达性的空间差异。研究表明:1湖北省旅游空间总体上呈现集聚分布态势,其中星级酒店的集聚程度最高,人文景区聚集程度高于自然景区,所有类型要素在各市州间均表现出显著的非均衡集中分布特征;2湖北省各类型旅游空间要素整体可达性较好,但区域差异较为明显,其空间分布具有较高的交通指向和经济指向;3可达性呈较强集聚格局,热点区分布表现为中心—外围结构,由江汉平原腹地沿交通干道向四周梯度衰减,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冷点区集中于秦巴山、武陵山、大别山、幕阜山等外围山区。     

湖北省县区工业市场潜力及空间格局

运用真实市场潜力模型,分析2007—2012年湖北省县区工业市场潜力及其空间格局,并评估工业发展与市场潜力的空间匹配性。结果表明,市场进入性和市场规模决定了地区工业市场潜力。若仅考虑省内需求,湖北省工业市场潜力呈现以武汉、宜昌和襄阳为高值中心,以省域边缘地区为低值外围的空间结构特征。若同时考虑省内外需求,湖北省工业市场潜力则由东向西渐次下降。受生产供给能力和市场进入自由度等因素影响,湖北省工业发展与省内市场潜力县际分布虽显著正相关,但并不完全同步,与外省市场潜力的空间匹配性更差。     

湖北省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其空间关系

发挥绿色发展测度指标体系的检测、评估和导向作用,从绿色美丽家园、绿色生产消费、绿色高端发展三个方面构建了湖北省绿色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多层次评价方法和熵权法,测度湖北省2004—2013年各地市州绿色发展水平,运用Moran’s I指数及其散点图分析湖北省绿色发展空间关系。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包括:1湖北省2004—2013年各地市州绿色发展水平排序为随州、十堰、武汉、襄阳、宜昌、咸宁、黄冈、荆门、恩施、荆州、鄂州、孝感、黄石,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排序为襄十随城市群、荆荆宜城市群、武汉城市群。湖北省各地市州要有重点地改善绿色生态环境,推进绿色清洁生产,践行绿色消费,促进绿色高端发展。2湖北省绿色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关联效应,但时空关联性趋于降低,存在离散现象。湖北省绿色发展需在武汉城市群、襄十随城市群和荆荆宜城市群的框架下,发挥随州、十堰、宜昌、武汉等城市在湖北省绿色发展过程中的引导和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协作,推进协同发展,防止绿色发展的分化风险。     

湖北省旅游流网络结构的特征与优化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湖北省旅游流网络结构,分析湖北省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并进一步分析内部不同区域旅游流的网络结构及其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旅游流空间结构优化对策。研究表明:1湖北省旅游流网络节点核心—边缘结构明显,网络整体密度低,中心化趋势明显,核心节点偏少。2湖北省旅游流呈现出以武汉为核心,以宜昌、十堰、襄阳和恩施为次核心的网络结构。3区域内"两圈"旅游流网络结构差异明显,鄂西圈旅游流网络密度相对较高,武汉城市圈旅游流网络密度较低。最后,研究认为,要进一步建设完善核心节点,加快边缘地区发展;完善旅游交通网络建设;构建新的旅游空间体系的优化路径。     

湖北省工业布局的战略设想

一、湖北省工业布局现状及评价经过三十多年有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建设,解放前,湖北省工业偏集东部一隅的不合理状况已开始得到改变,工业布局基本展开,总的格局初步形成。目前全省工业主要分布在以武汉、襄樊、宜昌三个交通枢纽为中心的,以武汉钢铁公司、第二汽车制造厂、葛州坝水电站等一批大型企业为骨干的,由若干个工业城镇集合所组成的三大工业城镇带(即鄂东带、鄂西带、鄂北带)上。鄂东为武汉、黄石工业城镇带,主要包括武汉、黄石、鄂州、咸宁市等。鄂西为宜昌、沙市工业城镇带,主要包括宜昌、沙市、荆门市等。鄂北为襄樊、十堰工业城镇带,主要包括襄樊、十堰、丹江口、老河口、随州市等。     

基于ESDA-GIS的湖北省耕地生态承压能力时空演变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采用生态足迹模型结合ESDA分析法,以县域为基本尺度,对湖北省2003~2012年间耕地生态承压能力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湖北省人均耕地生态足迹呈上升趋势,耕地承压能力下降,耕地利用总体呈不可持续状态;（2）空间分布上,各县市耕地承压能力差异明显,总体呈现＂西高中东低＂的格局,县市数量上呈＂不可持续〉弱可持续〉可持续〉强可持续＂的＂金字塔型＂结构;（3）空间关联上,湖北省耕地生态承压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HH型集中分布在鄂西且布局稳定;LL型主要分布在鄂中及鄂东,呈＂中部扩大,东部缩小＂的趋势;HL型分布较分散,且有增多和东移的趋势,东部地区耕地承压能力出现了极化趋势。中低产田改造及种植结构调整是增强耕地可持续利用的有效途径。     

基于ESDA-GIS的湖北省耕地生态承压能力时空演变分析

采用生态足迹模型结合ESDA分析法,以县域为基本尺度,对湖北省2003~2012年间耕地生态承压能力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湖北省人均耕地生态足迹呈上升趋势,耕地承压能力下降,耕地利用总体呈不可持续状态;(2)空间分布上,各县市耕地承压能力差异明显,总体呈现"西高中东低"的格局,县市数量上呈"不可持续弱可持续可持续强可持续"的"金字塔型"结构;(3)空间关联上,湖北省耕地生态承压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HH型集中分布在鄂西且布局稳定;LL型主要分布在鄂中及鄂东,呈"中部扩大,东部缩小"的趋势;HL型分布较分散,且有增多和东移的趋势,东部地区耕地承压能力出现了极化趋势。中低产田改造及种植结构调整是增强耕地可持续利用的有效途径。     

湖南省星级休闲农庄空间表征及影响因素

星级休闲农庄作为农业旅游重要衍生项目,有力支撑着农业观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对湖南省1 008家星级农庄的识别和定位,运用数理统计法和Arc GIS空间分析工具,对其空间表征进行系统分析,以探究影响星级休闲农庄分布格局的具体因素。研究表明:(1)湖南省星级农庄空间分布上主要集聚于地级市、州府的城郊地带,呈现城镇居民依托型特征,且集聚强度自东向西逐渐减弱;星级农庄在时序上的集聚特征具有相似性。(2)长沙、衡阳、郴州、岳阳和娄底等湘东及湘中地区呈现高度集聚特征,而湘西自治州、张家界、怀化、邵阳和永州等市域的核密度较低,整体呈"东高西低"的态势。(3)各地级市、州星级农庄数量、增量和区域分布均存在较大内在差异性。(4)星级农庄数量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总人数、旅游总收入和高速公路密度存在显著正相关;此外,星级农庄空间格局呈明显交通趋向性,社会经济条件对星级农庄空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     

湖北省人口—土地—产业城镇化的时空分异与动态耦合分析

基于城乡人口、土地与产业发展的内在关系,构建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测度指标,综合运用三角模型和动态耦合度模型,分析2009—2016年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时空分异特征,识别三者城镇化动态耦合关系和演进规律,结果表明:①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分异特征显著,城镇化属于典型的产业带动型,形成以武汉为主中心,以宜昌、襄阳为副中心的产业城镇化发展格局,城镇化水平高的县域在空间上具有集聚特征,其城镇化的"溢出效应"提升周边县域城镇化水平;②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静态耦合度呈上升式演进趋势,县域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优劣差距明显缩小,县域间城镇化发展逐渐呈现均衡化态势;③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动态耦合度明显低于静态耦合度,由于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上升空间的有限性和社会经济转型压力,经济发达县域更易表现出人口、土地与产业动态变化的不一致性。     

东盟旅桂“客流量—景区—酒店”空间错位及演变

基于多变量视角运用丰度指数、重力模型、空间错位指数、贡献度等,分析2006—2015年东盟旅桂客流量、旅游景区、星级酒店的空间分布格局、重心运动轨迹、空间错位程度和贡献度。结果表明:(1)东盟旅桂客流量重心演变轨迹向西迁移,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空间结构;星级酒店重心演变轨迹幅度较小,整体呈现相对集聚状,突显出"集中"→"分散"的空间特征;旅游景区重心演变轨迹基本呈水平向东演进,在空间格局上呈现"亮点纷呈"态势,分布更加均衡合理。(2)大部分地市错位指数较低,少数地区错位指数显著高于其它地市。高错位区集中在广西东北方向的桂林和西南方向的崇左、钦州、北海,中部地区空间错位不明显,桂林、崇左、钦州、北海是空间错位的关键地市。(3)空间错位贡献度最高的是桂林市,其次分别为崇左市、北海市,其它地市贡献度较低,且贡献指数差别较小。旅游景区和星级酒店对空间错位具有优化作用,降低了空间错位程度,东盟旅桂客流量是造成空间错位的关键要素。     

中国星级酒店空间分布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系统收集相关数据,利用重心模型、基尼系数分析不同星级酒店的空间分布状况及其差异,并构建模型,解释不同星级酒店的空间分布差异。结果发现,一星级酒店与五星级酒店空间分布相对集中,地区差异较大,其他星级酒店空间分布相对均衡,地区差异较小。不同星级酒店的重心位置不同,星级酒店数量南方多于北方。一星级酒店数量西部多于东部,其他星级酒店数量东部多于西部。入境及国内游客对星级酒店的消费倾向两端,经济性消费者多选择一星级和二星级酒店,高端性消费者多选择五星级酒店。客运量对不同星级酒店的影响不同,其中,对四星级酒店影响最大,对五星级酒店影响最小。旅行社对二星级酒店的影响最大,对五星级酒店的影响最小。低星级酒店往往是资源依赖性酒店,高星级酒店对资源依赖程度相对较低。本地人口对星级酒店的消费多集中在低星级酒店,对三星级以上酒店的需求较少。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星级酒店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高星级酒店相应越多。     

武汉城市圈国家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

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特征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以武汉城市圈的56处国家A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运用数理统计和地理信息空间分析方法,对其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的A级景区在空间分布类型上属于集群型分布,空间结构上呈核心—边缘分布结构,以武汉市主城区为核心,形成大别山(鄂北—鄂东)—幕阜山(鄂东南)A级景区集聚带;等级规模上则表现为纺锤型结构,空间上呈现非均衡的集中分布态势。     

广州市星级酒店空间发展格局

酒店业属于传统服务业的范畴,但星级酒店却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本保证,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指标性行业。星级酒店的空间发展格局的形成与城市性质、城市历史文化和城市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城市星级酒店空间发展格局直接影响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外向型经济和投资环境的发展,越来越凸显出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文章对广州的星级酒店空间发展格局演变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进行了思考。     

武汉市“保障性人才住区”周边资源评估与优化

伴随近年我国城市的转型升级,人才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愈加明显,地方的"引才留才"工作愈发重要。为此,文章以武汉为例,量化评估各类"保障性人才住区"所拥有的空间资源。从"人才需求"出发,构建基于多因子的"人才住区空间资源评估模型",同时结合多源稠密数据建立数据库,对武汉人才住区的周边资源状况进行系统评估。研究发现:武汉人才住区的空间资源量由内环向外环逐渐递减,各类空间资源的密度分布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空间资源较高的人才住区集中在三环线以内,较低的则分散分布在外环线附近;与生产通勤相关的空间资源分布均衡,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空间资源分布较为不均衡,人才偏好的文体休闲资源则较为欠缺。此外,由市场主导建设的空间资源,存在匹配度较低的问题。建议地方政府积极干预,助推实现"保障性人才住区"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新建人才住区应尽量布局在城市的成熟地区;对已有人才住区进行空间资源评估,进行针对性优化。     

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空间耦合分析

基础教育资源发展经常会滞后于城市化居民点的建设,如何更好地协调两者均衡发展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文章选取湖北省武汉市为研究区,运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和平均几何中心等地理学空间分析方法,探索该地区城市居民点和基础教育资源空间格局及变化过程,分析其耦合状态并指导未来城市空间发展。研究发现:2005—2018年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小学和中学)数量呈先减后增趋势,而居民点数量持续增加的趋势;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空间分布均呈现"核心—边缘"的分布趋势,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而远城区分布较为稀疏。同时,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出现发展不均衡的状态,特别是2005—2015年期间两者的耦合度逐渐降低,而两者密度中心耦合度呈现由低至高,又逐渐降低的波浪型趋势;空间变化方向上则以2010年为时间节点,两者重心偏移由方向一致转为呈现相反方向偏移。武汉市未来城市规划中,需要更加切实加强对居民点与基础教育资源空间规划,优化基础教育资源结构的同时,综合考虑居民点人口、经济等要素,实现两者空间布局高度耦合。     

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以库区重要区万州为例

以三峡库区重要区万州为例,运用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动态度"、核密度、邻近距离测度等方法,定量分析了万州区农村居民点从三峡工程蓄水之前(1995年)到后三峡时代(2012年)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因此划分了空间格局演变类型。结果表明:万州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从"单点高值集中"向"多点中高值集中"转变,整体呈"西密东疏"的空间差异;交通的引导作用加强,地形的限制作用减弱;空间演变速度呈"东增西缓中减少"的特征。依据基础分析结合区域位置和生态条件将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投影在村级单位上,并分为自然演变、加剧演变、剧烈演变和三峡工程扰动四种类型。空间格局演变类型的确定为后期驱动机制研究、空间重构优化提供基础数据,具备更好的操作性,未来的县域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则需要根据不同空间格局演变类型的特点加以引导。     

平原水乡乡村聚落空间分布规律与格局优化——以湖北公安县为例

以湖北公安县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自相关计量方法,借助Arc GIS10.0和Geoda095i的空间分析功能,重点分析了公安县平原水乡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影响机制与格局优化。结果表明:公安县用地规模较小的聚落分布密度高,用地规模较大的聚落分布密度低,全局与局部Moran指数分析进一步发现了小规模聚落局部集聚明显,大规模聚落集聚不明显。水文、地形、交通等基础地理要素仍是影响平原水乡乡村聚落分布的决定性因素,但人口迁徙、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城乡管理政策等影响因素正深刻冲击聚落格局。研究认为新时期聚落格局的优化需要解决聚落体系结构与布局不适应发展要求以及中心聚落、散居聚落建设不合理的问题,并基于集聚人口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视角提出了集镇社区、中心村和散居村庄的科学布局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