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渤海地区县域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时空演化与失调发展特征

以多源遥感数据、GIS辅助数据和统计数据为基础,利用GIS空间分析法和指数分析法,揭示近20年来环渤海地区县域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时空演化与失调发展特征。结果表明:环渤海地区县域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均以低等水平为主,但土地城镇化处于中高等水平的县域多成组分布于市辖区周围,人口城镇化处于中高等水平的县域多连片分布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均呈显著增长趋势,但土地城镇化水平呈高速增长的县域多分布于沿海地带和省会城市内,人口城镇化水平呈高速增长的县域主要分布于河北省内;约有94.56%的县域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呈失调发展,失调等级以轻度失调为主,失调类型以人口城镇化滞后为主;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失调发展呈周期性循环波动、螺旋式上升趋势,总体而言,重度失调发展的县域比例有所上升,人口城镇化滞后的县域比例显著上升。     

生态文明背景下健康城市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京津冀为例

利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研究了生态文明背景下,2007—2017年京津冀13个城市健康城市建设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发展状态、耦合协调分布特征及其驱动力。结果表明:(1)京津冀健康城市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均值随时间均以京津为中心向四周扩散递减,但健康城市发展整体水平要优于土地集约利用。(2)耦合协调水平区域差异明显,但随时间差距逐渐缩小;历年耦合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均呈显著集聚状态,但空间差异逐渐缩小。(3)因子探测器显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是影响耦合协调发展的主导驱动因子,交互式探测器进一步揭示了各驱动因子的交互促进能力。研究结果对于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缩小区域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湖北省人口—土地—产业城镇化的时空分异与动态耦合分析

基于城乡人口、土地与产业发展的内在关系,构建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测度指标,综合运用三角模型和动态耦合度模型,分析2009—2016年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时空分异特征,识别三者城镇化动态耦合关系和演进规律,结果表明:①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分异特征显著,城镇化属于典型的产业带动型,形成以武汉为主中心,以宜昌、襄阳为副中心的产业城镇化发展格局,城镇化水平高的县域在空间上具有集聚特征,其城镇化的"溢出效应"提升周边县域城镇化水平;②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静态耦合度呈上升式演进趋势,县域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优劣差距明显缩小,县域间城镇化发展逐渐呈现均衡化态势;③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动态耦合度明显低于静态耦合度,由于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上升空间的有限性和社会经济转型压力,经济发达县域更易表现出人口、土地与产业动态变化的不一致性。     

房地产经济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基于中国30个省会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界定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动态修正的协调度模型,利用全国30个省会城市2004—2015年的人口、土地数据测算出各省会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实证分析了房地产经济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全国省会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虽然呈逐年增长态势,但整体水平偏低,且协调度水平存在地区差异,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2)三大区域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协调度增长速度最慢,区域间协调度差距也最大;(3)不管在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增长都能促进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这种促进效果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4)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之外,房地产经济其余相关变量对东、中、西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各不同,对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城镇化协调发展政策时应采取针对性措施。     

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突变级数、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等方法,分析2000—2013年中国各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3年中国城镇化、经济增长以及耦合协调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程度逐渐缩小,空间上"东—中—西"递减态势依旧。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的"集群化"与"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②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两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减弱。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的地理近邻性特征明显,高高集聚区汇聚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鄂豫皖省际交接处等地区则是低低集聚区。③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城市人口规模、投资水平、消费能力、财政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具有较大促进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则会抑制其发展。     

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耦合关系研究——基于湖南省88个县(市)数据的分析

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县域人口回流趋势明显的背景下,实现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运用复杂系统理论探讨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相互作用机理,进而构建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以及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关系模型,以中部人口大省湖南省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GIS技术对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和空间可视化表达。研究表明:①县域城镇化是人口、产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各系统协调发展的过程,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②湖南各县域整体上人口城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低,且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我国市辖区土地开发异质性测度与成因分析

根据2004—2014年我国大陆地区24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测度了市辖区土地开发的时空异质性并测度了差异水平,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政府逐利行为等方面构建了市辖区土地开发异质性影响因素模型,在全国层面和东、中、西部实证分析了市辖区土地开发异质性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我国市辖区土地开发强度存在时空异质性,在时间上市辖区土地开发规模不断增大且年度差异明显,在空间上土地开发强度具有明显的东部地区和大型城市(群)集聚特征,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高强度地区;经济发展因素、人口增长因素是市辖区土地开发强度异质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政府逐利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市辖区土地开发,存在学者们提出的"土地财政"现象。     

京津冀地区人口发展格局与问题区域识别

基于2000和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借助空间分析方法揭示近期京津冀地区人口分布格局特征、人口发展综合指数,并通过构建人口发展问题区域识别方法划分问题区域。结果表明:(1)京津冀人口空间分布疏密差异大,人口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快但县域城镇化水平偏低,区域老年人口比重年均增长0.6个百分点,人口受教育水平地区差异大;(2)人口发展综合指数介于0.0816~0.7670,分别有50%和25%的区县综合指数介于0.2~0.3和0.3~0.4;(3)京津冀地区可划分为8类人口发展问题区域,即综合发展滞后区(11.76%)、人口密度偏低区(3.92%)、城镇化水平偏低区(2.94%)、人口老龄化突出区(13.24%)、受教育水平偏低区(21.08%)、人口密度偏低复合问题区(9.80%)、城镇化水平偏低复合问题区(15.69%)、无突出人口问题区(21.57%)。研究认为,京津冀地区未来应以产业布局与发展为引导构建合理的人口格局,完善区域公共服务体系促进人口有序有效疏解,重视并积极推进京津冀区域次级中心全面发展。     

重庆市“土地、人口、产业”城镇化质量的时空分异及耦合协调性

综合运用熵权法和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在挖掘城镇化质量内涵的基础上,建立"土地、人口、产业"城镇化质量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并以重庆市为例,对研究区2002—2012年"土地、人口、产业"城镇化质量、耦合度、协调指数、耦合协调度及空间格局差异进行测算、分析,以期为重庆市未来城镇化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从时间序列上看,重庆市城镇化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由于受区位条件、国家和地方政策,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呈现出不同阶段性特征;2从空间格局上看,重庆市县域城镇化质量协调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空间非均衡性较为显著,呈现出以都市功能核心区、都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为中心,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和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空间差异特征;3城镇土地资源利用效益偏低和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制约现阶段重庆市城镇化质量提升的两个关键性因素。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以中原经济区为例

以中原经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人口结构、发展能力、生活水平、土地利用投入、土地利用产出等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测度指标体系,以耦合协调模型为研究方法,对中原经济区2003—2013年人口与土地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原经济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呈不协调趋势。除周口市人口城镇化指数(0.113)与土地城镇化指数(0.094)差距较小外,其余城市均有一定程度的差距,其中郑州市、信阳市、宿州市、泰安市二者的指数值差距较大;(2)人口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发展与耦合度由轻度不协调类土地滞后型向勉强调和协调类土地滞后型阶段转变;(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对比类型始终表现为土地滞后型。     

京津冀地区空间结构的基本类型与划分方法

以京津冀地区为案例,采用人口密度和交通可达性两个指标,基于10 km格网数据将京津冀地区的空间结构划分为内层中心空间、外层中心空间、人口稠密的过渡空间、人口稀薄的过渡空间、人口增长的边缘空间、人口稀薄的边缘空间六种类型,结果表明:1中心空间以占9.87%的土地面积集聚了31.39%的人口,边缘空间以占75.42%的土地面积集聚了47.95%的人口,中心空间的人口密度是边缘空间的4.97倍。2中心空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天津的市辖区以及保定和廊坊的部分市辖区内。边缘空间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地区的北部、西部和南部,这些地区以山区和粮食主产区为主。该格局反映了这一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相耦合的基本特点。3比照主体功能区划方案,中心空间和过渡空间与开发类地区的拟合度达61.6%,边缘空间与保护类地区的拟合度达72.1%,两者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京津冀地区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研究

本文在梳理京津冀地区资源环境本底特征、发展现状、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京津冀地区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发展思路:(1)开源与节流并重,走资源环境的集约发展之路;(2)综合利用行政、立法、市场等多种手段,走资源环境的高效发展之路;(3)统筹规划、管理、整治,走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之路。文章认为,京津冀地区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的重点任务是:在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方面,一是节约利用水资源,二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三是推进矿产资源节约,提高开发利用效率,四是合理利用海洋资源;在联防联控环境污染方面,一是全面实行清洁空气行动,二是加大水体污染防治力度,三是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四是海洋环境保护与治理;在构筑人口—资源—环境(PRE)生态保障体系方面,一是构筑以水为核心的蓝色生态保障,二是构筑以林木为核心的绿色生态保障,三是完善生态环境补偿的红色生命线。文章最后就京津冀地区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提出对策建议以下:(1)建立统一协调的资源开发与环境治理工作机制;(2)充分拓宽渠道实现生态环境的高效保护治理;(3)加快资源环境管理的科技信息水平建设;(4)实施最严格的资源管理制度;(5)健全资源环境开发保护公众参与机制。     

时空演化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9—2019年我国西部地区子系统发展指数及系统耦合协调度,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模型与ArcGIS软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协调度情况。研究发现:我国西部地区人口、环境与经济发展指数稳定提升,资源发展指数有较大波动。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优化,从2009年部分地区濒临失调衰退,到2019年多数地区达到初级与中级耦合协调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其他子系统发展是制约其协调度提升的主要因素。全局Moran’s I体现出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高—高集聚主要位于陕西、四川与云南一带,低—低集聚位于甘肃、宁夏、新疆和青海地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基于ArcGIS-GeoDa的县域人口—经济系统协调格局演变特征研究——以京津保地区为例

人口-经济协调发展是增强区域联动发展活力的重要前提。以京津保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GIS和Geoda等空间量化分析平台,采用空间可视化的方法并以京津保三地市所辖区县为评价单元,对2003、2007、2011和2015年等年份的人口与经济系统发展水平、系统间协调发展程度及其关联性的空间格局的逐年均衡度和变化态势进行分析。结论显示:各市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与其所辖县域发展的均衡度间呈显著的正相关性,县域间人口和经济发展均衡程度也会对其人口-经济发展协调度布局产生直接影响,市中心辖区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致性高,协调度也高,而市边缘辖区因人口与经济发展不一致而使得协调度较低。因此在协调度空间关联性方面主要形成"高-高"型和"低-低"型两种局部空间集聚形态。研究对于京津保三地市率先实现协同发展和增强其对河北其他地区的辐射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人口双向集散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及其空间梯度

人口集聚的向度和深度调整,就会反映为城乡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利用"五普""六普"的"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以及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2018)从县域层面对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进行识别和区分,并利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县域层面人口双向流动对城镇化的空间异质效应。研究发现:人口流动的空间集聚具有明显的"节点"特征,人口自分散的区县向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市辖区的集聚过程十分明显;人口流入和流出的双向集散过程对城镇化有不同的空间非平稳影响;城镇化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梯度性;人口负担反映的劳动力不足是制约县域城镇化的重要机制渠道;人口集散过程通过地区人口抚养比调整机制对城镇化形成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非农化程度和人口密度也是城镇化实现的重要基础;市辖区依旧是城镇化中心,相比县城具有更强的人口吸纳能力;城镇化要选择何种路径是未来区县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     

京津冀都市圈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协调性研究

运用变异系数法、极差变换法、耦合度模型和协调度模型对2003、2006、2009、2012年京津冀都市圈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都市圈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差异明显,尚未达到土地利用效益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同步稳定发展的阶段;各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程度良好,以中高度耦合程度为主且整体呈上升的趋势;区域内各城市的协调程度大多数处在失调阶段,并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逐步递减的分布趋势;除北京和天津外,大部分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强度高于协调程度,空间上尚未达到耦合协调的良性共振。     

京津冀区域承载力与生态文明建设——2012首都圈发展高层论坛观点综述

"十二五"时期,是京津冀地区加快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建设世界级科技创新基地、先进制造研发转化基地和重化工业基地的重要阶段,也是京津冀按照科学发展观共建生态宜居家园的关键时期。京津冀三地专家聚首北京,分别对区域人口、水资源、土地、生态环境以及经济社会承载力进行了多视角分析,认为京津冀区域资源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人口增速加快、空间分布不平衡、核心城市人口集聚未根本改变;水危机加剧,尤其京津人口规模严重超过水资源承载力;区域生态环境正在透支未来;经济社会承载力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但仍有提升空间。专家们围绕如何加快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提出重塑京津冀人口和经济的空间分布、加强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加快中心城市功能疏解、实施"三生"空间战略、创新生态城市模式、规划建设首都生态涵养"特区"、积极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等一系列对策建议。     

区域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耦合机制及协调效应——基于京津冀地区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县域尺度,构建区域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互动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耦合协调模型等方法探究2010—2019年京津冀地区200个区县的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及时空演化特征,识别区域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现状和瓶颈。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各区县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和旅游发展的综合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县间存在显著的不均衡现象,文化遗产资源禀赋高评价指数区呈“集聚”扩散态势,旅游发展高评价指数区呈“孤岛”向“集聚”演化格局。(2)两系统的耦合发展呈现阶段性和波动性,耦合度经历了“拮抗—磨合—高水平”到“磨合—高水平”的转变;耦合协调度由“中低耦合协调为主”上升到“中高耦合协调为主”的等级分布,但尚未完全形成良好的协调。(3)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呈现“高—高”和“低—低”的空间聚类格局,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其中,2010—2015年呈现明显下降态势,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效应下降,高值区和低值区均减少,出现“大扩散、小集聚”的空间分异特征;2015—2019年呈现上升集聚态势,高值区和低值区均显著增加,主要表现为京津冀地区北部区县的“高—高”和太行山山前地带沿线区县的“低...     

京津冀区域人口与经济时空演变分析

通过分析京津冀地区人口分布、经济格局的演变关系,以期为京津冀地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基于京津冀地区200个区县,采用人口、经济不均衡指数、地理集中度及一致性系数等分析方法,探讨了1990—2020年间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等要素的内部流动及时空演变配置协调程度。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不均衡指数在0.44-1.03之间,表明人口与经济分布均呈现出比较显著的不均衡状态,同时人口与经济分布演变存在着不协调的现象。(2)研究区整体人口地理集中度逐年下降,而经济地理集中度则在波动中缓慢增长。其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市区,而低值区主要集中在偏远县域,表现出典型的“核心-外围”分布特征。(3)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一致性的区域范围基本保持稳定,而人口集聚远高于经济集聚的区县数量大幅度增加。重要城市的区县人口及经济集中度增强,偏远地区的区县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性趋势明显。为了促进京津冀地区的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在经济政策的主导下,应该优化人口分布、经济结构及生态环境等要素的协调配置关系。     

福建省人口—空间—产业城镇化的时空耦合特征分析

利用2008-2013年福建省面板数据,从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入手,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实证检验福建省人口—空间—产业城镇化系统之间的时空耦合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一是时序变化上,2008-2013年福建省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基本趋同,大致呈现同步稳定上升态势,表明新型城镇化内部系统耦合作用明显,并且耦合作用的强度大于内部协调性.二是空间分异上,九个地市的耦合度出现了低水平耦合和拮抗2个阶段,2种耦合状态的地市个数和区间变化相当.三是空间组合上,九个地市出现了失调发展类空间城镇化超前型、轻度失调类空间城镇化超前型和勉强协调类空间城镇化滞后型3种空间组合类型.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