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土地及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综述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深入,我国城镇化体系的协调发展状况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健康的城镇化应该做到人口、土地和经济城镇化的协调融合.本文在梳理近年来诸多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多维度阐述了城镇化的内涵及特征,总结分析了学者们对人口、土地及经济城镇化之间协调关系的不同的研究角度、模型构建以及研究方法,剖析了三者不协调的原因,最后分别从多角度提出了促进三者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京津冀地区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与土地空间演化

京津冀三地互相毗邻,同处于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区位,是我国北方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京津冀地区在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地区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如何推进京津冀地区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首先,文章分析了京津冀地区生态经济发展的现状,并进行了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研究;其次,构建了地区生态经济指标评价体系和测算模型,提出了促进地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和措施;最后,分析了京津冀地区城市群土地空间结构的演化趋势,并给出了具体的调控方法,目标是实现京津冀地区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人口集聚时空耦合及空间效应研究——以松花江流域为例

基于2010—2019年松花江流域1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与人口集聚系统耦合协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系统综合水平指数变化趋势、耦合协调的时空异质特征和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大体平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上升速度较为缓慢;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偏低,随时间变化呈平稳上升并趋于稳定的态势;全局莫兰指数均为正且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显著性,说明松花江流域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人口集聚系统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其空间集聚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由空间杜宾模型以及效应分解可知,投资调整、政府能力会对地区耦合协调度的提高产生正向作用,城市化水平、教育投资、基础设施对于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没有起到预期正向作用。     

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利用耦合机理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加速背景下,城市群人口集聚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瓶颈,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1980—2015年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数据以及人口经济统计资料,刻画了京津冀城镇化水平与建设用地、耕地及生态用地之间的关系,定量化分析了人口城镇化水平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对用地需求的变化。研究发现:①指数曲线和多项式曲线能较好揭示建设用地、耕地和生态用地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耦合关系。②1980年以来京津冀城镇化率从31.85%增加到62.72%。人口城镇化水平每提升一个百分点需增加建设用地169 km2,消耗耕地299.5 km2,生态用地62.79 km2。③受到自然资源本底、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北京、天津和河北各个城市城镇化进程和用地需求差异显著。     

福建省人口—空间—产业城镇化的时空耦合特征分析

利用2008-2013年福建省面板数据,从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入手,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实证检验福建省人口—空间—产业城镇化系统之间的时空耦合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一是时序变化上,2008-2013年福建省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基本趋同,大致呈现同步稳定上升态势,表明新型城镇化内部系统耦合作用明显,并且耦合作用的强度大于内部协调性.二是空间分异上,九个地市的耦合度出现了低水平耦合和拮抗2个阶段,2种耦合状态的地市个数和区间变化相当.三是空间组合上,九个地市出现了失调发展类空间城镇化超前型、轻度失调类空间城镇化超前型和勉强协调类空间城镇化滞后型3种空间组合类型.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

基于系统科学视角,构建了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8—2017年我国31个省(市、区)(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与城镇化质量、区域经济质量的发展变化特征之间具有一定关联性,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滞后于其它两个子系统发展,且滞后期大约为2年;②2008—2017年,我国各省(市、区)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关系总体比较稳定,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明显;③从风险因子探测结果来看,人均GDP、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货物进出口总额是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因子交互探测结果来看,双因子交互作用要强于单独因子作用;④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是由基础设施支撑力、资源集聚力、经济拉动力、政府调控力、市场推动力、社会促进力等多元驱动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     

人口—经济—空间视角下山东省城镇化时空演变

分别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三个维度及其相关关系出发,构建城镇化发展评价体系,选取山东省2006、2013年截面数据,运用均方差赋权法、耦合度分析法、Jenks自然最佳断裂点分级法,比较分析了人口、经济、空间城镇化程度及其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结果表明:山东省近年来城镇化水平有了较快提高,但当前仍是以人口城镇化为主导的初级阶段,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化各子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增大,但整体耦合水平仍然不高,处于中水平耦合阶段,趋于协调发展。各地市之间存在较大发展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发展程度较高,且子系统之间耦合协调程度比较高,多数地市处在中高水平耦合阶段;鲁西南各地市的发展水平、子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与东部各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乡村收缩背景下松嫩平原乡村地区人口—经济空间耦合关系

以松嫩平原乡村地区32个县域单元为例,基于空间自相关分析及人口集中度指数、经济集中度指数、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指数的测度,揭示乡村收缩背景下松嫩平原乡村地区人口—经济的空间耦合关系。结果表明:(1)2000—2018年,松嫩平原乡村地区人口数量先增加后减少,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呈现"南密北疏"的格局。(2)人口空间分布的关联性较强,呈现典型的集聚分布模式,人口集中度指数南高北低且高值区域逐渐向北扩展。(3)经济集中度分布格局多呈现"双核"模式,且经济空间分布不均衡性大于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总体来看,近20年来,松嫩平原乡村地区人口—经济的空间耦合类型中,协调发展型和经济迟滞型的县域类型居多。     

湖北省人口—土地—产业城镇化的时空分异与动态耦合分析

基于城乡人口、土地与产业发展的内在关系,构建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测度指标,综合运用三角模型和动态耦合度模型,分析2009—2016年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时空分异特征,识别三者城镇化动态耦合关系和演进规律,结果表明:①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分异特征显著,城镇化属于典型的产业带动型,形成以武汉为主中心,以宜昌、襄阳为副中心的产业城镇化发展格局,城镇化水平高的县域在空间上具有集聚特征,其城镇化的"溢出效应"提升周边县域城镇化水平;②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静态耦合度呈上升式演进趋势,县域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优劣差距明显缩小,县域间城镇化发展逐渐呈现均衡化态势;③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动态耦合度明显低于静态耦合度,由于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上升空间的有限性和社会经济转型压力,经济发达县域更易表现出人口、土地与产业动态变化的不一致性。     

广东省旅游—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从经济、产业、地形及关联性等方面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旅游—经济—环境三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对旅游—经济—环境耦合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其中旅游系统是调节中枢,经济系统是资金保障,环境系统是发展基础,三子系统互相牵制,互相驱动。(2)2007—2016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逐渐演变为中部渐弱,第三梯队城市由西部向东部转移的空间分布格局。(3)根据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解析三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特征:环境子系统发展综合效益基本以中部为界,东部沿海整体上优于西部地区;经济子系统发展综合效益呈现以广州、深圳为圆心,同心圆辐散式分布且辐射作用向外逐渐变弱的特征;旅游子系统发展综合效益北高南低,随时间推移表现出东部渐强、西部渐弱的发展态势。     

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析法测算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探究其数字经济的空间特征,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计算其数字经济的空间效应,识别影响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关键因素。结果发现：从空间演化格局看,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失衡发展问题较为严重,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中心—半边缘—边缘”圈层结构和“内高外低”特征。从空间相关性看,北京、天津和廊坊呈现出“H-H”型空间聚集特征;邯郸、邢台和衡水表现为“L-L”型空间聚集特征。从空间影响效应看,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对本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而人均GDP、城镇就业人数、产业结构则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教育水平与技术进步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从空间异质性检验看,城市规模异质性显著影响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提出推进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突变级数、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等方法,分析2000—2013年中国各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3年中国城镇化、经济增长以及耦合协调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程度逐渐缩小,空间上"东—中—西"递减态势依旧。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的"集群化"与"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②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两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减弱。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的地理近邻性特征明显,高高集聚区汇聚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鄂豫皖省际交接处等地区则是低低集聚区。③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城市人口规模、投资水平、消费能力、财政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具有较大促进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则会抑制其发展。     

时空演化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9—2019年我国西部地区子系统发展指数及系统耦合协调度,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模型与ArcGIS软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协调度情况。研究发现:我国西部地区人口、环境与经济发展指数稳定提升,资源发展指数有较大波动。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优化,从2009年部分地区濒临失调衰退,到2019年多数地区达到初级与中级耦合协调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其他子系统发展是制约其协调度提升的主要因素。全局Moran’s I体现出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高—高集聚主要位于陕西、四川与云南一带,低—低集聚位于甘肃、宁夏、新疆和青海地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三生”空间理念下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对京津冀13个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算,并运用耦合研究探析城市间及各城市"三生"空间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京津冀各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稳定;新型城镇化水平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优势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不足;"三生"空间协调发展度偏低。因此,为实现"三生"空间协调发展,应加强城市间的互动联系,提升重点城市的带动作用,合理评估各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产业和人口承载水平。     

我国中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格局

中部地区成为国家近年来关注的热点地区。中部地区人口众多,城镇化的发展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文章基于GIS和数据分析,总结了中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空间格局的基本特征,包括人口城镇化速度快但水平低;各区县人口规模相差很大,城镇体系结构不合理;城镇化的区域差异明显;都市经济区和人口—产业集聚带初步形成;各省的离心化倾向明显,表现出一定的核心—边缘结构等。中部地区的城镇人口空间分布的集聚态势明显,城镇化区域差异将进一步扩大,最后针对中部地区城镇化空间格局的优化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研究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1998—2008年人口和GDP数据支持下,应用区域重心和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分析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的耦合特征,并结合耦合指数对经济区发展类型进行了划分。结果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西南方向,在大的趋势上存在耦合关系;人口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均呈现南高北低,围绕经济区中心城市聚集;人口和经济聚集的主要轴线为浙赣线,次要轴线为昌九线,并表现出先在昌九线集聚,后向浙赣线集聚的态势;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高度相关;根据耦合指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可划分为经济极化型、经济超前型、协调发展型、经济滞后型和经济落后型五类区域。     

东部沿海人口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东部沿海为例,运用熵值法和空间自相关,对2003—2013年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特征进行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上,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定量分析经济水平、政府政策、工业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五个因素对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关系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①2003—2013年,东部沿海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度波动提升,空间上主要呈现“群”状分布,与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拟合度较高。②全局莫兰指数为正表明东部沿海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水平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局部空间自相关则表明二者的协调发展除了具有空间依赖性,还表现出空间异质性。③经济水平、政府政策、工业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对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良性互动均发挥正向作用,其中政府政策和经济水平是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④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扩大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加快工业化进程是实现东部沿海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基于人口-经济-生态协调发展的青海省新型城镇化研究

通过阐述新型城镇化内涵,分析青海省城镇化发展现状,揭示青海省城镇化存在的问题,一是城镇空间分布与发展不均衡,二是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城市地区,三是城镇体系等级结构不合理,四是城乡发展差距大,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最后,提出促进人口-生态-经济和谐发展的青海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探讨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均逐年上升,但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有所波动,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协调度不高;耦合协调度由沿海向内陆递减,市域差距不断缩小;各地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表现为滞后型,研究时段后期,个别城市转为生态环境滞后型。(3)从影响因素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调控能力对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具有一定的影响。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关系研究

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人口与经济在空间上的联系,存在一定的演变规律,这也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之一。选取人口和GDP两大指标,根据地域重心和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运用arcgis等软件制作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地理坐标轨迹图变化图表,分析其变化趋势和驱动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结果表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口和经济分布具有较大的不均衡性,人口分布主要体现为向交通干线和区域中心城市集聚,其周围人口密度远远大于其他区域人口密度;经济分布主要体现为交通干线周围优于其他区域,而且人口和经济重心的总趋势是从西南向东北方向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