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互动

随着全球结社运动的不断兴起,公民社会被放到了与国家、市场同样重要的层面,成为考虑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宏观要素,公民社会、国家与市场间的关系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问题。文章从公民社会的定义和特点出发,结合历史事实,讨论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互动情况,并通过进一步分析找出互动的深层原因及可能的特殊情况,最后对中国公民社会未来的发展进行尝试性的思考与预测。     

爱尔兰的国家创新体系

20世纪90年代初,爱尔兰的国家创新体系还比较落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爱尔兰政府和整个社会对创新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一些相关的机构逐渐建立起来。到2000年,爱尔兰政府已经成立和完善了主要的科技创新政策咨询机构和执行机构,并出台“2000—2006年国家发展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将创新作为国家发展目标和国家发展计划的核心内容。在过去6年中,爱尔兰通过国家发展计划有效地建立并不断完善了国家创新体系。大幅度增加投资水平,支持一系列关键项目。特别是在2004年,政府内阁任命了首任科学总顾问,成立内阁科学技术创新委员会,国家创新体系和政…     

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困难、可能与路径选择

由于“秦制”以后社会的法理和制度设计的基本方向。始终在于建立一种维护和效命统治权力,以此为终极价值的“权力社会体系”,这套造成中国传统社会停滞根本原因的权力文化,不仅在制度方向上显然与公民文化完全相反,更为关键的是它长久而异常强势的侵蚀力极大地改变了无数社会细胞的原有性质和自我功能,于是使后来的公民社会建设很难具有起码的依托。     

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思潮与社会责任

一、一股新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思潮。在中国，主要有两种教条主义的理论思潮对经济学的发展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一种是传统的但是并没有完全消散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思潮，另一种是新兴起的但却来势汹汹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思潮。大约从10年前开始，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经济学界进行了一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理论大讨论，主要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这个核心，对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规范等一系列基本的理念和原则进行了激烈的学术争论。     

国家法团主义：当代中国半官方社团的浮现——以K省建材行业协会为例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启动,市场力量得到空前释放。与此相适应,国家权力的谨慎转移为民间组织的发育提供了合法性空间。行政机构改革伴生了一批半官方性质的社团。借助国家法团主义理论对K省建材行业协会进行实证分析,试图展示当代中国半官方社团的生存困境与演变路径。     

制度主义分析的缺陷及其超越——关于中国村民自治建设和研究的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推行的中国乡村民主自治政治建设基本上建基于制度主义的后设理论。它强调制度建设、行政推动和制度归因。制度主义理论家族包括两大类成员：一类是结构制度主义;另一类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结构制度主义假设了传统一现代的二元对分,套用现代理想类型,来分析乡村发展诸问题,却难以提供制度变迁的具体的路径和方式。理性制度主义虽然指出了,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需要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来克服搭便车问题,但是自身却难逃制度理性和行政代理人利益理性的悖论。实践取向的能力建设方向,建基于当地村民的地方性知识和实践智慧基础上,围绕着实践中的问题,在外部专业人员协助下,通过行动反思,来融合传统资源和现代制度,寻找乡村发展和民主自治的出路,或许这才是跳出制度主义困境的希望所在。     

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协同发展——民间组织的自主性、民主性和代表性对其公共服务效能的影响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国家与公民社会呈现你强我弱的零和博弈关系,公民社会自主性的提高会有损于国家的施政。但是,最近十年来国家比较发展和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表明,国家与社会可以协同发展、相得益彰。本文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团体研究中心对两省一市两千多社团的调查数据,初步检验了自主的、实施民主治理的民间组织有利于政府施政的假设,获得正面的结果。基于这一经验研究,我们提出国家新的社会发展战略,即通过强化社团组织的自主性,提高民间组织的能力,从而形成一个国家行政能力强大、社会组织富有活力的新局面,推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草根NGO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本文认为中国的民间社会正处于前公民社会状态,草根NGO面临着法律、人力、资金、信任、知识等五个方面的困境。作者通过介绍上海和广州的两个志愿组织案例,深入考察草根NGO中的行动者如何确立规范,如何设定发展策略,又如何建立组织框架,尤其是关注这些组织以及成员的志愿精神在中国公民社会成长中如何克服困境而促成其发展。     

做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公民——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许国祯访谈

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发展20多年后,终于认识到必须走绿色发展道路,这也是我们国家资源和环境的现实所决定的。然而走绿色的发展道路需     

文革研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视角

本文以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关注文革研究中对国家权力及其这种权力与社会群体间的关系的分析,更进一步扩大至关注国家领导人、权力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研究,以此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从这一视角出发,文革研究可分三大部分,一是对国家层面上权力精英,特别是毛泽东的研究;二是对国家权力对社会群体影响的研究;三是对社会群体能动性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来出来的对社会群体能动性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极权主义模型的解释框架,而是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社会性力量的新诠释上。     

市民社会、跨国倡议与中国劳动体制转型的新议题——以台兴工人连锁罢工事件为例分析

全球化正在改变中国的劳动管制体制,传统的国家立法或行政手段、工会运动和国际劳工运动都面临着全球资本和品牌流动的挑战.跨国倡议网络借助于社会责任和道德进入中国,反血汗工厂运动在中国的深入使得中国的劳动管制面临转型.本文以台兴公司的骚乱事件为分析对象,探讨跨国倡议网络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并反思市民社会的发展空间.     

市场经济"升级"、公民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纪念《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创刊20周年

商会建设问题，是在我们整个国家改革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民间商会是公民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架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The Politics of Shutdown: Community,Property, Corporatism

I discuss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employment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 also compare the relative explanatory power of competing economic theories, while detailing the macro, sectoral, and micro evidence on the issue with reference to advanced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offer a critical meta-analysis of both the theory and recent empirical achievements stemming from the relationship of technology and employment. More specifically, I draw some general conclusions about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that relationship.     

金钱与自主--市民社会面临的两难境地

为什么市民社会总是无法达到其支持者的期望?这篇论文提供了一个解释:即缺乏独立于国家和企业之外的财务和运营自主权。本文表明,市民社会自给自足这一普遍深入人心的神话根本没有事实基础。实际上,私人慈善团体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成为市民社会组织的主导性收入来源。那么,什么才是呢?市民社会组织的收入来源在各个国家是否相同?资金来源如何影响它们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市民社会组织真的从国家和企业独立出来并获得了自主?这些都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中国公民财产权法律保护制度的确立与公民社会的发展--"中国公民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与制度创新"专家座谈会综述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并把建立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作为下一步推进改革的目标和任务。针对我国公法对公民私人财产权法律保护的有关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法学研究》杂志社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日前在海南博鳌联合举办了“中国公民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与制度创新”专家座谈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如何从公法的角度完善我国公民财产权的法律保护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综合座谈会专…     

Welfare State and Welfare Society

This paper updates and extends my earlier work on how the middle class fares throughout the world based on the microdata sets that comprise the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LIS). Wave #6 LIS data, recently released and centered around 2004,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assess what has happened to the size of the middle class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early 2000s. In contrast to the 1980s and 1990s, there was no noticeable decline in the middle class during the early 2000s. The paper provides further evidence that the siz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each nation depends mainly on government tax and spending policies. In particular, it shows the key role played by family allowances and paid family leave in supporting a national middle cl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