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策略性分析

以股权与非股权安排为视角考察了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均衡条件。采取逆向归纳法,基于东道国FDI政策以及东道国企业生产率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分别探讨一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内在动因。通过推导子博弈完美均衡解探析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最优选择的条件。研究结果表明:外国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新建投资成本充分小的情况下选择以新建方式进入,在新建投资成本充分大的情况下选择以并购方式进入;在新建投资和非股权安排可置信威胁的条件下,外国企业倾向选择并购方式。     

新建投资与跨国并购比较分析——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选择

在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中,进入方式的选择非常重要。一种适合的进入方式可以直接促使企业的投资成功,反之,则有可能导致投资的失败。本文在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建立数理模型,对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进行分析。     

生产率异质性、东道国市场条件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使用2006~2012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具有生产率异质性的中国跨国企业如何在具有不同市场条件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结果表明:相比生产率较低的企业,生产率更高的中国企业更有可能在一些市场条件较差的国家进行投资。其内在逻辑是:市场规模较小、进入成本更高、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对中国企业而言有着更高的临界生产率,由此吸引更多生产率较高的中国企业在该国投资。在使用多种方法处理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之间可能的逆向因果关系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是稳健的。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东亚八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利用东亚八国1980-2002年的经验数据,就FDI对东亚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和作用渠道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亚地区的初始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FDI对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具有直接拉动作用,但这种直接贡献随时间推移不断减弱,而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强;FDI与人力资本的互动性对该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其促进效果也在减弱。基于实证分析的结论,本文最后针对我国引资实践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区分布不尽合理；投资规模小，经济效益偏低；投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缺乏高效统一的宏观管理与协调机构；海外企业缺乏高素质人才，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我国海外投资风险尚缺乏有效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为加快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注意以下几点：尽快走出对外直接投资的认识误区；对外直接投资布局要合理化；做好经营战略的选择，提出经济效益，避免重复建设；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管理，大力培养跨国经营人才，加强企业管理。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1982-2007年的数据,运用OLS逐步回归法、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人均GDP和政府政策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正效应,平均工资是贞效应,固定资本存量、科技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等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作用不显著.     

税收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税收结构异质性的母国驱动力探析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需要母国制度的激励和引导,税收政策对企业OFDI动机和行为具有直接影响。税收结构由税收政策和产业结构共同决定,基于中国税收结构的时空异质性,实证分析表明：地方税收结构对地区OFDI存量具有显著影响,所得税比重与OFDI存量显著负相关,其他税比重与OFDI存量显著正相关,流转税比重与OFDI存量正相关但不显著;税收结构与OFDI存量互为因果关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OFDI存量显著正相关,并对税收结构影响OFDI存量具有调节作用,显著强化了所得税比重的负向影响,显著弱化了其他税比重的正向影响。目前,中国企业OFDI的国内主要驱动力并非“避税效应”,而是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环境成本压力;产业结构升级本身会推动企业OFDI,但也会通过改善国内营商环境、缓解资源环境成本压力等路径抑制企业OFDI。政府应加强对企业OFDI的引导,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OFDI的协同;企业应加快开放发展,积极通过OFDI优化资源配置和融入全球价值链。     

制度壁垒、组织学习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

本文借鉴制度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的视角,考察东道国区位因素和企业异质性对中国企业选择对外投资区位的多重影响。基于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条件逻辑模型,实证分析发现:文化距离和正式制度风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负向影响,且正式制度风险的负向影响在企业具有较高水平的FDI经验或较多的国际股权联盟联系时减弱;而文化距离的负向影响只在企业具有较高水平的FDI经验时才有所降低。结果表明,特定的组织学习有助于中国企业克服由东道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导致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障碍。     

中印利用FDI政策比较研究

中国和印度在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同样吸引了跨国公司的关注.两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有所不同,通过比较得出结论,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引入外资的技术含量,我国外资政策应从以FDI优惠政策为主向扩大开放转变;投资重点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力度:制定符合WTO规则的制度.     

OFDI技术寻求动机与出口强度——浙江跨国企业的证据

强调对外直接投资(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富有政策含义。在探讨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出口强度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把浙江OFDI企业与东道国数据相结合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 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跨国企业出口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2)究其影响途径,企业生产率与盈利能力均显著正向影响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然而,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企业生产率产生正向效应的同时,OFDI面临竞争性的加强也会降低企业利润率;(3)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的正向影响在发达国家相对较小。此外,基于企业所有制、规模与年龄等分组研究结果表明: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不同类型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呈现异质性特征。研究可以为浙江实施OFDI拉动出口提供现实借鉴,也可以为国家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推动出口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地方视角的微观证据。     

中国OFDI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研究——基于2003-2014年28个经济体面板数据

在国别差异视角下选取2003-2014年2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并将所有样本国家分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两类,借助于投资引力模型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市场因素、资源禀赋因素和技术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区位选择呈现出明显的国别差异,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同时受到市场规模因素和技术禀赋因素的影响,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同时受到市场规模因素和资源禀赋因素的影响,另外还发现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和运输工具的革新,距离不再是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投资研究——规模、效率与潜力

投资规模、投资效率和投资潜力是高质量投资的核心内容,在推进"一带一路"倡仪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这三个角度出发,基于2011~2017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OFDI数据,构建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为提升中国对外投资效率和发掘投资潜力提供新的解决思路,也为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产业合作明确方向。研究结果显示:就投资规模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总量越大时,将显著吸引中国对该类东道国的OFDI,但中国与"一带一路"东道国距离以及东道国自身的经济自由度越高,反而会降低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就投资效率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顺梯度OFDI效率没有明显提升,但逆梯度OFDI效率有稳定上升;就投资潜力而言,中国需要挖掘对东亚、中亚、南亚以及东盟地区投资的新增长点和投资新契机,目前中国对独联体地区的投资相对薄弱,有待加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研究--基于“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比较分析

选取"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2010~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法,比较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会抑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链低端环节进行投资存在被"替代"风险;东道国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仅在已承接较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存在,且第二产业的诱发力最强,中国企业进入第二产业具有较强的相对优势和较小的投资风险;"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比"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更为显著,但"海上丝绸之路"的区位要素更具吸引力。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发展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观点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传统主流理论观点;二是其他（合新进的）理论观点,其中关于战略资产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战略联盟的理论观点尤为引人瞩目。对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观点的价值和局限性进行归纳研究,有助于探讨和提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和区位选择的总体思路。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得出,垄断优势论、邓宁的经济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说、规避贸易摩擦的动机理论能够解释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优势理论和拉奥的技术地方化优势理论并不能够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同时,由于假外资的存在,策略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在我国并不存在。     

中国企业OFDI持续时间的生存分析

中国企业OFDI发展迅速,中国企业“走”得远的同时,“走”了多久成了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利用生存分析模型对中国企业OFDI持续时间数据进行全样本和分层研究,应用K—M乘积限法研究中国海外子公司持续时间,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哪些东道国宏观与企业微观因素对持续时间产生影响。     

新进入者劣势、累积学习经验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兼论“五通指数”的调节作用

利用2006~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结合跨国公司与组织学习理论,系统考察包括地理及制度性因素在内的"新进入者劣势"对中国"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验证对外直接投资累积学习效应及其对"新进入者劣势"的调节作用;同时利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系统考察互联互通对中国企业"新进入者劣势"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除经济距离外,其他距离因素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累积学习经验及"五通指数"在经济和地理距离方面的调节作用较为明显。企业自身学习经验的累积以及政府在政策、经贸、人文、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互通均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新进入者劣势"的消极影响。     

“逆全球化”是否冲击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熵理论计算出世界各国"逆全球化"程度,通过"就近集中权衡"理论解释"逆全球化"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机制,并使用2003~2018年我国对全球107个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检验东道国"逆全球化"程度对我国OFDI的影响。研究表明：（1）依据测算的全球"逆全球化"指数,2016年以后"逆全球化"已经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全球化趋势。（2）东道国的"逆全球化"水平对中国OFDI造成负向冲击。（3）东道国政治风险强化了 "逆全球化"对中国OFDI的负面影响,而贸易壁垒却呈现相反效应。（4）中国的OFDI对发达国家"逆全球化"造成的负面冲击更敏感。从实证结论出发,就应对"逆全球化"冲击、深化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提出政策建议。     

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将会持续扩大,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根据2003-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43个国家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矫正误差（PCSE）方法估计,重点研究东道国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将样本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比较两条路线上的异同。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与我国OFDI显著正相关;中国对“一带一路”的OFDI一般集中于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原因在于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降低了投资风险;地理距离对中国投资有负影响,中国对东道国出口对OFDI有促进作用。此外,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对OFDI的影响在“一带一路”两条路线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与自主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实践表明,引进外国投资很难获得先进技术,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则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选取中国1995～2012年对20个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对发达国家投资与自主创新能力进行检验,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与自主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紧密和稳定的正向关系,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有提升作用。此外,研究与开发投入对于企业创新有明显的正向效应,而科技活动人员数量对发明专利授权量存在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