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国益贫式增长的影响

科学地制定有利于穷人增长的经济政策对于推动公平的增长意义重大。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其实质是通过考察经济政策和冲击对宏观经济增长和对微观低收入群体福利的综合影响,在效率优先与公平优先两个差别迥异的发展模式之间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框架,进而推进益贫式增长。本文致力于两项主要工作:(1)开发一个小型的中国益贫式增长"宏观—微观"政策分析模型。此模型能够创新地实现宏观经济模型和微观个人福利函数的连接,从而可以在一个框架内考察贸易、汇率、公共支出和劳动力市场规制等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2)在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框架基础上,考察中国2002—2006年间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及其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对低收入群体福利的综合影响。     

益贫式增长的内涵及其实现路径：一个文献综述

益贫式增长是对穷人有利的经济增长,它关注穷人在经济增长中的受益程度,被认为是有效减贫的最佳经济增长模式。益贫式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减贫的最大动力,但是经济增长是减贫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高速的经济增长必须配合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才能实现贫困快速下降。实现益贫式增长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经济增长直接提高穷人收入;另一种是通过政府公共再分配使贫困人口从经济增长中间接获益。本文通过对益贫式增长的含义及其实现路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总结,以期为学界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益贫式经济增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实现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的含义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作为一个过程,共享发展是其新阶段。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这要求中低收入者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大于高收入者即实现益贫式增长。本文以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益贫式增长实现路径。实现益贫式增长的关键一是着力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实现多种形式就业,促进居民收入结构的调整;二是提高再分配政策设计的精准性。     

精准扶贫政策之益贫式增长效应

本文构建精准扶贫政策影响益贫式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6—2019年宿迁市国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阳光扶贫监管系统数据,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村级益贫式增长与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在精准扶贫政策干预下,村级实现“强益贫式增长”,其机制在于,改变低收入农户生计模式、强化“三保障”、提升收入稳定性,而增强收入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最强;(2)帮扶措施实施广度与精准度较低造成扶贫项目收益减贫成效不足;(3)救助补助类收益能明显提升教育与医疗保障水平,但住房保障益贫性有限;(4)精准扶贫政策能促进较低收入农户实现更快增收,也呈现较强的县域益贫性。这意味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仍是难点,因此,应加大经济薄弱村产业帮扶力度,在提高贫困标准、强化分类施策的同时,提高帮扶精准度,探索建立综合性社会保障体制,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益贫式增长成效。     

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效应——基于农村流动劳动力视角

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低收入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利用2011-2018年CMDS与289个地级市的匹配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益贫式增长效应、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收入提升和分配改善两个机制实现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益贫式增长,这一结论在考虑模型内生性和替换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能加速提升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效应。流入地社会保障缺失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益贫效应的发挥。单纯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甚至逆转其益贫效应。因此,要在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同时,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与就业匹配能力,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共富红利”。     

从益贫式增长到共同富裕的逻辑建构与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益贫式增长机制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也是重要途径。在新发展阶段,需要深入研究从益贫式增长到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本文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分析了益贫式增长和共同富裕在目标、主体、内容和方式上的逻辑关系。并沿着“改革开放前-涓滴型增长-益贫式增长-共富型增长”这一历史线索,梳理了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逻辑。结合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约束因素,从解决相对贫困、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在全体人民共建共享中实现物质精神共同富裕等角度提出了我国从益贫式增长转向共同富裕的现实逻辑。最后,从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统筹全面均衡发展、以数字经济落实共建共享等视角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     

扶贫攻坚背景下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益贫式”增长

基于2000—2015年间中国农村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水电气环保型基础设施、交通信息型基础设施、科教服务型基础设施和福利保障型基础设施等四个维度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益贫式”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从减少贫困人口、节约扶贫成本和缩小不平等程度三个方面来促进农村地区“益贫式”增长,当宏观政策稳定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同时,农村基础设施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交通信息类基础设施更能促进实现农村经济的“益贫式”增长。为实现中国农村的“益贫式”增长,要全面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并将重心偏向于交通信息类基础设施建设,以节约扶贫成本、减少贫困人口并缩小不平等程度。     

中国间接税能否推进益贫式增长收入再分配格局——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测算模拟

文章重点关注间接税减缓相对贫困效果,并基于CFPS2012年与2018年微观数据测算模拟表明：匿名评价下中国间接税整体K指数为负值,具有逆向调节的收入再分配与减贫效应,加剧了总体贫困广度、深度以及强度,但现阶段结构性减税使间接税归宿的累退性、平均税率有所下降,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横向公平、纵向公平,减小了城乡相对贫困倍差;非匿名评价下居民家庭税前收入位置与间接税负担率呈现“U”型关系,且低收入群体位于拐点左侧,这使部分家庭收入减损流入相对贫困阶层。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自发推动“益贫式增长”收入再分配格局。     

公共财政视角下开征物业税的必要性分析

公共财政视角下改革财产税体系,适时开征物业税具有多方面的必要性：首先,开征物业税是调节存量财富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需要。其次,开征物业税是抑制房价、保障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最后,开征物业税可以健全地方财政收入体系,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使地方财政逐步走上公共财政的轨道。     

公共财政维度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民族区域自治权,与一个国家的财政体制有直接关系。今天,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政体制已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变并开始完善,这要求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进一步完善。     

省际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水平影响的差异化研究

本文以公共财政学、新经济地理学、空间计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引入地理空间因素,分析了2000-2010年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水平的省际影响。研究发现：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存在;本地区每增加1%亲贫式支出会带动国民幸福指数提升范围大致在02%~1%之间,邻近地区国民幸福指数提高1%会带动本地区国民幸福指数提升07%左右;空间计量模型估计效果优于最小二乘估计效果,空间滞后模型优于空间误差模型。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能够提供我国各省市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指数集聚、差异及其形成原因的部分解释。     

宏观税负、亲贫式支出与公众主观幸福感

宏观税负对公众主观幸福感仅有十分有限的负面作用,而亲贫式支出对公众主观幸福感提升有明显作用,且其作用足以抵消宏观税负的消极影响。政府应积极地发挥税收政策在消除收入不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要注意宏观税负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负面作用,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亲贫式支出的比重以改善民生,进而达到提升公众主观幸福感的目的。     

公共财政视角下中国卫生支出研究

我国卫生总费用的绝对数每年都在上升,但是卫生总费用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增加所致。公共卫生支出占我国财政支出及GDP的比重较低,与其他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我国的医疗卫生服务缺少公平性,呈现城乡二元性特征。本文通过搜集和分析历年医疗卫生相关的数据,从公共财政视角下对我国医疗卫生支出的规模和结构进行探讨,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医疗卫生支出的几点思考。     

公共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借鉴国内外学者关于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利用引入公共财政支出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实证分析了重庆公共财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重庆市财政规模扩张是促进重庆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但不能过分强调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毕竟其长期作用还有待考察。     

空间市场视角下商业房地产研究回顾

本文基于空间市场的视角,对商业房地产空间市场的分析和预测、商业空间的多样化,以及与商业空间租赁相关的租金、租赁行为、租约及空间的租买选择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     

公共财政视角下优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措施分析

在农村发展过程中,公共物品供给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而目前出现的农村公共物品财政投入不足、结构不够合理等现状已经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政府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需要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在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加大投入力度,利用新型融资方式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提供资金支持。     

2008年以来国家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效果分析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对经济下滑的担心,使得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发生了大转变,由金融危机前的紧缩性政策转变为危机之后的扩张性政策.这样大幅度的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房地产市场造成了影响,但是都没能达到预期效果.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来自三方面,涉及人们的预期,制度的不完善,政策本身.     

论公共财政对地方税收的影响

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是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必然选择.地方财政税收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关键在于对公共产品层次性的划分和各级税权科学合理的配置.本文主要讨论公共财政对地方税收的影响,提出需进一步优化现有地方税制结构,以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最终达到地方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的平衡.     

分析土地财政现象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影响

我国现行的土地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自从分税制改革以后,土地财政已经成为了地方政府用来缓解财政矛盾的主要选择。现行的土地制度所具有的二元性导致了房地产市场静态的二元性,地方政府在对土地进行干预的过程中更加分化,已经成为了阻碍房地产行业利润和满足产业市场需求的一个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