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跃进”发动的经济体制原因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在实施赶超战略过程中，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发动的一场暴风骤雨似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大跃进”运动发动的原因源自多个方面，从“大跃进”发动前后中国的经济体制角度，就赶超战略、生产资料所有制、计划经济体制、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以及当时的工农业发展体制等五个方面加以探讨和分析。     

“大跃进”运动的教训

认真回顾“大跃进”运动的历史过程，深入分析此间我国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对于我国当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警示作用。     

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

本文旨在利用最新的历史资料,采取历史逻辑方法,并从自由退出权的丧失和复得的经济学意义,揭示以剥夺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对农民的全部口粮实行强制性集体化为标志的公共食堂的兴起、散伙、重新加强和最后的迅速解散,与＂大跃进＂饥荒的爆发、加剧及突然终结在时间上的重叠并非偶然,而是与这一退出权的丧失和复得有着深刻的内在因果关系。     

理性与良知：“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

“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在整个国家的行政结构中处于一个夹层位置，一方面其命运取决于上级的好恶，另一方面对下级和民众的权力基本不受到制约，因此他们从理性的角度发出，只能对上惟命是从，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民众所遭到的痛苦，表现出良知的一面。有一部分县级官员为上级的错误和自己的过失承受了惩处，不过最根本的原因是行政体制所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说，县级官员也是行政体制问题的牺牲品。     

风起于青萍之末：“大跃进”时期的劳动教养与管制初探

中国独特的劳动教养与管制制度在“大跃进”时期发挥到极致,当年由基层官员“创造”的县、社、队办劳教,随意管制民众,致使权力滥用,造成了许多悲剧。我们应该吸取“大跃进”时期的教训,反对用目的的合理性掩盖手段的非法性。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并且在法制的框架下运行。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关于保护的发展生产力的措施和政策

本文以1958－1960年“大跃进”时期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某些“左”的错误为背景，论述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敢于正视错误，深入调查研究，集中全党智慧，为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改善提高广大人民生活水平，采取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方针和政策，从而使全国人民渡过困难时期。这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论在进攻还是退却中，都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拥抱“高铁时代” 铁路投资“大跃进”

我国幅员辽阔、内陆深广、人口众多,突破交通运力“瓶颈”的政策举措正催生潜力巨大的铁路产业链。在高铁建设热潮中,我国已形成了中央、地方政府、企业多方联手加大投资的格局。“四纵四横”高铁干线建设正全面启动,地铁、城轨抢建浪潮席卷全国,空前的投资活力推动高铁产业各环节突飞猛进。同时,在崇尚“低碳经济”的国际背景下,我国高铁技术的国际输出正拉开序幕。数以万亿计的资金将投入到整个高铁产业链中,我国迎来高铁建设的新时代。     

西部大开发谨防“大跃进”

随着西部开发再次踏上新征程，国家又出台多项优惠政策，一系列建设工程也即将上马，西部人无不欢欣鼓舞。不过，在大家的兴头上，我还是想泼点儿冷水。     

浅议基层社会中的乡村“混混”及其治理

近些年来,随着乡村社会运作的逻辑从传统的以人情、舆论为基础转变为靠金钱、权势为支撑,乡村＂混混＂这一群体开始卷土重来,成为影响乡村秩序的重要角色并成为法社会学界普遍关注并研究的一个特殊群体。以山东半岛某村庄的＂混混＂为例,试图阐释乡村＂混混＂存在的原因及其在基层社会运作中的利弊,并论证乡村＂混混＂限制与治理的可能途径。     

“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1958—1961年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现有研究从粮食供给下降、公共食堂、城市偏向政策、缺粮区偏向、政治激进主义、政府救济不力及饥荒的历史记忆角度对大饥荒成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赶超战略及＂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本文考察了人民公社内部分配制度,发现＂大跃进＂运动时期人民公社大幅度提高集体积累,农民个体可消费粮食急剧下降,这可能是＂大跃进＂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利用1953—1966年省级面板数据证明了上述假说,并提出集权体制下农民个体政治权利的缺失是传统社会主义饥荒频发的主要原因。     

经济体制因素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影响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出现是非常复杂的,经济体制问题是重要的因素之一,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农业合作化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城乡分割体制等经济体制问题都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有重大影响。     

权力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

本文分析了不同利益群体在大跃进公共食堂中的行为,指出了向上负责而不是向下负责的权力模式和缺乏制衡是导致困难时期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公共食堂这一问题上,人的良知与欲望的冲突,个人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利己的价值取向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因素。     

指标管理的失败：“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行为

论文从高指标、高压出发,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基础,指出指标考核让造假成为官场的一种游戏规则,趋利避害是官员的正常行为。论文分析了几类造假动机和几种官员的造假,最后指出指标考核弊病的危害。     

农村改革期待第二次飞跃—地权的归属

邓小平同志说“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就完了。”农村在改革开放初期实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建国以来，地权问题的第一次飞跃。它的特点是“三权分离”，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户家庭拥有土地经营权，政府拥有土地管理权。它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十分明显的经济效益。它从根本上引发了农业直至城市的改革。完成了短缺农业到结构上的农产品相对过剩的过渡。但是近年来随着农村的改革深入发展，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作用已经是强弩之末，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却日益突出，所以农村急盼着新的改革措施，地极归属是这些新的改革措施的首要问题。     

"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1958-1961年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现有研究从粮食供给下降、公共食堂、城市偏向政策、缺粮区偏向、政治激进主义、政府救济不力及饥荒的历史记忆角度对大饥荒成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赶超战略及"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本文考察了人民公社内部分配制度,发现"大跃进"运动时期人民公社大幅度提高集体积累,农民个体可消费粮食急剧下降,这可能是"大跃进"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利用1953-1966年省级面板数据证明了上述假说,并提出集权体制下农民个体政治权利的缺失是传统社会主义饥荒频发的主要原因.     

The Great Leap Forward, Economic Reforms, and the Unit Root Hypothesis: Testing for Breaking Trend Functions in China''s GDP Data

This paper has two related objectives. The first is to evaluate empirically whether annual data for China's GDP and its sectoral components from 1952 to 1998 can be modeled more accurately as a stationary process around a breaking trend function as opposed to a unit-root process. The second is to identify the long-run growth pa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shocks that are big enough to have altered the path. The conclusion that China's major output time series are trend stationary with structural breaks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in policy decisions for long-run growth and short-run stabilization. It also has implications for modeling comovements between output variables and other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in cointegratio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economy.J. Comp. Econom., December 2000, 28(4), pp. 814–827. Department of Commerce, Massey University (Albany), Auckland, New Zealand.     

科学发展的重要启示:陈云与“大跃进”前期基本建设的整顿

陈云从总结1958年杭州半山钢铁厂厂房倒塌事故的教训出发,深入阐述了"大跃进"运动以来全国基本建设战线存在的严重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解决办法。陈云的政策思想,为中央决策提供了依据,对"大跃进"运动前期基本建设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也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