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体乡村治理中角色重塑问题探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然而,在"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并没有形成互动双赢的良性格局,乡镇政府的权力只是在形式上被弱化,实际上由于村委会的角色错位导致村民自治功能受到极大的抑制和削弱,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重塑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契机,有助于构建政府引导、农民主导、社会组织参与和市场运作的网格化治理格局。     

改革30年:村民自治的实践与探索

本文通过对改革30年来农村村民自治的实践与探索的回顾,充分肯定了“乡政村治”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政治模式,是新时期我国找到的治理农村的最好的政治模式,分析了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基层治理机制,充分体现村民自治的一些思路。     

“乡政村治”的兴起、现状与发展趋势

乡村治理是一个由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公共权威实现对乡村社会调控和治理的动态过程 ,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 ,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的状况不同 ,国家和社会权力分配也不同 ,因而乡村治理格局也不尽相同。伴随着世界改革浪潮的出现 ,2 0世纪 80年代中国农村实施了以落实农户土地经营权为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从而揭开了农村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出现了乡镇一级设立的基层政权依法对乡村进行行政管理与乡镇以下的村实行村民自治的“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在此 ,笔者就中国乡村的“乡政村治”谈点己见…     

后税费时代乡村关系的特征及均衡发展的路径

税费改革之后,乡村之间由强控制关系走向缓和并趋于互动。但是,由于乡村两级组织与农民利益脱节,乡村制度性权力弱化以及财政困难使得乡村治理难有作为。而压力型体制的存在更是制约乡政村治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改善乡政村治的治理环境,构建乡村治理结构多元化格局,进一步细化乡村的职责权限,促进农村基层社会的和谐发展。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基层政权问题研究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经历了政府机构"管理式"控制模式、社会生产动员式的社会运动模式、"乡政村治"二元乡村治理模式三个阶段,现行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仍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如乡镇一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严重失衡,"条条"与"块块"互相分割、"党政企不分"等、基层政府的"公司化"和基层政府工作机制的"运动化"等.因此,本文认为,构建适应新农村建设的基层政权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     

农村公共权力的异化趋向及其治理 ——来自粤北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公共权力日渐呈现异化的趋势。通过长期实际的考察和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自治制度的不完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不顺、乡村社会的无主体性以及诸多历史与现实的因素等是导致农村公共权力异化的主要原因。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要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落实“四个民主”、改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构建“乡政村治”新格局、强化村民教育实现人的现代化以及深化集体产权改革壮大集体经济等,以此实现农村公共权力的理性回归。     

村治主体的缺位与再造——以湖北省秭归县村落理事会为例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着治理主体缺位的村治困境,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村级组织自治功能弱化和内生性村治主体无法生成,使村庄自治事务处于管理真空状态。基于加强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湖北省秭归县的"幸福村落"创建活动开辟了以村落理事会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供给式的村治主体再造路径,具体从村治主体的治理单元、治理资源和治理规则三个方面展开再造。村落理事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通过构建在村精英的吸纳机制、村庄内部资源的调动机制以及民主协商积极性的激发机制,实现了村庄的良性治理,适应了农村社会非规则化、非格式化的特征,是应对村庄琐碎事务的扁平化治理机制。湖北省秭归县的村落理事会建设经验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改革提供了方向。     

不同乡村治理模式下的村民及其治理——从“人”的视角出发

乡村治理的传统模式--"乡政村治"在二十多年的运行中出现了诸多问题,理论界与实践操作才均已在创新乡村治理方面进行了大量积极的探索.但是,乡村治理水平始终难得到本质上的提升,本文选取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具体乡村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全面分析和重新认识乡村治理中的"人"对于把握我国乡村治理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并于理论与实际操作层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广州白云寮采村治创新“村民理事会”之范例分析

广州白云区寮采村重视基层民主参与机制创新建设,围绕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趋势,以构建能融合现代法治理念和传统德治观念,兼顾夯实国家治理基础和实现村社有效自治的双重需求的科学治理机制为目标;在传统的村社治理基本架构"村两委"及集体经济组织之外,培育和发展村民理事会,至少具有两大现实功能:一是让各方面群众代表有机会参与协商本村重大公共事务;二是有助于拓展群众参与民主监督村"两委"的渠道和方式。寮采村实践表明村民理事会促使原以村"两委"主体转变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构建相互协调配合、相互监督制约的新型村社治理体系和联动沟通机制,充分调动各基层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畅通农民诉求渠道,妥善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是加强村社治理的有效举措。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湖北木兰乡个案分析

本文在对湖北黄陂区木兰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村民自治背景下乡对村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关系,以及"村治"对乡政务的影响,认为目前乡村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乡财政与村财务处于困境、地税征收压力与泡沫成分上升、村自治功能发挥不良、农村经济粗放发展、乡与村利益矛盾突出等.文章还剖析了村民自治背景下乡行政主控型乡村关系的形成及原因、"乡政"与"村治"的互动关系、乡村建制变革和经济发展方向等问题.     

浙江桐乡 发挥“一约两会三团”协同作用

<正>桐乡市开展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探索,突出党建引领,推动政府、社会组织、群众等治理主体多方共治,发挥"一约两会三团"的协同作用,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乡村治理新格局。桐乡市的三治融合实践,充分体现了自治、法治、德治综合运用、协同发力所产生的乘数效应。     

建立健全“三治合一”善治体系

正"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回答了基层治理重心下移进程中"乡村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的问题,契合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激活了乡村治理的机制融合力和有效创造力。一要坚持自治为本,以自治增活力。着重从健全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入手,尊重民意、因地制宜,不断提升基层民主实践的效率效能,完善议事决策主体和程序,落实群众知情     

乡村治理结构的调控机制与优化路径

乡村治理结构镶嵌于"乡政村治"的制度框架中,融合了乡村治理的实践面向,表现为以"乡""片""村""组"为基础的治理单元配置模式。文章通过考察转型期乡村治理结构的调控机制,发现乡村治理单元的配置逻辑兼有政治属性与行政属性,二者共同塑造了乡村治理结构,赋予其"虚实相生"的实践形态。其中,政治逻辑立足村庄治理单元,突出"块块"为主的政治动员,彰显了乡村治理的群众基础。行政逻辑立足乡镇治理单元,突出"条条"主导的行政控制,彰显了"事务主义"的治理取向。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的辩证统一赋予乡村治理结构以弹性。当前的乡村体制改革需着眼于乡村治理的整体结构,审慎推进乡村治理结构的行政化,维系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均衡,以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提高其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     

共建共治视野下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困境与应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目的是推动社会自治，而农村治理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环节，打造共建共享的农村治理格局至关重要。在推动农村社区协同治理过程中，面临着农村社区经济基础薄弱、基层党组织工作能力与服务能力低，农民自主意识薄弱，农村地区法治文化及法治意识缺失等困境，制约了农村社区“共建、共治”格局的形成，因此必须充分激发农村社区经济活力，保障农村治理设施建设，转变农村社区传统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引领作用，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推动农村治理体系建设，提高农村社区治理能力。     

农村社会治理困境,如何破解?——清远市“三个重心下移”的实践探索

农村社会治理困境如何破解?清远市围绕农村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在群众自发实践的基础上,开展了"三个重心下移"(村民自治下移、基层党组织建设下移和农村公共服务下移)的实践探索。村民自治下移,打通农村工作沉入一线的"最初一公里";基层党组织建设下移,打通农村治理"末梢"的"关键一公里";农村公共服务下移,打通农村自我服务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农村公共池塘资源的“嵌入式自治”及其制度逻辑

自主治理理论与中国现实情境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与张力。立足于实践经验,本文尝试借鉴嵌入理论来分析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如何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群自治,进而提出“嵌入式自治”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构建纳入政府干预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对安徽省W区在河长制政策实施背景下的小微水体治理案例进行深入分析,解码国家“嵌入”与社群“自治”互动的制度逻辑。研究发现:在自治组织失能、治理规则缺失、社会资本流失的情况下,政府以目标嵌入矫正了基层组织目标偏差、以制度嵌入解决了制度供给的二阶困境、以资源嵌入提高了基层组织治理能力,从而激活了社群内部的应用规则、关键群体以及社会资本,撬动了其“自治”潜能。但“嵌入式自治”本质上受行政逻辑所主导,存在着行政替代自治的可能。本文拓展了自主治理理论,在实践层面为小规模会共池塘资源乃至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思路。     

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与利弊分析

现有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政党、政府、村民组织共同治理农村社会的三元结构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以政府为中心,以上传下达、调节矛盾、维护乡村稳定为主要任务,是一种结构合理的村民自治和权限分明的“乡政村治”治理。其优势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利于增强农民民主意识、维护农村社会安定团结等;主要弊端有：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不扎实,权威治理为主,、缺少专业化治理等。建议提高村干部待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改变“单中心”治理模式,实行权威治理与专业治理柯结合。     

政府间纵向互动与基层森林治理创新

基于福建省长汀县森林恢复的成功实践经验,采用田野调查和文本分析法分析高层级政府与基层政府在森林治理中的互动,诠释基层森林治理创新的形成过程。结果表明:高层级政府和基层政府是基于环境治理共识和生态政绩驱动下开展的基层森林治理创新;高层级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基层政府进行自主性试验;基层政府和高层级政府的纵向互动保障了森林治理创新"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可持续性。作为生态资源禀赋为地方显著特征的县市,其互动的动力来源于生态治理共识和生态政绩追求。最后,为寻找因地制宜的基层森林治理创新之路,提出建立高层级政府和基层政府保持良性互动下的适应性林业治理体系等建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发展的路径与趋向

本文从历史的视角,以乡村治理机制及其内在逻辑的变迁为核心,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治理的发展路径及其依赖性特征,探讨中国乡村治理的发展趋向。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即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划分为两个时期,按照乡村治理机制的变迁,可以划分为乡镇自治、人民公社制、乡政村治和乡村共治四个阶段。70年来中国乡村治理发展路径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表现为乡村治理体制结构的行政化和集权化、乡村治理思维的城乡分治、乡村治理主体的精英化和乡村治理方式的技术化。未来乡村治理现代化将以构建党领导下的"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和开放的多元化治理格局为主要方向,实现乡村善治。     

多元共治理念下的乡村柔性治理路径分析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柔性治理是基层治理不断深化的一种新型模式,这种模式在基层治理主体的选择层面,将国家、社会和农民的互动作为实现乡村“善治”的最终路径。文章从“多元共治”的角度出发,分析在乡村柔性治理中参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内容的多样化和治理效果的多面化,以期构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实现乡村治理秩序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