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及其转移支付

通过全国各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比例及缺口、替代率、抚养比等指标，分析中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养老保险为例，将其差异分解成抚养比和替代率两个因素，并以其全国平均水平为基准，确定对缺口地区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补助数额，并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角度，对财政、统计等基础工作提出改革建议。     

财政政策产出非对称性效应研究——基于金融周期视角

尽管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在不同金融周期条件下可能存在非对称性，但国内仍缺乏相关实证研究。基于此本文运用平滑转移向量自回归(STVAR)模型实证分析了1996Q1—2019Q4我国财政总量支出与财政分类支出在金融周期不同阶段的产出效应，并就我国财政政策的金融周期特征进行了识别。结果发现：与金融繁荣阶段相比，财政总量支出与财政分量支出的产出效应在金融衰退阶段更强；在金融繁荣阶段，财政分量支出的产出效应为负；财政投资支出的产出效应要大于财政消费支出；我国财政政策不论是在全国层面还是省级层面均表现出明显的顺金融周期特征。有鉴于此，逆金融周期的财政调节与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助于财政当局提高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与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加强地方财政投资的管理

地方财政投资是指地方财政预算支出中属于基建支出的那部分投资。按照现行的预算管理体制，地方财政投资包括省、市、县、乡级财政投资。加强地方财政投资管理，一是由地方财政投资在地方财政预算支出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地方财政预算支出中，基建支出所占比重较大。在地方预算支出中，基建支出所占比重大约占三分之一左右。基建支出管理好坏，对地方财政预算的整体管理水平有很大影响。二是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要求。在未来的十年里，地方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是必然趋势，在地方财政投资增加的情况下，加强地方财政投资管理，使其管理规范化…     

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理分析

对2007—2017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序变化进行分析,再以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驱动效应,且这种正向驱动具有显著的动态效应和区域异质性、市场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我国的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最小;市场化程度高的省(区、市)最为显著,市场化程度低的省(区、市)相对较弱。进一步检验发现,财政科技支出主要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抑制产业结构偏离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此,我国要进一步健全财政科技投入体系,有效加强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同时财政科技支出适度向非国有企业倾斜,有效提升财政科技支出的靶向性。     

浅谈我国社保基金管理制度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为了加强财政监管，确保社保基金的安全完整，社保基金财务制度将社保基金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规定，社保经办机构开设收入户、支出户，财政部门开设财政专户，社保经办机构征集的社会保险费收入存入收入户，定期转入财政专户，财政专户向支出户拨付基金，支出户向参保对象支付社会保险待遇支出。其中收入户除向财政专户划转基金外，     

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与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效应与中介机制

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能否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深入认识这一问题，有助于优化区域财政科技支出资源配置模式并提升创新水平。基于2009—2019年我国内地30个省级层面数据研究发现，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呈“U”型特征，中部地区受益明显，而东部地区所受影响甚微，西部地区反受其害。企业加强合作研发可正向调节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在创新链前端和后端环节的驱动作用，加强内部研发有利于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在创新链前端环节发挥驱动作用。但企业合作研发强度并非越高越好，超过一定限度反而不利于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发挥创新驱动效应，而内部研发要素包括基础设施、人员及开发经费，其投入强度必须高于一定门槛，才能促进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发挥作用。由此，在当前各地创新实践中，随着区域研发强度提升，应适时提升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水平，尤其是中部地区。同时，为有效激发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的创新驱动效应，各地应引导企业提升研发强度并优化资源配置。     

财政教育支出区域配置的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在梳理区域经济结构中有关教育的理论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区域配置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如下结论:财政教育支出对我国各省区、直辖市经济增长均有正面影响;但作用力度并不相同.由截距项体现的非教育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各省区、直辖市之间表现的差异性也非常大.另外教育支出和非教育支出两个因素对同一省(或区、直辖市)的作用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财政科技支出、企业生命周期与技术创新

基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利用2007—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针对“财政科技支出—企业技术创新”范式进行分析并基于生命周期视角加以检验。结果发现，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正向驱动并展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创新动力，即财政科技支出对于实质性技术创新活动的驱动更强，对于非实质性技术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在界分企业生命周期后发现，在企业成长期及成熟期，财政科技支出在驱动技术创新方面卓有成效，但在衰退期创新增益并不显著。此外，政府激励结构是影响财政科技支出效力释放的重要条件。地方政府在“为增长而竞争”导向下，财政科技支出的创新驱动效果被限制；在“为创新而竞争”导向下，财政科技支出能够充分发挥其结构性创新驱动作用。研究结论可为合理规划财政科技支出、完善政府激励体制构架提供实证依据。     

浅议集中核算

1.集中支付的基本情况：财政国库除设立单一账户外，还需设立财政零余额账户，该账户主要用于财政直接支付支出的核算，每日工作结束与财政单一账户进行清算。直接支付支出包括：人员工资支出、政府采购限额以上的支出、工程采购限额以上的支出等。预算拨款单位除原账户保留外还在商业银行设立单位零余额账户，该单位零余额账户主要核算授权支付支出业务，每日工作结束与财     

浅议县乡财政困难的成因及出路

当前县乡财政收入增幅逐年放慢、县乡（镇）之间发展不平衡、用于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财力非常有限及财政负债严重，财政风险不断积累；本文对形成这一现状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开阔思路，跳出财政找出路和立足财政，调整体制，加强支出管理，优化支出结构的对策。     

"收支两条线"管理亟待完善

行政事业性收费及其“收支两条线”管理是将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财政统一管理，财政部门在银行开设专户，用于预算外资金收入和支出管理。部门和单位的预算外收入必须上缴同级财政专户，支出由同级财政按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和单位财务收支计划统筹安排，从财政专户中拨付。     

财政支出分权如何影响政府支出预算偏离*

政府支出决算与预算的差异可称之为支出预算偏离，其大小直接关系到现代预算制度的建设和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效果。预算最大化理论指出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的最大化，这会导致预算支出大于决算支出，而财政支出分权则便利了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的条件，因此，财政支出分权是导致支出预算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1994—2017年全省层面和市县加总层面的财政预决算数据，本文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也越大。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财政支出分权对预算偏离影响的程度。合理调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有效降低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     

我省政府采购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财税改革给我省财政带来的最显著变化是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收入增长机制，在经济发展基础上，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稳步上升。然而，财政形势依然严峻，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支出增长较快，财政资金配置不合理和浪费现象也很严重。如何加强支出管理，节省财政资金，提高财政...     

公共支出结构失衡的体制性原因

(一)财政职能与公共支出结构之间的关系。财政职能与公共支出结构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财政职能决定了公共支出的结构,所以公共支出结构失衡的深层体制性的原因,就是财政职能转换不到位。相应的,公共支出结构体现着财政职能范围,是财政职能的“晴雨表”;公共支出结构又决定财政职能转换的进度,合理的公共支出结构会加快财政职能转换的进程,进而加快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反之,只能起到延缓和阻碍的作用。     

财政支出分权如何影响政府支出预算偏离*

政府支出决算与预算的差异可称之为支出预算偏离，其大小直接关系到现代预算制度的建设和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效果。预算最大化理论指出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的最大化，这会导致预算支出大于决算支出，而财政支出分权则便利了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的条件，因此，财政支出分权是导致支出预算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1994—2017年全省层面和市县加总层面的财政预决算数据，本文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也越大。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财政支出分权对预算偏离影响的程度。合理调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有效降低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     

我国财政改革重心转移到支出领域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我国财政改革重心转移到支出领域后，应重视支出规模，支出结构，支出约束三方面存在的若干问题，本文讨论了相关问题度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财政波动风险与保险平滑机制：以地震灾害救助为例

文章基于我国重大地震灾害易引起财政剧烈波动的现实背景，借鉴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保险机制替代财政救灾的方式，根据我国地震相关历史数据，通过构建地震灾害财政救灾支出负担的积累模型，模拟了在不同保险金额下2014－2020年我国地震灾害财政积累救灾支出负担的变动情况，并以此检验保险如何平滑财政波动风险的事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购买保险可以有效地平滑财政救灾支出的波动性风险，且波动性与保险赔付呈反向关系。在98％的置信区间与10％的赔付率下，100亿元保额的地震保险可以使财政积累救灾负担的上下界各有08．％和12．％的下降，而1000亿元保额则可以基本消除财政救灾支出的波动性风险。文章研究表明，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运行，有助于政府优化灾害管理、提高救灾效率、发挥市场功能和尽快建立巨灾保险体系。     

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及结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1980—2005年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C-D生产函数的框架下,利用1980—2005年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GDP的相关数据,对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和结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即财政支农支出总量每增长1个百分点,农业GDP将增长0.3087个百分点;目前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偏差。因此,政府应在增加财政支农支出总量的同时,不断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以提高农业经济增长效率。     

我国财政支农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的计量研究发现:学者呼吁、三农代表呼声和财政总支出增加对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人均粮食产量的提升和农村-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则对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些因素能够解释财政支农支出变化率的83%。与1988年相比,2006年学者对增加财政支农支出的呼吁强度和三农代表的呼声都在降低,这影响了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     

政府竞争、财政压力及其调节作用研究*——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为视角

本文以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为出发点，基于2009—2017年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审视财政压力、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民生支出偏向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政府竞争而言，财政压力才是降低地方政府民生支出偏向的主要原因。财政压力对政府竞争具有调节作用，政府竞争对民生支出偏向的反向作用程度显著依赖于财政压力。具体而言，政府竞争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偏向不具有直接效应，但在财政压力的调节作用下显著影响上述三项支出。本文进一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政府竞争与民生支出偏向之间的相关关系越不显著；地方政府在执行多任务导向型的中央决策时，具有较为明显的自我选择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