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研究

本文选取我国沪市2009-2011年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根据企业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现金流量组合特征划分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对现金股利支付意愿和水平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具有显著的生命周期特征,从萌芽期、成长期到成熟期,现金股利支付倾向显著上升;从成熟期到衰退期,现金股利支付倾向显著下降。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同样遵循了这一规律。这说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很好地解释了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现象,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呈现出更加理性和科学的特点。     

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生命周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2006～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考量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生命周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现金股利政策具有显著的差异,公司盈利能力是形成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现金股利政策差异的显著原因。企业不同生命周期公司治理结构差别不大,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也大同小异。     

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现代公司的股利政策多种多样,面临的选择非常多,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时期,可能选择的股利政策又是不一样的.公司的股利政策有股票股利、现金股利等的区分,现金股利又是我们最常见的股利政策之一.发放现金股利政策也是能够向市场释放公司“现金流充足”的信号,有利于公司的股价上扬,但现金股利是从企业的税后利润中分配的,会减少企业的现金储备量,在面对有外部良好机会进行投资时可能缺乏现金,这就是发放了现金股利的两面性,如何进行现金股利的发放对于公司的成长至关重要,究竟公司会从哪些方面考虑企业是否发放现金股利以及发放的数量,本文将会具体来讨论影响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因素.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实证研究——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本文以2003-2010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用留存收益权益比RE/TE作为企业生命周期的特征变量,并通过Logit模型检验了RE/TE与其他控制变量对上市公司分配现金股利倾向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是否支付现金股利的行为符合生命周期理论。本文最后建议证监会可要求企业采用与生命周期相挂钩的现金分红政策,并加强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信息披露。     

企业价值与股利政策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系基于2007年上市公司企业价值和股利政策之间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对企业价值与是否支付股利、与每股现金股利和现金股利支付率关系作分析;并对大规模公司和小规模公司的发放股利、现金股利支付情况作分析。公司规模在大规模公司的回归中没有通过假设检验,说明在大规模企业里,规模效应已经达成,上市公司提升企业价值的侧重点已不放在扩大企业规模上。     

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现代公司的股利政策多种多样,面临的选择非常多,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时期,可能选择的股利政策又是不一样的。公司的股利政策有股票股利、现金股利等的区分,现金股利又是我们最常见的股利政策之一。发放现金股利政策也是能够向市场释放公司"现金流充足"的信号,有利于公司的股价上扬,但现金股利是从企业的税后利润中分配的,会减少企业的现金储备量,在面对有外部良好机会进行投资时可能缺乏现金,这就是发放了现金股利的两面性,如何进行现金股利的发放对于公司的成长至关重要,究竟公司会从哪些方面考虑企业是否发放现金股利以及发放的数量,本文将会具体来讨论影响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因素。     

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对股价影响的实证分析

股利政策的正确选择对于企业的做大做强与股票收益的提高密不可分,由于企业所处生命周期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所适用的股利政策也会不同。本文以2011年石化行业的股票为样本,剔除了现金股利、重组和重大诉讼、盈利预测等事件的干扰,实证分析股利分配情况与股票超常收益率之间的联系,比较了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中股票股利政策所具有的信号传递效应。通过实证研究显示,当企业处于创业、发展期时,股票股利政策具有较好的信号传递效应;而当企业处于成熟期时,现金股利政策更具信号传递效应。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现金股利分配实证研究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是现金股利分配的重要解释依据。结合生命周期理论,根据上市公司A股市场2008—2012年间的数据,运用多元回归、Logit回归考量了企业生命周期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呈现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成熟度越高的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的倾向越高,且与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公司成长性,与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及分配意愿呈负相关关系,暗含了生命周期的特征。根据研究结论,建议证监会分行业提高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水平。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现金股利分配实证研究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是现金股利分配的重要解释依据。结合生命周期理论,根据上市公司A股市场2008—2012年间的数据,运用多元回归、Logit回归考量了企业生命周期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呈现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成熟度越高的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的倾向越高,且与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公司成长性,与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及分配意愿呈负相关关系,暗含了生命周期的特征。根据研究结论,建议证监会分行业提高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水平。     

信息披露、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政策——来自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10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从信息披露的角度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均与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与其成长性显著负相关,而信息披露质量较差的上市公司并不存在这种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是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提升的结果,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有助于增强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意愿,提高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     

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中国酒业上市公司为例

股利政策作为现代公司理财的核心内容之一,不仅关系着公司股东的利益还关系着公司的稳定发展,因此合理的股利分配政策无论是对于股东的利益还是对于公司的稳定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影响股利政策的因素也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对其影响也不同。文章选取了中国酒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根据2009、2010两年派发现金股利的情况和上市公司年报的财务数据资料,通过实证研究找出影响中国酒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主要因素,并通过具体地分析,进一步为该行业股利政策的制定和规范提出具有合理性和可取性的建议,以提高企业的价值,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     

股利政策、股权制衡与公司成长性

本文以我国2005年-2007年中小板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面板数据）,从公司成长性的角度考察了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实证影响。具体检查了现金股利和第一大股东、股权制衡以及公司成长性之间的计量关系,经验结果表明：中小板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具有强烈的发放现金股利的激励,公司成长性不能弱化第一大股东对现金股利的偏好,其他大股东不能够对第一大股东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牵制,甚至存在附和第一大股东的倾向。     

管理层能力、现金股利与绩效反应

基于2011-2015年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每股现金股利与公司管理层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原因是随着管理层能力的提升,其对资源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为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利润;基于代理理论控制自由现金流以及信号理论向外界传导有关于企业与管理层声誉的有利信号的目的,上市公司会选择发放更多的现金股利。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管理层能够通过发放现金股利来增强自身的能力效应,即发放现金股利能够正向调节管理层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还会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     

企业股利政策与财务风险分析

股利政策是企业决定对其盈余进行分配的方案选择，股利政策的实行会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一些有利的影响，同样也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财务风险。本将评述两种主要的股利理论，分析股利政策与企业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并就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现状进行分析，阐述其原因以及其中存在的财务风险。     

股利政策、第一大股东和公司成长性:自由现金流理论还是掏空理论

本文以763家上市公司2003年的横截面数据为样本,检查了股利政策和第一大股东持股以及企业成长性机会之间的统计关系,考察了股利政策的股权效应,并比较分析了企业成长性机会对股利政策股权效应的影响程度。作者发现,第一大股东具有发放现金股利的显著动机,而且这种动机不受股东性质的显著影响。文章进一步观察到,企业成长性机会能够弱化第一大股东分配现金股利的激励,并促使公司保留更多的现金用于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本文的经验结果并不支持“掏空”理论,而更支持自由现金流理论:第一大股东能够迫使公司吐出多余的自由现金流,并能根据企业的成长性机会调整股利政策(在成长性高的公司增加投资,在成长性低的公司增加股利)。     

Family control,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cash dividend policy: Evidence from China

Using a sample of 1486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or the period 2004–2008, this study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family contro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ir interaction on the cash dividend policy of listed companie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family firms have a lower cash dividend payout ratio and propensity to pay dividends than non-family firms; (2) a favorable regio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ash dividend payout ratio and propensity to pay dividends of listed companies; and (3) the impact of the regio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cash dividends is stronger in family firms than in non-family firms. Somewhat surprisingly, we find that controlling family shareholders in China may intensify Agency Problem I (the owner–manager conflict) rather than Agency Problem II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minority shareholder conflict), and thu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cash dividend policy. In contrast, a favorable regio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lays a positive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in mitigating Agency Problem I and encouraging family firms to pay cash dividends.     

产品市场竞争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

本文选用2009-2012年的1469家中国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检验了产品市场竞争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与上市公司股利支付倾向和支付力度呈现正相关关系。     

公司治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股利政策

文章基于公司行为财务学视角,以2008—2010年间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过度自信、公司治理与股利政策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股利政策正相关,有效的公司治理能抑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dividend policy: Evidence from Italian firms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o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idend policy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of firms, using a sample of 139 listed Italian companies. Ownership structure in Italy is highly concentrated and hence the relevant agency problem to analyse seems to be the one that arises from the conflicting interests of large shareholders and minority shareholders. This paper therefore attempts to test the rent extraction hypothesis by relating the firm’s dividend payout ratio to various ownership variables, which measure the degree of concentration in terms of the voting rights of large shareholders. The hypothesis that other non-controlling large shareholders may have incentives to monitor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is also tested. The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veal that firms make lower dividend payouts as the voting rights of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increas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the presence of agreements among large shareholders might explain the limited monitoring power of other ‘strong’ non-controlling shareholders.